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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扩张的早期，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性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理论上使西方帝国主义多少有一些过渡性质。被条顿武士征服的斯拉夫民族并没有永久屈服在征服者的脚下，他们最后也被当成西方基督教世界平等的成员。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征服异教所建立的帝国，也依循类似的发展路线。许多“征服者”（the conquistadors）感兴趣的虽然只是战利品，但天主教会的影响却相当强大，足以使这些征服的行动染上真正的布道色彩。这些征服者曾经认真地想要使土著基督教化，好使他们有资格和欧洲的主人站在平等地位上。的确，教育性的监护期往往会无限地延长，而教会与国家的领导地位也一直为欧洲人所盘踞。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却具有足够的强制力，使帝国与被殖民者间不会有任何绝对的界限。结果形成了种族与文化的同化政策，使许多在血统上仍以土著为主的拉丁美洲国家，纳入西方的国际家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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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殖民领域的领导权却从欧洲的天主教转到新教势力手中。由于新教（Protestantism），特别是加尔文教派（Calvinist），不像天主教（Catholicism）那么具有普遍性，这种情势遂使西方帝国主义的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加尔文派教徒的眼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均享上帝救赎的恩宠，只有经过选举特别挑出的圣徒才有这份荣光。这个关于“恩宠”的性质与运作的概念，使西方基督教世界征服异教的原动力添上了一层新的意义。圣徒虽然必须义不容辞地征服“有罪之人”，让他们接受加尔文教派的严格纪律，但是征服异教的动机却不是要把罪人从无可避免的天谴中解救出来，而是要征服上帝在尘世的敌人，以增加神的荣耀。当这个观点被用到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关系上时，它所造成的殖民责任的理论就不是包容与教育性的，而是排他与压制性的。作为基督徒，加尔文派教徒在理论上必须承认，所有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像印第安人的使徒艾略特（Eiot-Murray-Kynynmond）这种人的布道活动，说明了这种理论并未完全被忽视。但在实际上，加尔文派教徒却往往对土著的得救机会抱着悲观的看法。他们严苛的原则曾经使他们获得一个结论，认为当时大部分的欧洲人都注定要受天谴；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在和其他民族的陌生习俗接触时，得到土著救赎无望的印象就不足为奇了。在旧约与犹太教的种族排他性教育下，新教的殖民主义者很容易就习惯于把自己看成被邪恶力量骚扰的选民。为了使自己不受传染，让土著永远屈服在上帝选民的脚下的思想，就成为他们殖民政策的基本精神。北美洲英语系的殖民者并未像在拉丁美洲一样把印第安人同化，反而将他们置于严格的隔离与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加尔文教派“经由选拔得到恩宠”的教义，就鼓励了种族主义式的帝国主义（racist imperialism）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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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虽未完全丧失宗教动机，但是这种动机的重要性却随着世俗化的发展逐渐降低。不过，这一点并没有使西方世界对非西方民族的态度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征服异教的冲动本身也和基督教传统的其他许多层面一样被世俗化，而且以世俗化的形式继续成为近代自由主义的组成因素。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进步”也是一个怀有嫉妒心而且要求严苛的神祇。人道的自由主义者也和他们的基督教先驱一样，相信自己有一套使人获得福祉所不可或缺的生活之道。大多数的欧洲旅游者在和欧洲以外的进步民族的最早接触中，都认为从物质文化的立场来看，接待他们的主人比他们自己更有成就。甚至晚至十八世纪，伏尔泰和其他的改革者也毫不迟疑地引述亚洲国家的优越性（不管是真的或想象的），来非难西方的未开化状态。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科技进步却将这种早期的关系反转过来。照当代自由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即使最有成就的非欧民族看起来也仍然是愚昧不开、毫无希望。这个时候，西方的优越性已不完全是靠基督教福音，民主、工业状况、科学的医药和其他一大堆世俗的恩赐都是上天的赠礼。把这些恩赐带给世界上其他的人，很明显是一种人道的责任。“白种人的负担”虽然不再是一种十字架，却仍然要求西方人去征服异教徒。假如落后民族为无知所蒙蔽而抗拒“进步”，西方人就可以用武力征服他们，把他们导入开化之境。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日增的优越性，因此能在全球各地运用这种武力征服的办法。这样一来，西方文明征服异教的行动，就在十九世纪的世俗化殖民主义形式中，达成笼罩全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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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殖民主义的倡导者就像基督教的先驱一样，代表两个极端对立的思想学派：一种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殖民责任”论，另一种则可以称为“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论。启蒙运动的哲学由于抱持一种普遍的乐观主义，因此与天主教的人性观比较接近，而与加尔文教派不同。启蒙运动的哲学相信所有的人都有理性的潜力，而将背离文明行径标准的乖张举止，看成无知的结果。由于无知可以用教育去克服，因此四海一家（universal brotherhood）就成为人类的终极命运。这个观念和天主教的“恩宠”一样，都使我们必须将殖民主义当成权宜而非永久性的生活方式。根据正统的自由主义，殖民管理的目的是要将自由主义的原则教给未开化的民族，为他们进入西方国际家族做铺路的工作。事实上，要把西方的理性标准强加在非西方民族的身上，是一桩相当困难的事，所以有些西方人遂不表乐观。在历经许多幻灭的经验以后，殖民地的行政官往往得到一个结论：在西方的选民和其他卑微的人种间，存在着深刻而无法逾越的鸿沟，“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根本就不可能碰头”。种族主义的观念和加尔文教派“由特选得恩宠”的教义一样，都把“白种人的负担”看成永久而非暂时的责任。这种理论认为，西方人固然有责任把进步文明的利益，尽可能带给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但是西方人不论用教育或是其他方法，都无法克服非欧民族内蕴的卑微性。为白人服务并且服从白人，是“无上帝律法的卑下人种”（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的永久命运。这种永久的殖民屈服论与自由主义的暂时臣服论完全背道而驰，因此也在殖民政策的领域内导致极端不同的结论。这两种理论在西方所有主要国家中都有支持者，因此造成了无数混乱与矛盾的行动。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派别的冲突，大大破坏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声誉，也为二十世纪殖民帝国的崩溃做了铺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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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散播西方文明外在内容的媒介物，不论自由主义或种族主义的理论的确都相当成功，它们对非欧民族的终极潜力虽有不同的看法，却都同意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须使非欧民族接受专制性的管理。近代工业制度不论其终极利益何在，在刚开始的时候从未受到广泛的欢迎，因此在这一点上谋求一致的看法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新生产体系的发源地西方世界，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必须由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占绝对重要地位的少数中产阶级施加压力，强迫不太愿意接受启蒙运动思想的民众去接受它。西方的工业制度对其他地区思想、制度的冲击更具破坏性，因此也引起更大的阻力。假如西方人必须考虑那些地区居民的意愿的话，近代工业技术的传播势将比较缓慢，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使西方人有借口不去考虑那些意愿。宪政民主制度的兴起，迫使欧洲国家的政治家去考量国内民众的意见，从而约束自己的改革热忱，但是这个制度却不曾对殖民管理的方向产生立即的影响。对进步的抗阻，不论是来自暂时性的无知或不变的卑微能力，都是一种“恶”，必须由开明的行政官用怀抱善意的铁腕统治行动加以铲除。因此，当母国政府正在学习尊重舆论的指导，并且遵循日渐强化的法治规则时，殖民政策却完全没有受到民主、法治思想的影响。殖民官不考虑当地人民的意愿，而用无情、快速的手段，强迫落后地区的民众符合西方文明的要求。近代工业技术的迅速传播，便是这种政策效力的永恒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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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方法最后却在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的政治经验中造成危险的裂缝。对西方世界来说，十九世纪末期是一个向宪政民主制度快速进化的时间。根据自由主义的殖民责任论，所有殖民地的子民应该同时接受议会制政府的教育。在这方面确实有人做过一些尝试，有的比较成功，有的不太成功。不幸的是，教育性的监护要求落后地区的工业技术不断进步，而与将权威完全转移给地方政府的做法不能相容，因为这些政府若完全反映地方的意见，势必会采取一些西方自由主义立场所不能接受的政策。当时，许多欧洲人所持有的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观也加强了自由主义的迟疑，而不愿意让殖民官受法律或民主原则的约束。因此，殖民主义尽管在散播科学的健康观念、工业效能和其他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等事项上有许多价值，但在训练臣属人民，使人们熟习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却乏善可陈。自由主义式殖民主义以议会制政府的形式传授某些经验给殖民地人民时，往往会造就一批当地的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分子对欧洲的导师亦步亦趋，自觉比不识字的同胞更为优越，因此也有权漠视那些在当时恰好比他们更落后的人的意愿。种族主义式的殖民主义在受迫害的土著心中引起一种报复性的种族敌对感，更和民主原则的教诲不能相容。因此，当日渐加强的政治成熟度导致殖民地民族的解放时，这些民族的政治发展却很少依循自由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即使是通过最有自由心态的殖民官的影响，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都已被说服，相信少数开明之士暂时或永久的领导是“进步”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西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影响，是将近代工业技术资源，交由一些政治思想、制度与近代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人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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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圣战传统的影响只限于殖民范围以内，那么它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终究是有害的，却不会这么快就被人觉察到。殖民世界虽然涵盖全球实际人口与潜在资源的大半，但工业技术的优势仍然使西方大权在握。可是，最早表现在殖民帝国形成上的态度同样也能影响西方世界自身的行为。在中古时代，基督教世界圣战动力不仅用在对付外族的异教徒，同时也被用来对付阿尔比教派（Albigensians，十二至十三世纪盛行于法国南部阿尔比地方的教派，其说含摩尼教二元世界观，并主张禁欲 ）和其他内部的宗教敌人。中古时代的基督教虽然在理论上坚信传播福音的正当工具是说服而非强制力，但是，天启信仰却使他们无法容忍任何地方的人所犯的错误。在近代，基督教说服与强制传统间的冲突，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世俗领域。近代自由主义强调“同意之治”（government by consent），这一点虽然与基督教在布道方面的传统一致，却也无法完全克服圣战传统的影响。西方人由于对西方文明的正确性（rightness）有绝对的信仰，因此在海角天涯建立殖民帝国。同样的圣战精神用到西方世界自身，就造成了极权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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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宪政民主制虽然从外表上看来极具生机与活力，却仍然是西方历史中一项比较晚近的不安定的发展。作为基督教传统的世俗支流，启蒙运动的哲学、保守主义的反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以天启信仰的姿态出现。这三种学说的最早支持者都认为，只有他们才了解通往世俗天国的道路，因此都不愿意对对立的观点做任何妥协。议会式协商的必要性与实际的好处，虽然逐渐使多数人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地接受宪政民主制，但是在每一个阵营当中，都还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少数人认为这种投降的行为是叛逆。在议会协商的状况下，比较没有讨价还价资格的人特别容易维持未受污染的天启信仰，并且设法将这套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身上。这些人对愚昧的同胞所持的态度和殖民官对愚昧的非欧民族所持的态度类似，而二者意识形态的发源也相同。这就是独裁政治对宪政政府的挑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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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独裁政治的理论也和殖民主义的理论一样，分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派别。暂时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殖民是教育的权宜之计，最后是为了解放落后民族的看法，大抵相同。相信种族或文化精英的永久优越性的法西斯主义，则与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论类似。这种雷同的现象到底有多少是殖民理想对极权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有多少是共同根源独立衍生的结果，实在难以论断。在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法西斯主义者刻意仿效殖民主义的模式。但就共产主义而言，此种关系似乎就没有那么直接。虽然如此，极权主义运动却直接、间接地在西方世界四处传布近代自由主义倡导者特地保留给非西方民族的思想与制度。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殖民责任的竞争，以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形式出现，将双方的角力延伸到西方文明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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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种族独裁论（theory of permanent race dictatorship），最后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但在刚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保守主义反动中无足轻重的阶段。当时，基督教的影响力相当强大，足以防止欧洲出现“阶级制度”，但是，血统的观念仍然在较古老的统治阶级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通过与家族谱系的关系（更不用谈他们对养狗、育马的兴趣），王室与贵族都熟知血统可以证明一切的观念。长久以来，优越的血统就是他们的统治被民众接受的一个基础。当法国大革命向这种权利提出挑战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天生自然的秩序遭人任意破坏了。保守的政治家即使迫于实际需要而进入民主政治的竞技场，他们也绝少对新的政治体系产生真正的热忱，因为在这个体系下，豪门世家的子弟获取天生卑微者效忠的办法是殷勤取悦而非命令。许多贵族因为不愿让步而置身事外，对宪政民主关心的问题毫不过问。于是，血统的观念使传统的统治阶级与近代自由主义更加疏离，反而易于接受建立在种族优越观上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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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早期的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的理论家，仍然受到基督教传统的强烈影响，因此比较少用种族主义的理论护卫自己的立场。一般而言，他们对自己主张的辩白，主要是基于“上天选派”（divine election）与“传统惯例”（prescriptive traditionalism）。但到十九世纪中叶，保守主义已在戈比诺伯爵（Count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家、东方学专家、作家 ）的手中发展成羽翼丰足的种族主义理论。殖民扩张行为造成的一个科学性副产品，是对语言科学有了严肃的兴趣。对近东与中东民族愈发了解的结果，使西方人发现，这个地区的民族所用的语言和欧洲的主要语言属于同一语系。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广布各处的现象暗示出，所有这些语言都可能是由一群北方蛮族原先使用的语言衍生出来的；这个假设的蛮族被称为“雅利安人”（the Aryan race），由于东征西讨的结果，他们早在史前时代就成功地成为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依据“印欧语区的各种文明都受雅利安人影响”的假设，人们自然会推得这样的结论：雅利安人必定是一个特具天赋的民族，远比受到他们开明统治的南方民族更优越。十九世纪，北方民族优越说（Nordic superiority）的最大影响是使西方——因此也是北方民族——的种族主义殖民论如虎添翼，并消除殖民者的不适应。但到戈比诺手里，它却变成欧洲本身保守反动的辩解。西方大多数的王室与贵族家庭都是（或号称是）在黑暗时代从北方南下，瓜分罗马帝国天下的蛮族后裔，通过不断地通婚，他们保持了纯正的北方血统。由于北方血统天生要优于南方，而且只有北方血统才能造就天赋奇才与推动文明，所以传统统治阶级的解体，就是世界文化的最终毁灭。为了人类本身的利益，贵族就应该维持种族的纯正，并且对任何使他们屈服在卑微民族膝下的政治制度采取强硬的态度。戈比诺的理论虽然在当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却已经显示出人们将如何利用保守的种族主义，来对抗自由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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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下半叶，中上阶层也有些人渐渐倾向种族主义的强硬立场。这一群人在开始攻击“旧制”的各种束缚时，他们的政治哲学还有强烈的平等意味。但是，经济放任主义的胜利却造就了工商业的贵族阶级，这群财富贵族在实际上往往成为世袭权贵，许多人又通过通婚或其他方式被旧日的血统贵族同化。后来，当社会民主主义起而向上层中产阶级的地位提出挑战时，他们的反应大抵也和早先的统治阶级对中产阶级革命所做的反应一样。启蒙运动的哲学虽然坚持所有的人都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又教导人，在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体制下，竞争所获的最大报酬应该属于那些最有能力的人。经过两三个世代的连续成功后，较发达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很容易相信，他们特有的才能就像诺曼人的血统（Norman blood）一样，世代相传，而他们自己则是天纵圣明，应该领袖群伦。他们认为，社会性立法损害到他们的地位，使失意者受惠，是对自然秩序的侵犯，应当竭尽可能地抗拒。由于宪政民主制意味着社会性立法，因此越来越难被态度较强硬的中上阶层接受。这种情况使他们对种族主义的主张另眼相看，因为种族主义证实他们比一般人优越，使他们有理由反对议会制政府中的民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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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最成功地迎合了对这种学说的需求。由于找到历史传统去证明“商人比他的同胞有更多北欧人血统”的假设，所以斯宾塞如果也和戈比诺一样，赞扬雅利安人的美德，将是徒劳无益。但是，达尔文式的天演论却使他获得另一个支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科学基础。达尔文假说主张：从低层到高层的动物生命形式的进化，是普遍的生存战争所造成。在竞争的压力下，低劣的个体与种族消失，成功的敌对者则继续生存、繁衍下去。基于“放任的经济政策虽然在有系统地铲除谋杀、窃盗和其他的竞争行为，却和大自然一样，有能力选择良种，淘汰劣种”这样的假设，斯宾塞能充分说明，成功的商人和较不成功的同胞比起来，不仅富有，遗传因子也比较优秀。有的人以较高的才能获致赀财，又能因此生育后代，承继父母的优秀特征；能力较低的人则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并使子女病死或饿死的机会大增。即使是借私人的慈善行为去干预这个天择的过程也是危险的，用社会性立法去干扰，更会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造成灾害，因此，绝对而毫不妥协地拒斥社会民主制度的主张，不仅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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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戈比诺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虽然使上层阶级加强了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抗拒，但却没有立即形成有力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近代极权主义的兴起，不论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是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造成的。我们在前文中已大略述及，十九世纪的许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拒斥当代中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与前提，只要他们甘心退隐到自己选择的波西米亚式环境中，他们的不满就不会对政治的路线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但是，就像卢梭一样，被既存社会秩序拒斥的感觉，不仅使他们萌生退隐之念，也不断激起他们对革命行动的渴望。系出名门的感觉曾对上层阶级产生莫大的鼓舞力量，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类似的感觉，却自觉优于常人。对天才的浪漫崇拜使人们认为，有优越艺术与文学天赋的人，可以完全漠视一般的标准与习俗，这一点使他们深信，世界的其他部分只不过是让他们满足本身创造潜力的素材而已。宪政民主制度的平等思想太浓厚，和这样的看法不合，所以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最乐于参与反民主的运动。他们企望通过不受约束的政治领导权来表达自我，这使他们成为近代极权主义最有影响的前驱。他们的影响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主力，而列宁（Lenin）、墨索里尼（Mussolini）、希特勒（Hitler）等人，也为极权主义运动提供了相当大的领导力量。由于迫使没有教养的低劣人等屈从在极权主义之下，这些波西米亚世界的人借此满足了久为人忽视的社会优越感，他们的作为有效地破坏了近代自由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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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波西米亚世界里的人的政治思想便倾向于“卡里斯玛式领导权”（charismatic leadership）的观念（“卡里斯玛”为Charisma之音译，指特具神赐天赋，而能引起大众狂热崇拜与拥护的领袖人物 ）。这是他们的理论和贵族及上层中产阶级的反自由主义的理论最不同之处。后者虽然自认较一般人优越，但是他们对其他的贵族或工业家的态度却相当平等。上层阶级中许多人都有类似的贵族血统与经济成就，因此他们之中无论任何人，都无法声称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优秀。另一方面，浪漫的天才崇拜多半都非常不平等。作为一个阶级，有才华的波西米亚式人物虽然可能比一般没有教养的平庸之辈更优秀，但是他们却愿意承认自己比禀赋特异的人物低下。有影响力的文学或艺术界人物往往需要一群仰慕他们的党羽围绕在身旁，而这些党羽则狂热地对心爱的主人歌功颂德。在竞争极为强烈的波西米亚世界中，人的声望大起大落，因此攀附一个有声望的领导人的骥尾是生存的条件。对立的天才人物身边各有党羽，彼此攻伐不断，这是波西米亚式人物的基本政治形态。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一旦开始对更广泛的政治行动感兴趣，他们的政治观也不会改变。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去发掘真正伟大的人并对其效死命，同时也要迫使敌对的波西米亚式人物和漠然的平庸之辈承认这种人的天才。因此，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愿意接受“卡里斯玛式领导”的原则，并把这种原则看成政治的正常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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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著作对浪漫的天才崇拜的政治含意，有最典型的表达。在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中，没有人比他对西方文明的法治主义与二元论的原则怀有更不妥协的敌意。根据卡莱尔的理论，所有历史上的成就都是某些个人的活动造成的。这些人伟大不凡，能够看穿过时的法律惯例的空洞虚矫，同时又活力十足，能够迫使漠然、卑微的群众接受他们具有创意的远见。资质较差的人只有接受英雄的指导，并且尽力参与历史性的创造工作，才能分享他们的伟大。卡莱尔是苏格兰人，祖先有强烈的加尔文信仰，对他来说，生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安逸，而是要从事严酷、不间歇的工作。由于只有伟人才有知识与道德活力，去迫使人跳出日常的慵懒情境，过一种奋发向上的生活，所以也只有伟人有权统帅群众。宪政民主制度鼓励卑贱的多数人屈从自己好逸恶劳的本性，而不鼓励他们接受高贵严厉的领导，是腐败、无可救药的。所以对卡莱尔来说，十九世纪政治的基本问题是，摧毁民主邪说的虚伪与诡诈之言，从而使大众恢复对英雄应有的敬爱，因为这些人将不断地决定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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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靠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对“卡里斯玛式领导”之美的钦仰，并不能使这种领导成为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因素。在一个人们逐渐习惯于民主正当性原则的世界中，这么一点点人的思想，如果没有相当多数的群众的支持，势必无法获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势中，我们不能立刻找到这种支持。大多数人在参与议会协商的过程中发现，在一个差强人意的范围内，他们可以渐渐达成政治目的，这使他们迟迟不愿意放弃近代自由主义的做法，而将自己置于绝对、无法控制的政治领导形式下，任其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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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议会制政府的性质使然，往往会将利益做不平等的分配；依协商原则行事的政府，对那些刚好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的人比较有好处。在一个由互相竞争的压力集团形成的世界中，得势的是那些能够形成有效组织的社群，吃亏的则是组织能力较差的社群。制造商协会和工会通常都能引起民主的政治家的注意，无组织的劳工和中、下阶级（特别是后者）则比较会被人忽视。每当这种忽视造成特殊困难时（例如在经济艰难的时期），组织较差的群体自然会对议会制政府产生幻灭感，从而去寻求别的伸张权利的方法。对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有效利用议会协商机会的人来说，追随一个无法控制但却可能充满善意的领导人的命令，并且分享其胜利的想法可以变得十分诱人。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在试图赢取群众支持他们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时，针对的就是这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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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这个方向的努力，首先在劳动阶级中有所斩获。从一开始，无产阶级运动的大部分理论与实际领导行动便从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身上获得许多助力。只要工人的组织还不完善，而本身又缺乏可接受的领导人，他们就乐于接受这种免费的帮助。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工会制度的成长就会创造一个直接从无产阶级中选拔出来，可以信赖的工会领导阶级。由于集体讨价和议会协商是满足劳动阶级需求的最有效的方法，这些工会领袖逐渐趋保守，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倾向进化的社会主义观。许多知识分子都接受这种转变，而且像伯恩斯坦、费边主义者等都在社会民主思想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大体而言，知识分子的态度仍然比工会主义者更激进。由于不愿意和保守的无产阶级共奉一个领导者，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左翼劳动阶级运动上。他们生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抗拒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且尽可能使越多的人归到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上。在和工会领袖互相抗衡的情况下，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成为劳动阶级中抗拒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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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工会领袖间的裂痕，使理论家不得不去发展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只要他们的领导方式能为参与劳工运动的一般人接受，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同时相信革命行动与绝对多数的统治。例如，马克思的理论就假定历史发展的结果，最后必然会在所有比较工业化的国家造成多数的革命无产阶级。然而，经验却显出，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团体宁可选择进化，而非革命的手段，这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就不得不在民主与革命间做一选择了。主张进化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决定接受多数人的裁决，并且要通过民主的手段达成激进的改革希望。另一方面，激进派则认为革命极其重要，为了达成革命，即使违犯众意也在所不惜。对他们来说，领导的功能并不在动员并激起无产阶级本身的欲望，而是要强迫他们接受革命的行动。像卡莱尔一样，他们已开始认为政治的驱动力是来自“意志”，而非“必然性”（necessity）。革命的领导一度是帮助颇大的“助产士”，现在则变成积极的历史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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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袖的创造性角色”（creative role of leadership）的观念，在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著作中反映得最清楚。索雷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没有信心，这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他轻蔑的看法中，资本家都非常懦弱，宁可让步安抚，而不愿冒暴力尝试的危险。如果让工人自己选择，他们也一样愿意让步，以此来取代革命的胜利。唯一能使革命达到高潮的方法，是设法在“工人——雇主”的协商过程中安排各种人为的障碍。革命的领导应当尝试利用巧妙设计过的宣传伎俩，去鼓舞软化的劳动阶级团体，使其转趋强硬。全面罢工的神话便是索雷尔对这个宣传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他认为，革命领袖固然明白，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被罢工的方法推翻，但他们却应当诱使劳动阶级去相信这种可能性。尝试性的全面罢工能够迫使平日胆小、妥协的资产阶级采取压制手段，幸运的话，这种行动能造成不小的流血事件。即使双方的友人与支持者只有少数人死掉，雇主与工人都会被激怒，而不可能再提出或接受任何形式的妥协。所以，革命暴力本身虽属枉然，却能渐渐腐蚀议会协商的基础，结果会使无产阶级群集在不妥协的领导者麾下，而这些领导者则有足够的冲劲与决心去摧毁自由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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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此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比较少。当然，在工会运动力量特别微弱的地方，像索雷尔这种人的想法确实也能够发挥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在低度工业化的国家（如西班牙与意大利），无产阶级为数不多，组织也不健全，因此无法在议会制政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工团主义（syndicalism）便对劳动阶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美国，由于工会制度成长缓慢，一度，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曾经吸引了很多信徒，特别是毫无组织的移民劳工。但是，一般而言，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相当明显，能够赢得劳工组织的效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虽然没有完全失去吸引力，但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力量的工会却欣欣向荣，而不愿意纵容自己从事革命行动，以免失去既得利益。对那些梦想要把自己的革命意志强加在群众身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前途似乎并不特别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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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革命行动却比较有机会产生作用。俄国和中国及其他少数非西方的国家一样，虽然没有被任何殖民大国同化，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却是“准殖民性的”（quasi-colonial）。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后，俄国政府便为一群贵族精英分子所掌握；这些精英分子一半是俄国人，一半是西方人后裔，他们想仿效世界上其他地方殖民地的管理方法，用专制的力量迫使人民“西化”。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们的努力使局势切合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近代工业的引进造成了工厂工人阶级，这些工人在西化的知识分子领导下，很快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为数甚少，而俄国政府拖了很久，才对议会制度略为表态，基本上仍然极为专制，所以，在俄国，用民主方法来达成无产阶级目标的机会，也比西欧高度工业化的民主国家来得少，这就为革命的领导制造了绝佳的机会。俄国的知识分子固然有支持进化性社会主义的，也有支持革命性社会主义的，但比较而言，不激进的团体的力量却比较薄弱。无能的沙皇专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崩溃，社会民主主义者曾试图以西方模式的宪政政府来取代。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却认为，俄国人尚未能接受民主政治，因此，唯一能促成进步行动的方法，便是将绝对的权力交给布尔什维克。这一派在当时虽然只占全人口中的极少数，但在列宁有技巧的领导下，却成为密集的战斗力量。几经波折以后，他们成功地推翻了民主共和国，毫无挑战地成为沙皇政府的继承者。由于长久受到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俄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允诺的自由权利漠不关心，在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下，接受了新政权。就这样，在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俄国成为近代极权主义政府的第一个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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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社会主义理论家乃有必要将社会主义的理论做大幅度的修正。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索雷尔不一样，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做行动的借口。为配合所处的环境，他们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强调“创造性领导”的重要。马克思虽然承认在阶级冲突的危机中必须要有革命领袖出面领导，但是他的历史辩证观却暗示，只有当多数无产阶级有能力取代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并使国家消失，这种危机才会发生。这种非政治的立场显然和俄国革命的需求不符。布尔什维克党是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前锋，主要的任务在驱使落后的俄国人去利用甚至创造近代工业经济组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未来许多年内，政权必须由开明的领导者绝对控制，他们将运用纯粹的意志力去弥补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缺憾。这就是说，要将多数的非无产阶级置于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同时要把从历史观点而言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党的内部，承认列宁、斯大林之类的个人领袖的绝对重要性也适合俄国的国情，因为俄国人早就习惯了沙皇的个人统治，却不太适合抽象、非个人的政党要求。如何在不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主义教条的情况下，为这些专制作风找寻借口，是布尔什维克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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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便是这个问题的解答。“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本身即出自古罗马历史。独裁者原是在紧急情况下，为确保共和国利益而设的特别执政官，这个制度非常清楚地指出，暂时的专制统治，对宪政政府的长远目标有所助益。在俄国革命之前，政治理论家很少试图从这个经验中导衍出一般性的理论。为了使殖民地最后采行民主宪政制度，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也暂行专制统治，这虽然也是一种专制，却绝少被人称为专政独裁。在描述“革命后”的劳动阶级统治时，马克思和恩格尔斯偶尔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却没有特别强调。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没有这句话。但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来说，专政的观念却极为有用。它有毫无限制的权力的含义，布尔什维克可以用这个观念为一切压迫手段辩白——为了确定、维持党对俄国人民的统治并维持共产党阵营内的威权纪律，这些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暂时性的专制统治形式，它也可以和马克思主义“以多数民主为无产阶级政治目标”的信仰互相调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阶级意识的少数人建立的政权，目的在使懵懂未开的多数人有所准备，能在未来无阶级的社会生活中负起责任。通过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宣扬，“专政”的观念蔚为风尚，成为近代政治思想中的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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