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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特有的力量，在于它能将理性的成分和仪式的成分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重复的惯行远比理性的训诲更能决定人的行为。传统的宗教力量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各种不同的仪式上，这些仪式使宗教的力量以具体可见的方式表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专注于理性证明的问题，往往忽略了如何将伦理见解化为习俗的问题。有些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固然注意到人类行为中仪式性成分的重要性，但却无法成功地将伦理学说化为可见的制度。另一方面，在儒家眼中，礼节仪式却一直是主要的考虑。虽然他们自己并不完全接受使古中国宫廷礼仪得以建立的宗教信念，但却体认到，古典的仪式是塑造社会习惯不可缺少的因素。他们相信礼仪的衰微大大腐蚀了传统伦理的约束力，所以致力于将典礼的因素重新纳入现代生活中。儒家学者将古代的宫廷礼仪加以修改，使它们适合一般人的需要，目的在使每个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都成为基本儒家美德的礼仪性展示。儒家对待人处世各方面的细枝末节都订有礼仪规则，这些规则教导庶民尊重中国传统的社会义务原则，使“顺从”不仅成为单纯的理性信念，也成为习惯性的第二天性。这一点使儒家的世俗伦理在缺乏宗教制裁力的情形下，绵延不断，成为政治与社会的力量，达两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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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明遭遇危机时，儒家思想做出了无比的贡献，近代自由主义也试图为西方世界做类似的贡献。近代自由主义同样也想将宗教信仰时代遗留下来的伦理信念世俗化，并且将这些信念纳入一套妥适的社会制度中。通过宪政民主制度的程序与规则，它已为西方的二元论与法治主义的传统找到具体的化身。我们文明的伦理传统是否还有足够的活力来支持这项困难的事业？自由社会的制度是否有足够的驱策力，使这些传统化为永久性的社会习惯？这些都是我们在评估西方文明的远景时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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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它和初期的儒家一样，能运用广为人接受的伦理假设这项资本，这项资本虽然日渐缩减，却还算充实。人道主义式的民主政治（humanitarian democracy）伦理是基督教传统博爱教义的世俗化的延续。在中古时代，基督教由于太专注于来世的救赎，而无法积极地干预世俗社会的结构，但是基督教的传统却使西方世界习于下述的观念：在上帝眼中，人人生而平等，而博爱的法则则是上帝为人类良心立下的两大诫命之一。对成长在这个传统下的人来说，消除人类苦痛、建立世界和平成为世俗存在的目的。自由的人道主义鄙弃战争，强调社会正义，和上述西方思想中的固有模式极为接近。晚近随着极权主义政府的兴起，伦理标准也随之崩坏，但是人道主义的信念却仍然是政治中的强大力量。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最违反人道主义的传统，但即使他们也知道把自己描述为武力侵略的罹难者（而非发动者），并且也愿意把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国家当成他们政权的表面目标，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基督教博爱观的影响下，西方世界大体而言，对人类无端受苦的现象特表关切。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具有决定性的学说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削弱了这种关切的情怀，但它仍然有强大的力量，足以为近代自由主义的理想提供一广泛的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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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道主义的情怀本身却不足以保证西方世界的人，必定会遵循宪政民主制的原则。的确，人道主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所促成的，往往是专制而非宪政制度。认为人的福利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只有他们才拥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的人，常会相信自己必须为同胞的利益行使绝对的权力。柏拉图认为，一个有超然智慧的人——即“哲人王”（the philosopher king），有权利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谎言在内），对才具平庸者实施善意的统治。西方世界的人因为有承自基督教传统的天启式的思想习惯，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形式的绝对主义的吸引。在中古时代，人们相信，只有教会才有获得救赎所必需的真理，这一点促使教会坚持它们有权代表罗马教皇运用绝对的权威。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则坚信，他们的原则能够缔造一个完美的世俗社会，因此也同样受到绝对主义的诱惑。相信近代科学的无限力量足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则使人觉得应该把责任交给受过一定科学训练的专家。现代人往往将反社会的行为视为一种疾病，并且让精神医生与社会工作者有自由处置罪犯的无限权力，这种现象正足以表示，现代人对专家判断的尊重，已经取代了以前的“法治下的自由”的观念。训练有素的护士深知何者对病患有益，因此往往漠视病人的意愿而执行命令，这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产物。极权的人性观认为，应该把所有的人看成病人，必须接受经过一定科学训练的精英分子严格而有治疗效果的处置，这是近代医院理想的必然结果。这至少是人道信仰所可能造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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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却有理由相信，目前这些发展所凭借的天启传统，多少已经失去了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和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家相比，现代的科学家已怀疑科学方法有发现绝对真理的能力，人们已逐渐了解到科学法则的假设性质，这一点使人更难以理性为由，为有一定的科学训练的精英分子建立的任何形式的独裁做辩解。此外，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极权政府所造成的实际结果十分令人失望。明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政权的实际运作情形，以及集中营与其他仔细构思的残酷手段以后，我们已难相信，只要把绝对的权威感交到一群自命为科学专家的排他性集团的手上，我们就会立刻找到人间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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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断言这种经验会造成何等结果为时尚早。就启蒙运动哲学的情形而论，人们对早期自由主义伪科学性的论说失去信心以后，并未导致天启式的希望的消失，反而促成了新的辩证唯物论式的天启信仰。然而，即使在十九世纪，宪政民主广为人接受的事实也已显示出，许多人已经愿意放弃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而把人道的改善的希望寄托在缓慢、有耐心的议会协商的过程中。柏拉图式的绝对主义只有在一个对理性有绝对信仰的氛围中才能成长，科学思想与政治经验也都有腐蚀现代社会对理性信仰的倾向。近代心理学强调，每个层面的人类活动的背后，都潜藏着非理性的驱动力，此事实特别能够破坏“任何人皆能依理性的方式行事”的观念。西方的宪政主义初兴于中古时代，当时“原罪”的学说限制了人对任何个人或群体在知识与伦理上的可靠性的信心，使人能接受协商的方法，以解决一些过于世俗化而与基督教的天启真理无关的问题。近代世界在对世俗科学的第一阵狂热中，甚至想把“天意”的确定性归于人类理性的运作，现在却又回到比较谨慎的中古传统的理性主义上。如果这发展持续下去，将能强化近代自由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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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有利的因素是西方的“个人责任”的传统。这方面的基督教思想虽然在天主教派内发展得比较完全，而在新教各派不甚发达，但是各种形式的基督教向来都以强调个人良心的重要著称于世。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任何人到最后都不免要受上帝的审判，而这个审判则以个人的行动为判断基础，这点并不因个人的社会信仰对象不同而有别。在中古时代，宗教良心命令人对不公正的政治权威做消极或积极的抵制，这个传统使西方世界至今依然比较难于接受任何把政治权威完全交给特定精英集团的政治形式。近代绝对主义的历史就足以为这个传统的力量做见证。过去历史上的绝对主义政府往往阻碍群众参与政治的兴趣，而当代的独裁政权则往往试图用公民投票或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使人民对政府的行为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这些假的民主程序和绝对党统治的事实一比，显得形同具文，但是“个人责任”的传统依然十分强固，在西方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胆敢不战战兢兢地诉诸一般人民的良知，以使自己的权威有所凭恃。这种诉求的虚伪性质却极其明显，因此几乎无法满足西方人对责任的欲求。宪政民主制为公众参与政府的责任提供了真正的机会，因此也比独裁政治更合于西方政治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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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近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基础相当牢固，但是我们仍然要探讨它的制度架构是否足够强大，能使这些传统的力量绵延不绝。儒家思想将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包罗在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因此能够将这些价值保存下来。自由主义的议会协商仪式与程序正相当于儒家的家庭制度，它的未来就要看这些仪式与程序是否能在西方世界维持自由的思想、行动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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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试验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社会组织形式——近代主权国家——的制度上，这是它最大的弱点，也是和古代中国儒家制度的试验最大的不同处。孔子和他的门徒认为，最小的社会生活单位是从事伦理教育最有效的媒介，所以他们集中精力发展各种家庭仪节，并且放心地让如此建立起来的行为模式渗入帝国和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主要的兴趣却集中在议会制政府的制度上。自由主义改革社会的努力，多半集中在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上，其次则是在地方与市政集会上。普选与自由选举公职人员制度的确立，是自由进步的公认标准。这些发展固然极具价值，结果却使议会国家成为近代自由主义唯一有效的制度。但就节制、管理当代社会的功能而论，国家这个单位一方面太大，一方面又太小。这些互为对比的缺点各以不同的方式，妨碍了自由主义试验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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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最需要的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从这一点来看，涵盖面不够可能是近代自由国家最明显的缺点。在这一方面，自由主义的历史的确让人想起古希腊，而为之黯然。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古典文明也面临了发展一有效国际组织的需要。但为了保存传统的价值，大多数保守的哲学家却认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城邦”（city states）的改良上，而绝少（或完全不曾）注意到缔造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组织形式的问题。这些哲学家以迟来的努力致力于过时的制度，而无法将伦理训诲纳入一个有效的制度架构中，因此为马其顿帝国与罗马帝国的胜利铺下了后路。这两个帝国的性质与古典传统虽然不太相同，但却有能力将衰竭的古典世界从国际性的混乱中拯救出来。对于同样过时的主权国家过分注意，使近代自由主义遭遇了类似的灾难。目前固然只有极少数的人否认国际性组织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将自由主义与民族自决联结在一起的习惯却仍然极为强大，足以阻碍自由世界向满足国际性需要的路途迈出具决定性的一步，联合国的历史就是很好的例子。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独裁政权或许与西方政治传统的性质不同，但却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们愿意而且有能力去建构一个广泛的帝国主义的体系。近代世界和古代世界一样，传统价值的支持者很可能会因为无法为国际政治问题另觅良方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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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交政策相比，在内政方面对国家制度过分强调的危险也许不太明显，但长远来看却更为严重。自由主义要成功，大众必须都接受“自由协商”的结果，同时普遍有运用“自由协商”的能力。古代的儒家能够将他们的伦理原则纳入日常家庭生活的惯例中，因此能成功地将这些原则变成中国人习惯的第二天性。近代自由主义要想与儒家思想同样成功，就必须同样努力设法使议会行动的仪式与程序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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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权国家”各种制度的过度关心，已使许多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忽略了自由主义政治在这一方面的问题。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假定，全国性与地方性的议会是自由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制度，因此强调选举权的行使与对议会代表的控制，以此为自由公民（liberal citizenship）的首要责任。这个态度不论是从议会成员（parliamentarians）或一般公众的立场来看都相当不幸。近代社会极其复杂，没有任何单一的全国性代表大会或各个地方性集会的总合，能够完成所有必需的协商工作，从而使社会摩擦降至一个可以忍受的程度。对这些制度的过分强调，使议会承担了不可能担得起的责任，而使宪政政府的声望与效能受到损害。此外，这些机构的运作与大多数公民的日常生活距离遥远，无法使人具有一种不断在参与自由社会生活的感受。偶尔在选举中投一票，或者签署一封不常见的请愿书或抗议信，根本不足以使一般公民对议会协商的过程产生直接的认识。阅读议会公报（即使真的有人念这些公报）是一种间接参与，也根本不能弥补上述缺憾。单单是议会本身绝对无法使自由主义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经验。我们必须设计更多亲切的、可让众人参与的形式，以使自由协商的原则具有习惯性的第二天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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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私人结社（private associations）的发展已将近代自由主义的期望放在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上。在所有的自由社会里，满足各种需要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自动繁衍。商会、卡特尔、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经过组织的群体取代了个别的工人或雇主，而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媒介。人们已越来越仰仗社区组织、家校组织、农民组织和其他的特别结社，以弥补、制衡政府机构的活动。这些组织中有许多都密切关系到成员的日常生活利益，因此常常能吸引相当程度的公众参与，这是更大、距日常生活更遥远的社会生活单位所不能做到的。同时，它们也使一般公民对议会协商的仪式与程序有了相当的接触。政策或个性上的冲突即使是在最小的结社中也可能发生，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里，人类都想用妥协来消弭这些冲突，因此大部分的结社组织都采取了议会民主的制度。上至全国性的组织，下到最名不见经传的社会俱乐部都自订有宪章、附则、选举以及议会程序的规则。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甚至连家庭生活制度也拒斥保护性的专制作风，而强调用自由讨论的方式来决定家庭政策，因此它们在某一个程度上，也是依循着议会的模式在发展。虽然多数私人组织的活动本身并不重要，却可以使民众熟习自由主义的协商程序，并且教导民众尊重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权利间的微妙平衡，这对自由政府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活动的习惯在西方世界能够继续存在，主要是靠上述这些私人组织，而不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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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由主义的希望，有赖私人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独裁政治的主要诉求对象是未经组织的群众。找不到有效的宣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社会事务上的精力的人，常常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同时也会去拥护任何能使他们对社群生活产生参与感的学说，不管这个学说有多怪异。倡导极权主义的人都很明白这个事实。极权主义的政权一旦确立，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摧毁或打击任何形式的私人结社，并且把一切的社会活动纳入经过仔细管制的极权国家的制度内。对仍然在运作的自由主义社会发动攻击时，他们同样会以渗透的方式去接受或摧毁私人结社的功能。对习惯管理自己群体的活动的人来说，听从指令的未来实在不怎么吸引人。习惯自由协商程序的结果，使这些人能够接受议会制政府的原则，对任何蓄意破坏这些原则与程序的人，不论是全国性或私人社团的成员，他们都会强烈地反抗。这类经验虽然未充分散布，使任何自由主义社会都不受独裁政治的吸引，但是在许多国家，私人结社都已有长足的进展，足以显示出这可能是巩固近代自由主义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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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之下，自由主义在国际组织方面的弱点似乎与私人结社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强化西方各国社群内的组织生活，间接有助于把这些社群团结在一个广泛的自由主义社会的秩序底下。民族主义是晚近为国际关系的运作建立宪政程序的主要障碍。和独裁主义一样，民族主义是早期自由主义缺乏组织效能所造成的结果。在商业及工业革命摧毁或破坏了多数西方社会的传统制度，而替代性的制度还没有时间发展的时候，为暂时受到压抑的社会冲力寻找宣泄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培养一种参与民族国家生活的“准宗教的”感受。因此，造成的狭隘的排他爱国主义的习惯固然还存在，但其他形式的结社活力日增，已对此构成挑战。私人组织（国际性的“卡特尔”组织）可以在不涉及特殊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完成令人满意的协商结果，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见到这种现象往往会感到十分惊讶。然而，对那些组织在一起，以完成特定目的（如经济、宗教、教育和其他目的）的人来说，国际合作的具体利益可能比模糊的民族情绪更具吸引力。在一个多数人因为实际经验而体认到协商益处的社会里，极端民族主义不妥协的要求实在与这个民族的习性不合。私人组织的成长对国际关系虽然只能产生缓慢、间接的影响，却应该能减轻自由主义政府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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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促进这种成长是当代自由主义最迫切的任务。如果人们有足够的智慧与精力去形成组织，以达成群体目标，极权主义在西方世界就势必会失去大部分的吸引力。假如有许多人都不能从日常生活当中学会自由协商的技巧，民主宪政制度也必将因为失去坚实的基础而失败。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选举与议会之争，而是为了组织、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面性争斗。这场争斗的结果主要要看人们是否能发现一套彻底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实际方法，至于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直接发展还在其次。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任何运动要获得支持者的全力相助，就必须在理论上为支持者的行动，找到充分的理由。正统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确实有所不足，因为它往往禁止而不鼓励组织的发展，而后者正是自由主义的未来所凭恃的。设法克服这些障碍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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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最大弱点，或许是它对绝对主权观的持续依赖。在实际做法上，宪政民主制假定有一个多元有序的社会存在。它虽然承认为了实现某些社会目标，以强制力为后盾的中央政治权威自有其价值，但却认为在行使这项权威之前，必先承认其他社会团体的独立诉求。“以自由协商，而不是专横的令谕来创造社会秩序”的观念，是所有宪政政府运作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政治是单一、不可抗拒的主权意志的表达”的观念不能相容。有时，自由协商过程的失败会迫使自由主义的社会采取独裁的手段，但这却是偏离正轨的暂时现象，而不是宪政政治的常规。在一般的情况下，自由的政府非常不愿意将为数可观的人所不同意的政策强加在他们身上。这种踟蹰不前的态度非常强烈，即使在遭遇到极大压力的时候，也多半会继续存在。在晚近这一场战争中，焦头烂额的政府官员通常都会发现，花一些时间去和罢工工人协商，要比利用主权意志的行动去压制他们更有用。苏联的采购代表有时会对这些工人没有被政府以叛乱罪枪毙了事的现象表示惊讶，但是持自由主义式见解的人却不认为如此激烈的做法是适当的。不过，至今还有在为主权理念说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话，这使我们很难有理由判然划分自由与独裁的立场。在协商过程中如果有争执发生（例如在劳工问题的争执中），人们很可能会诉诸“主权权威”（sovereign authority），并且对在理论上宣称拥有主权，却极不愿意用专横的法令解决问题的自由主义政府发动攻击，指责它懦弱无能。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更会想到用主权理论取代协商的努力。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在形式上接受主权的理论，这虽然不曾阻止他们朝宪政民主的方向前进（特别是在内政上），却妨害了他们的努力，且使人们无法体认到他们成就的本质。这个君主专制主义的残留物如果能被彻底抛弃，就必能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前途产生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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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自由主义第二个且与此息息相关的弱点是，它不曾充分体认到有组织的群体在自由社会的生活里所有的性质与功能。当代的极权专制主义者之所以能握有权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不承认任何无组织与不受政党国家指挥的群体的权利，因而剥夺个人抗拒独裁精英分子的能力。早期自由主义的理论虽然是为了达成其他的目的而设计的，却不见得就更有利于独立的群体行动的发展。在洛克与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的眼里，社会是原子般的个人的集合。他们深信开明的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所必需的唯一组织，因此强烈反对为了增进团体利益而组织工会和其他私人结社的努力。十九世纪的发展虽然大大修正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使其更尊重群体行动的重要性，但是古老的传统仍然是一种阻碍，使人们无法找到一个解决当代群体生活的有效方法。在一个个人主要利益有赖于各形各色的私人结社活动的社会中，完全从“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出发去考虑自由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对个人所属结社组织权利的侵害也许比对个人特有权利的侵害更具破坏性。另一方面，专制的私人结社也比专制的国家更容易摧毁成员的自由。因此，为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我们不仅应该小心界定个人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对私人结社的权利与责任也应当做同样谨慎的界定。自由主义式社会在界定私人结社的权利与责任上，虽然已经有了某些成就，但是专注于“个人——国家”关系的结果，却使他们无法以应有的力量勇猛精进。长久以来一直漠视私人结社的权利与责任的哲学，使美国的立法者在弥补工会主义的弊端，或去除政党初选制的反民主化的措施上的努力，迟缓而笨拙。更明确地承认群体行动的重要性，对强化宪政政府的法律与理论基础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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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自由主义在实践与理论方面都能朝最有希望的方向发展，它将能够为西方世界的组织提供一个有效的基础。但是，这却不足以保证自由主义长期的生存问题。近代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已经造成了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只有在单一的世界秩序缔造成功以后才能找到一个结局，西方国家是运用这种技术的先驱者，他们的力量要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强过许多，但是这种优越状态却不可能无止境地维持下去。长远来看，其他地区更多的人口与资源，再加上新的科学技术，最后必会使它们拥有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军事力量。假如自由主义的影响只限于西方世界，则它必不能长期抵抗现代生活的压力。有些民族的伦理、社会传统与促成自由主义发展的民族截然不同，但西方文明却给了他们有压倒性潜能的技术资源。除非西方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也产生可与西方科技比拟的吸引力，否则西方文明的成就必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结果。因此，如何使宪政民主制适合非欧民族的需求，应当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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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未来，这个问题大概还无法解决。有些国家还不充分具备近代文明的技术资源，快速引进这些装备在当前的情况下，势必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要将未工业化的社会工业化，必须将既有的社会习惯彻底革除，这并不是民主化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广泛的资本投资计划必会造成重大的牺牲，这对那些未享受直接利益，却必须承担该项事业主要负担的人来说，一定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因此，将经济、社会决策置于民主选民意志下的政治体系，很难和快速现代化结合。在西方工业化的早期，西方国家人民的参政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少数中产阶级企业家的精英分子，才能在不考虑社群中其他人的欲望的情况下，引进他们的改革。当代俄国与其他工业落后国家的独裁精英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也与此十分相近。历史已经证明，独裁政治，不论是早期的殖民主义或近代的极权主义形式，是把西方科技移植给非欧民族最有效的方法。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工业近代化的压力或许会逼使独裁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继续成为主要的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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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主义的国家却有能力减轻这些压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克服这些压力。和十九世纪的欧洲及当代俄国一样，在只能从当前的生产中提取资本储蓄的国家中，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经济困境最为严重。这种为未来的消费而牺牲当前福利的做法极不受欢迎。然而，资本却有可能从国外而不是国内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牺牲当前经济利益的状况出现。尽管两次世界大战曾经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某些民主国家的经济却已有非凡的进步，能在不损及本身生活水准的情况下，向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提供可观的输出资本。单凭这种资本并不足以消除独裁政治。完全与资本累积无关的是文化上对不熟悉的工业化习惯的抗拒，这使许多地区不用独裁强制的手段就难以现代化。此外，新近获得解放的殖民地居民对外国人的统治也极端恐惧，因此许多政府都不愿意轻率地利用外国资本。但若能妥善运用外资，将能大大减轻技术现代化的苦痛，也可以减轻正在许多地方逼使人们建立或维持独裁政府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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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世界的经济力量固然提供了有利的救急机会，但我们仍想不出有何方法，可以使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不用继续在独裁政治的影响下长期生活。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影响可不可能变成永久性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是要看近代自由主义能否成功地为西方世界本身的组织提供有效的基础。当代的独裁政府也正在把西方文明的许多特色引介给不同的非西方民族，他们对技术现代化的强调，使他们在复制许多社会与经济情况，正是这些情况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曾导致民主自治政府的出现。至少就共产主义而言，他们也在教导人们（即使只在理论上）去相信，独裁只不过是近代政治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暂过程。极权国家的宣传与警察力量，也可能使独裁的精英分子去摧毁这些地区未来迈向真正自治政府的运动，这是和十九世纪的统治者不同的地方。不过在目前，下此断言还为时过早。西方世界由于在科技领域上的领导地位，仍然有相当高的声望，如果自由主义能够将西方统合在一个极为有效的政治制度下，应该会在非欧民族间引起相当的注意。近代自由主义的希望就看它能否以身作则，成功地促使越来越多的独裁政府朝民主宪政的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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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多数民族的传统背景都和西方极为不同，从这个事实来看，要使这些民族接受自由主义的机会，乍看之下是相当渺茫的。然而，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民主政治都比独裁政治更接近大多数非欧民族的传统。基督教以外的伟大宗教，虽然未能像基督教那样有效地使信徒体认到消除人类苦痛的必要，却也都提倡同情与博爱的理想，而这些理想都很难与极权压制的残酷事实相容。此外，在尊重传统结社组织的表现上，古代东方的专制帝国也和近代的独裁政治不一样。例如，即使在历史上最专制的统治者统治下，中国与日本的人民也享有相当大的处理本身事务的自由。这种经验使他们产生忠于家庭、村庄以及其他组织的习惯，而这类组织的独立性却与极权政府、集权中央的需求不能相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德国的影响下，曾经企图对日本人民施行彻底的极权独裁统治，但是家庭和其他私人群体的持续抗拒却使他们无法实行像西方那么彻底的极权主义，这个事实相当有意义。宪政民主制强调独立社群间的协商，和大多数非欧民族传统上的多元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当大多数的人必须在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做一抉择之际，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后者会是比较受人欢迎的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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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的确能建立起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则近代自由主义中许多西方独有的特色，无疑地会在外来传统的影响下有所改变。我们虽然无法预测如此广泛的文化融合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却很有可能加强而非削弱宪政民主的制度。在西方世界，强有力的私人结社组织的发展（自由主义的未来主要依赖于此）必须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分裂性影响互相抗衡。其他民族群体意识的发展比较完全，再加上他们袭自前代非正式群体行动的技巧，正可以弥补西方过度的个人主义。此外，由于天启传统的影响，议会制政府缓慢、辛苦的过程也很难满足西方人的要求，这是西方自由主义能够从与非西方文化的接触所获得的另一个好处。欧洲人之所以会受到极权独裁政治的吸引，天启观带给人的希望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但是未受犹太教的历史观及其对未来人世天国的冀望影响的民族，却比较不会受这种希望的诱惑。近代自由主义本身虽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却必须与西方传统中比较不利的因素所激发的抗拒力互相争衡。其他文化的影响可以修正这些抗拒力，从而纠正目前宪政政府中的许多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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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目前所遭遇到的情况虽然很困难，但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必然会衰亡消逝。宪政民主制固然有其错误与缺失，未来却仍然大有可为。如果我们能在国内、国际政治上明智有力地掌握住推展自由主义的机会，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必能成为正在迅速浮现的未来世界文明的要素。当然，这个希望不一定能够实现，在一个每天都生活在武力毁灭威胁的世界里，自由主义的试验所能争取到的时间极为有限。假如持自由主义信仰的政治家，无法在最近的未来设法满足人们对经济与军事安全的普遍渴求，则大多数的人势必会为解一时之急，而求助于独裁主义明确简捷的解决方法。要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改正民主政治现有的缺点，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必须致力于这种努力，因为这番努力成功与否，事关重大。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机会，使我们能为后人保存西方文明的特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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