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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著作对浪漫的天才崇拜的政治含意，有最典型的表达。在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中，没有人比他对西方文明的法治主义与二元论的原则怀有更不妥协的敌意。根据卡莱尔的理论，所有历史上的成就都是某些个人的活动造成的。这些人伟大不凡，能够看穿过时的法律惯例的空洞虚矫，同时又活力十足，能够迫使漠然、卑微的群众接受他们具有创意的远见。资质较差的人只有接受英雄的指导，并且尽力参与历史性的创造工作，才能分享他们的伟大。卡莱尔是苏格兰人，祖先有强烈的加尔文信仰，对他来说，生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安逸，而是要从事严酷、不间歇的工作。由于只有伟人才有知识与道德活力，去迫使人跳出日常的慵懒情境，过一种奋发向上的生活，所以也只有伟人有权统帅群众。宪政民主制度鼓励卑贱的多数人屈从自己好逸恶劳的本性，而不鼓励他们接受高贵严厉的领导，是腐败、无可救药的。所以对卡莱尔来说，十九世纪政治的基本问题是，摧毁民主邪说的虚伪与诡诈之言，从而使大众恢复对英雄应有的敬爱，因为这些人将不断地决定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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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靠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对“卡里斯玛式领导”之美的钦仰，并不能使这种领导成为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因素。在一个人们逐渐习惯于民主正当性原则的世界中，这么一点点人的思想，如果没有相当多数的群众的支持，势必无法获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势中，我们不能立刻找到这种支持。大多数人在参与议会协商的过程中发现，在一个差强人意的范围内，他们可以渐渐达成政治目的，这使他们迟迟不愿意放弃近代自由主义的做法，而将自己置于绝对、无法控制的政治领导形式下，任其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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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议会制政府的性质使然，往往会将利益做不平等的分配；依协商原则行事的政府，对那些刚好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的人比较有好处。在一个由互相竞争的压力集团形成的世界中，得势的是那些能够形成有效组织的社群，吃亏的则是组织能力较差的社群。制造商协会和工会通常都能引起民主的政治家的注意，无组织的劳工和中、下阶级（特别是后者）则比较会被人忽视。每当这种忽视造成特殊困难时（例如在经济艰难的时期），组织较差的群体自然会对议会制政府产生幻灭感，从而去寻求别的伸张权利的方法。对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有效利用议会协商机会的人来说，追随一个无法控制但却可能充满善意的领导人的命令，并且分享其胜利的想法可以变得十分诱人。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在试图赢取群众支持他们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时，针对的就是这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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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这个方向的努力，首先在劳动阶级中有所斩获。从一开始，无产阶级运动的大部分理论与实际领导行动便从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身上获得许多助力。只要工人的组织还不完善，而本身又缺乏可接受的领导人，他们就乐于接受这种免费的帮助。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工会制度的成长就会创造一个直接从无产阶级中选拔出来，可以信赖的工会领导阶级。由于集体讨价和议会协商是满足劳动阶级需求的最有效的方法，这些工会领袖逐渐趋保守，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倾向进化的社会主义观。许多知识分子都接受这种转变，而且像伯恩斯坦、费边主义者等都在社会民主思想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大体而言，知识分子的态度仍然比工会主义者更激进。由于不愿意和保守的无产阶级共奉一个领导者，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左翼劳动阶级运动上。他们生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抗拒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且尽可能使越多的人归到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上。在和工会领袖互相抗衡的情况下，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成为劳动阶级中抗拒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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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工会领袖间的裂痕，使理论家不得不去发展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只要他们的领导方式能为参与劳工运动的一般人接受，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同时相信革命行动与绝对多数的统治。例如，马克思的理论就假定历史发展的结果，最后必然会在所有比较工业化的国家造成多数的革命无产阶级。然而，经验却显出，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团体宁可选择进化，而非革命的手段，这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就不得不在民主与革命间做一选择了。主张进化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决定接受多数人的裁决，并且要通过民主的手段达成激进的改革希望。另一方面，激进派则认为革命极其重要，为了达成革命，即使违犯众意也在所不惜。对他们来说，领导的功能并不在动员并激起无产阶级本身的欲望，而是要强迫他们接受革命的行动。像卡莱尔一样，他们已开始认为政治的驱动力是来自“意志”，而非“必然性”（necessity）。革命的领导一度是帮助颇大的“助产士”，现在则变成积极的历史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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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袖的创造性角色”（creative role of leadership）的观念，在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著作中反映得最清楚。索雷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没有信心，这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他轻蔑的看法中，资本家都非常懦弱，宁可让步安抚，而不愿冒暴力尝试的危险。如果让工人自己选择，他们也一样愿意让步，以此来取代革命的胜利。唯一能使革命达到高潮的方法，是设法在“工人——雇主”的协商过程中安排各种人为的障碍。革命的领导应当尝试利用巧妙设计过的宣传伎俩，去鼓舞软化的劳动阶级团体，使其转趋强硬。全面罢工的神话便是索雷尔对这个宣传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他认为，革命领袖固然明白，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被罢工的方法推翻，但他们却应当诱使劳动阶级去相信这种可能性。尝试性的全面罢工能够迫使平日胆小、妥协的资产阶级采取压制手段，幸运的话，这种行动能造成不小的流血事件。即使双方的友人与支持者只有少数人死掉，雇主与工人都会被激怒，而不可能再提出或接受任何形式的妥协。所以，革命暴力本身虽属枉然，却能渐渐腐蚀议会协商的基础，结果会使无产阶级群集在不妥协的领导者麾下，而这些领导者则有足够的冲劲与决心去摧毁自由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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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此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比较少。当然，在工会运动力量特别微弱的地方，像索雷尔这种人的想法确实也能够发挥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在低度工业化的国家（如西班牙与意大利），无产阶级为数不多，组织也不健全，因此无法在议会制政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工团主义（syndicalism）便对劳动阶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美国，由于工会制度成长缓慢，一度，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曾经吸引了很多信徒，特别是毫无组织的移民劳工。但是，一般而言，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相当明显，能够赢得劳工组织的效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虽然没有完全失去吸引力，但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力量的工会却欣欣向荣，而不愿意纵容自己从事革命行动，以免失去既得利益。对那些梦想要把自己的革命意志强加在群众身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前途似乎并不特别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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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革命行动却比较有机会产生作用。俄国和中国及其他少数非西方的国家一样，虽然没有被任何殖民大国同化，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却是“准殖民性的”（quasi-colonial）。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后，俄国政府便为一群贵族精英分子所掌握；这些精英分子一半是俄国人，一半是西方人后裔，他们想仿效世界上其他地方殖民地的管理方法，用专制的力量迫使人民“西化”。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们的努力使局势切合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近代工业的引进造成了工厂工人阶级，这些工人在西化的知识分子领导下，很快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为数甚少，而俄国政府拖了很久，才对议会制度略为表态，基本上仍然极为专制，所以，在俄国，用民主方法来达成无产阶级目标的机会，也比西欧高度工业化的民主国家来得少，这就为革命的领导制造了绝佳的机会。俄国的知识分子固然有支持进化性社会主义的，也有支持革命性社会主义的，但比较而言，不激进的团体的力量却比较薄弱。无能的沙皇专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崩溃，社会民主主义者曾试图以西方模式的宪政政府来取代。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却认为，俄国人尚未能接受民主政治，因此，唯一能促成进步行动的方法，便是将绝对的权力交给布尔什维克。这一派在当时虽然只占全人口中的极少数，但在列宁有技巧的领导下，却成为密集的战斗力量。几经波折以后，他们成功地推翻了民主共和国，毫无挑战地成为沙皇政府的继承者。由于长久受到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俄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允诺的自由权利漠不关心，在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下，接受了新政权。就这样，在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俄国成为近代极权主义政府的第一个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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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社会主义理论家乃有必要将社会主义的理论做大幅度的修正。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索雷尔不一样，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做行动的借口。为配合所处的环境，他们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强调“创造性领导”的重要。马克思虽然承认在阶级冲突的危机中必须要有革命领袖出面领导，但是他的历史辩证观却暗示，只有当多数无产阶级有能力取代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并使国家消失，这种危机才会发生。这种非政治的立场显然和俄国革命的需求不符。布尔什维克党是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前锋，主要的任务在驱使落后的俄国人去利用甚至创造近代工业经济组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未来许多年内，政权必须由开明的领导者绝对控制，他们将运用纯粹的意志力去弥补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缺憾。这就是说，要将多数的非无产阶级置于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同时要把从历史观点而言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党的内部，承认列宁、斯大林之类的个人领袖的绝对重要性也适合俄国的国情，因为俄国人早就习惯了沙皇的个人统治，却不太适合抽象、非个人的政党要求。如何在不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主义教条的情况下，为这些专制作风找寻借口，是布尔什维克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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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便是这个问题的解答。“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本身即出自古罗马历史。独裁者原是在紧急情况下，为确保共和国利益而设的特别执政官，这个制度非常清楚地指出，暂时的专制统治，对宪政政府的长远目标有所助益。在俄国革命之前，政治理论家很少试图从这个经验中导衍出一般性的理论。为了使殖民地最后采行民主宪政制度，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也暂行专制统治，这虽然也是一种专制，却绝少被人称为专政独裁。在描述“革命后”的劳动阶级统治时，马克思和恩格尔斯偶尔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却没有特别强调。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没有这句话。但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来说，专政的观念却极为有用。它有毫无限制的权力的含义，布尔什维克可以用这个观念为一切压迫手段辩白——为了确定、维持党对俄国人民的统治并维持共产党阵营内的威权纪律，这些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暂时性的专制统治形式，它也可以和马克思主义“以多数民主为无产阶级政治目标”的信仰互相调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阶级意识的少数人建立的政权，目的在使懵懂未开的多数人有所准备，能在未来无阶级的社会生活中负起责任。通过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宣扬，“专政”的观念蔚为风尚，成为近代政治思想中的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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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专政概念虽然用了新的术语，其实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的重申。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认为，非欧民族比欧洲民族落后，因此必须经过一段暂时的督导期（a period of temporary tutelage），以便他日采行自由主义的制度，这样一来，它就在“有能力自治”和“无能力自治”的人之间划下一道界线。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消灭这条界线，将全世界开放，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精英分子从事“准殖民”事业的活动领域。根据共产主义者的说法，政治、社会的落后不仅是俄国特有的状况，所有的资本主义宰制的国家都是如此，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的工人同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牺牲者。为了铲除这种制度的影响，并且为最终的无产阶级社会铺路，长短不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俄国有必要，在其他各地也一样需要。只有有科学知识、有纪律组织的共产党才能提供成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传播西方文明的成就，并使这种成就更趋完美的工作，一度被视为白种人的负担，现在却成为各个种族内开明代表组成的政党的特权；它不仅向西方民族，也向非西方民族提供了暂时性专制统治的好处。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学说中，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的理论成为人类政府的普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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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专政的观念一旦经过阐扬修饰，就立刻使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当然，共产主义本身也曾遭遇严重的抗拒。对没有民主政治经验的俄国群众来说，臣服于一个自我指定的党的精英分子的领导或许可以忍受，而且对许多西方帝国主义的非欧民族的牺牲者来说，也可能是对种族主义式的殖民主义的改善，但这对惯于民主宪政方式的工会主义者（trade unionists）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俄国革命的成功虽然使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更加强化，却没有说服西方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放弃他们对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效忠。不过，在西方却有其他的团体更易于接受独裁的观念。一般而言，中下阶层由于没有能力从事经济、政治组织，一直都是宪政政治中“被遗忘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与工业不景气，使这些人受到与其他组织的人完全不成比例的苦痛。工资与利润虽然多少随着生活水准而上升，但是储蓄和其他中下阶级的财产形式却完全失去价值，或者贬值。这个经验证明了中下阶层的地位并不安全，也使这个阶层中许多人对民主宪政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恶感。由于对成功的议会行动感到失望，他们开始梦想以独裁政治为脱困之道。他们自认比劳动阶级优越，但又害怕沦为劳动阶级，这些情结大多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愿意追随任何一个能以独裁手段保障他们地位的非共领导者。心存不满以及具有野心的知识分子由于在经济上和中下阶级同病相怜，所以愿意率先调整共产主义的思想，使能为中下阶级所用。许多理论特别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最为著名，都是由这些企图造成的。不管是用什么形式，在散布独裁观念于西方世界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确实比共产主义更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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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理论却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和共产主义的原型不同。俄国的革命领袖因为继续对马克思主义效忠，所以一直在宣扬平等是终极性的社会理念，并且把独裁政治看成达到这个目的的暂时性手段。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者则接受稍早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不承认平等是终极的理想。白领工作者长久以来就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劳力者优越，对沦落为无产阶级的可能极端厌憎。上层阶级的地位虽然比较稳固，但也害怕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认为那是对他们特权地位的挑战。对这种人来说，维持既存的社会阶层体系是极端重要的事。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独裁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用来对抗现代生活的平等化趋势。因此，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不平等的状态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理想。为永久的独裁政治找寻借口，是法西斯主义政治思想中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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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把种族优越论接到民族主义的思想上。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多半认为自己的民族有天赋异禀，但是承认其他国家的平等权利，至少在理论上仍然是自由主义信念的一部分。法西斯主义者则公然反对此一理论。根据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者的说法，古罗马与西班牙帝国的历史证明，意大利和西班牙民族比其他的民族优秀，较卑微的民族注定要受他们的统治。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更明目张胆地表达他们的种族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具优秀北欧血统的人种，有权利、也有义务让所有的国家（包括欧洲以及非欧国家）臣服在一个“主宰种族”（master race）的需求下。血统比较卑劣的种族，像犹太人，就必须被绝对地排除在帝国的顺民社群（folk-community）之外。宪政民主制度承认所有的公民都有平等参政权，并且允许共产主义和其他的国际主义学说在劳动阶级间传播，因此法西斯主义必须摧毁民主政治，将权力置于血统及意识形态都未受污染的精英分子手中。只有臣服于法西斯党的独裁统治，接受卡里斯玛式领袖的领导，“天选的民族”才能得到力量、纪律，以完成其历史使命。种族优越论本来只用在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的关系上，现在则被心安理得地用来让欧洲的劣等民族永远受一个“主宰种族”的统治，并且使该种族内较卑劣的人永久臣服于优秀成员的脚下。如此一来，近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终于把种族殖民的学说带到一个合乎其逻辑的结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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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产主义一样，法西斯式的极权主义也未获得世人的普遍接纳，但是它的吸引力却远比极权的马克思主义来得大。对那些几近绝望的中下阶层来说，身属“主宰种族”以及加入一个永久政治精英集团的想法，都十分令人安慰。小店员、职业人和其他中产阶级的成员对犹太人的竞争有切肤的感受，法西斯运动主张毁灭犹太人，并且使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解体，而使中产阶级觉得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会立刻改善。此外，帝国扩张的远景，再加上扩张能为主宰种族的成员带来无数的行政管理与其他白领工作，更使人对未来充满了野心憧憬。上层阶级虽然对这些运动中所具有的中下阶层性略感不安，却仍然认为这比共产主义以及较具平等精神的宪政民主制度都更可取。在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政治、经济压力的国家，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则宁可试一试自由宪政主义的功能，而不愿意去冒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未知之险。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几十年中，西方世界许多地方的情况却变得十分恶劣，因此许多人都想尝试激烈的试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确实比共产主义更有吸引力，法西斯政权因此确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政权实际上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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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已经消退，但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却仍然是当代政治中的基本成分，这个冲突是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弱点的测量计。宪政民主制相信，统合人群以缔造有效的普遍意志的适当方法是“说服”，而非施加强制力。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中，用和平说服来联合道德社群的观念，一直就必须与对立的强制性整合的观念做殊死搏斗。在中古时代，有人主张宗教真理只能以布道和以身作则的方式来传播，有人则认为使用圣战的利剑也没有什么不对，两种看法之间一直有一种紧张的状态。在宗教战争期间，绝大多数人赞成圣战的做法，终于导致中古基督教世界的崩溃，也几乎摧毁了西方文明的基础。近代自由主义企图在世俗基础上重建西方世界也招致了同样的灾难。殖民帝国的圣战冲力，使世界各地都受到西方技术的影响，但却很少教导非西方人民去熟习“同意之治”的自由主义原则。天启式的阶级性学说曾经激起西方国家的政治责任感，但也使许多人养成与议会协商原则不相容的强硬不妥协的习惯。因此造成的极权主义与宪政思想意识形态间的冲突，是中古基督教圣战与布道两个传统间长久冲突的重演。如果事实证明圣战传统的力量强过布道传统，西方文明势将再度面临宗教战争时那种几难幸免的灾难。这就是近代独裁政治兴起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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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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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了解当代政治中某些比较重要的问题的本质。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谈到，宪政民主制企图将中古基督教会的社会、政治传统在世俗基础上保留下来。近代自由主义的优点与缺点，多半是因为这些传说中有些比其他更合于世俗化的目的。在维持法治主义与二元论的原则方面，宪政民主制大体而言是有效的。但在某些方面，它却无法在世俗层面建立与中古时代相等的思想、制度。西方思想的天启性质一旦移转到世俗层面，就造成不切实际和不妥协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些天启传统的不同版本虽然可以激发人们初期的政治责任感，却阻碍了他们的下一个企图，使他们无法团结在有效的普遍意志底下。更有进者，有些人虽然一直设法保存世俗人道主义的国际性，但是宪政民主制却不曾设法去缔造任何足堪与中古教会比拟的国际性制度。民族主义褊狭的仇恨和种族主义式的殖民主义的不公不义，都证明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失败，因为后者既无法维持内部的统一，也无法扩大外在的影响。所以，自由主义的试验虽然获得不少成就，我们却不能保证它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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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所遭遇到的困境，使有些人得出下列结论：“世俗的自由主义”观念本身，基本上就是错误的，要保持西方文明的价值，唯一的方法就是恢复这个文明最初赖以建立的宗教基础。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证明有的社会在宗教式微以后，也逐渐随之衰败。当宗教制裁无法加强既有的习俗力量时，某些习惯或许能暂时产生某种程度的约束力，使人依循传统行事，但这种约束力最后终归无效。在诡辩学派（the Sophists）盛行的时代，希腊的政治生活变得肆无忌惮，而在新兴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政治也充满了罪行，这些都是典型的例证，说明了超自然信仰的衰败可能会腐蚀社会的伦理基础。根据近代自由主义某些批评者的说法，世俗主义的兴起也使西方世界重新堕入这种社会、伦理衰败的危机中。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和较保守的希腊诡辩学派以及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都想在世俗理性主义的基础上重建西方文明的价值，但是他们的原则都不过是因为惰性而服从超自然信仰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一旦与存在的源头切断关联，这些习惯的力量势必逐渐减弱。世俗的人道主义（secular humanitarianism）本身并没有任何力量，去对抗部族性的民族主义或种族的帝国主义。近代极权主义则以无情的方式，不择手段集中权力，这是自由主义者想不靠宗教制裁之助，而维持传统伦理道德的自然结果。根据这些批评者的说法，在这种压力下，只有促成基督教的全面复兴，并且重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会，才能保存西方文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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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对当代情况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看不出西方世界还有什么希望。的确，晚近西方人遭遇到的政治、社会难题，曾促使许多深思远虑的人重新考虑基督教的教义，并且也在基督教教会中激起一些团结运动。但是，今天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已衰败至深，基督教社群内的分裂也无可救药，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几乎看不到可以用有效的基督王国的方式将西方世界再次统一起来的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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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可能，这种方式也无法解决近代国际社群的问题。由于非欧民族政治意识的成长，西方世界对其他人种的控制能力已经急剧丧失。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并不效忠于基督教，而是效忠于其他宗教。过去基督教虽然很成功地征服了不少比较原始的民族，但在对抗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高度发展的世界性宗教上，却没有什么成就。所以把全人类团结在基督王国下的工作，一定会比团结西方世界更困难。如果说宗教信仰还有什么社会效力的话，那也是使政治结社分裂而非整合，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就只能建立在世俗基础上。如果世俗化与政治、社会的伦理不能相容，那么世界的未来，必定是掌握在无所顾忌的极权政府的倡导者，而不是比较保守的近代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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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历史的裁决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世俗伦理无法为传统文明的维持提供基础”的命题；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国上古史中找到一个成功的世俗化的例子；就在基督教时代来临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几乎在同时历经了古希腊所经历的危机。对早期宗教巫术的信仰逐渐式微，使传统的道德急速衰败。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权力政治的繁兴，在这一段被称为战国时代的岁月里，中国几乎变成一个无政府的世界，群雄并起，战乱频仍，而秦国则是所有竞争者中最成功的。他们无所顾忌地运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终于消灭群雄，而将整个中国置于专制君主的统治下。但秦朝独裁的胜利却极为短暂。在宗教信仰崩溃的早期，孔子之类的保守哲学家及其门徒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从世俗理性主义的角度，为中国文明传统价值的存在理由做辩解。孔子及其门徒刻意地对“怪力乱神”采取一种不可知的态度，而致力阐扬只有古老的社会礼仪才符合人类的理性需要的道理。这些哲学家的训诲虽然未能及时挽救中国世界的伦理崩溃，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却证明比秦朝的马基雅维利式手法更有吸引力。后来的朝代都发现，用儒家的原则做政治基础，并且将帝国管理的工作交给儒家学者去执行，对他们相当有利。结果是在世俗人文主义的基础上保存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髓，其后中国文明稳固如磐石，就证明了这个试验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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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成功原因何在？在保守的哲学家不断世俗化的时期，必然会为文化的伦理传统做合理化的诠释，此种情况本身并不足奇。西方古典文明发生类似危机的时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也受到同类动机的启迪，虽然此类动机曾经导致儒家的兴起，但是希腊的哲学家却无法像中国的哲学家一样，把古典文明建立在恒久的伦理基础上。中国人文主义有较强的活力——这是两个试验的基本歧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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