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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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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真正有原教旨倾向的信徒是少之又少的,如果要在现代社会找出个别例证的话,那么,印度的安培多迦尔,这位1950年印度宪法的主要起草者,“在选择佛教作为他的宗教信仰之前,安培多迦尔花了许多年的时间进行学习研究,他认为佛教是世界上宗教中最平等的一个宗教。其他原因还包括佛教起源于印度,因此他就不会像其他低种姓的人皈依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一样被指责为缺乏爱国精神。而且,对于拒绝任何形式迷信和礼节的安培多迦尔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佛教同时还是最接近无神论的宗教。他将自己对宗教传统的理解建立在佛教的原始教义上,而不是后来的阐释上,在原始教义中哲学家们否认了灵魂及转世的存在”。[英]爱德华·卢斯《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p.78。然而事实上,佛教的原始教义并不能说完全否定了灵魂及转世的存在,佛陀把这个问题悬置在了一个模糊的理论地带,后人为之争议不休。但无论如何,安培多迦尔对待信仰的义理依据的态度已经算是相当的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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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The Subjection of Women,Penguin Books,2006,pp.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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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威廉·克莱因、克雷格·布鲁姆伯格、罗伯特·哈伯德《基道释经手册》,尹妙珍、李金好、罗瑞美、蔡锦图译,基道出版社,2004,pp.5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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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铃译,商务印书馆,1996,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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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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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不妨参考哈耶克的意见:“今天人们常常怀疑一致性在社会行动中是否是一个优点。向往一致性有时甚至被看做一种理想主义的偏见,根据其各自的优点对每个单独的情况作判断被当做真正经验上的或经验主义者的方式。事实正好相反,要求一致性是由于承认我们的理性无力掌握个别情况的全部内容,而假定的实用主义方式则以这样的要求为基础,即我们能够恰当地评价所有的内容,而不依赖于能告诉我们哪些特别的事实应该加以考虑的那些原则。”[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104,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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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The Subjection of Women,Penguin Books,2006,p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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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详见本书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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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哈耶克的一段议论:“诚然,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一部进化史,在不到8000年的短暂时间里,它已经创造出构成人类生活特质的几乎所有东西。我们祖先中的绝大多数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就由狩猎生活进入农耕生活,并且很快进入都市生活。这大概是3000年前的事。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某些方面,人类生理机能的变化以及人类非理性部分的适应性都跟不上这种迅速发展变化的节奏。人的本能和情感也更适应于狩猎生活,而不是文明生活。假如说我们文明中有许多特点,在我们看来显得有些不自然或矫揉造作不健康,这必定是人类一进入都市生活,实际上也就是文明出现之后才有的经历,所有针对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或过分讲究精美的抱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之反抗。要知道,人类是在经过了50万年的狩猎生活后,不久前才开始采行这种生活方式,它酿成了一些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的问题。”[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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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这是雪莱在自己的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当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最完全的机器”一语是引述威廉·葛德文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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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欧美另有一种似乎可以称之为“价值无涉”的推理文学,譬如固守本格推理的法国作家保罗·霍尔特,在他的《犯罪七大奇迹》(Les Sept Merveilles Du Crime)和《混乱之王》(Le Roi Du Désordre)两部精彩的长篇小说里,杀人的的确确被表现为一门“艺术”,而侦探在获悉真相之后似乎是本着惺惺相惜的感情对凶手的罪行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缄默。日本也在渐次出现这类作品,譬如米泽穗信的《算计》,杀人的故事变成了解数学题一样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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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如果是幻想题材,这一主题会被表现得更加赤裸。譬如由米歇尔·冈瑞执导,在2011年2月全球公映的《青蜂侠》(Green Hornet)同样秉承着“侠以武犯禁”的精神,当侠客发现了录音取证失效之后,“轻易地”杀掉了反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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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oyé Lafayette De Mante,The Chinese Mind: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Culture,Tuttle Publishing,2009,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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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oyé Lafayette De Mante,The Chinese Mind: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Culture,Tuttle Publishing,2009,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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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当然在严肃的学者那里,譬如读过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哈耶克则是这样讲的:“一种欧洲以外的伟大文化,即中国文化,看来差不多与希腊人在同一时期提出了法治观念,这种观念同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231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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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弑君可谓更为激烈的一种私人执法行为,蒙田对此发表的意见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可以谴责两个当面顶撞尼禄的士兵不宽宏大量。其中一个被尼禄问及为何要伤害他时答道:‘我过去崇拜你,因为你那时值得爱戴,但自从你杀死了你的母亲,你这个马车夫、戏子、纵火犯,我就恨透了你,因为你只配人恨。’另一个被问及为何想弑他时回答:‘因为我找不出别的办法来制止你干坏事。’但是尼禄死后,他的专横跋扈和荒淫无度遭到万夫鞭挞,并将永远为后人唾弃,对此,稍有智力的人难道会指责吗?”[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册,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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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梁]刘勰《文心雕龙·征圣第二》:“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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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 第一章 要幸福还是要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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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此渴求着正义,而所谓正义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并且总是混沌的、模糊的,屡屡经不起合乎逻辑的追问;任何建立一整套清晰的理论体系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至多可以被看做一种动机良好的呼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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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以后,一切哲学家们的共同缺点之一,就是他们对于伦理学的研究都是从他们已经知道要达到什么结论的那种假设上面出发的。”(1)——罗素这话说得一点不错,但难题是,假若哲学家们克服了这个缺点,从而排除任何先入之见,严密地遵循着论据与逻辑,梳理出何谓善恶、道德、伦理、公平,那么相比之下,人们很可能更愿意容忍他们的那个“共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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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外乎如此:人们如此渴求着正义,而所谓正义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并且总是混沌的、模糊的,屡屡经不起合乎逻辑的追问;任何建立一整套清晰的理论体系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至多可以被看做一种动机良好的呼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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