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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妨试问一个问题：如果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君权神授”或“天赋奴权”是否可以和“天赋人权”获得同样的道德权重？或者，人们之所以抛弃“君权神授”或“天赋奴权”，只是因为它们无法达到与“天赋人权”所可能带来的同等程度的福祉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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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心理学的层面上，“天赋人权”才是一个实然问题，即其源自人类天生的嫉妒或攀比心理。譬如陈胜那句激荡人心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有项羽在看到秦始皇车驾之盛时所感叹的“彼可取而代也”，陈胜和项羽虽然看到自己与王侯将相或秦始皇之间的现实悬殊，但显然认为对方所享有的权利自己同样有权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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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所享有的权利之所以不会被卢梭认定为天赋人权，这和“天赋”并没有半分关系。所谓天赋人权，只是私心在博弈中艰难赢得的战利品，是竞争中的人与人一个阶段性妥协的结果，既非自然的事实，也没有任何高尚感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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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天赋人权既是逐利的结果，又是逐利的手段，若它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应当怎么解决呢？譬如有这样一位八旗亲贵，世代包衣，饱受皇恩眷顾，但假定他读过了卢梭的书，又了解美国独立战争的全部经过，深知自己和皇帝拥有同样的天赋人权，他应当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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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性人，这个选择并不复杂，无非是权衡自己心里那只天平的两端孰轻孰重。但是，套用迈克·桑德尔的标题：“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怎么做才是“对”的，才是在道德上正确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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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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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控制是主人控制奴隶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技术。一名黑人老者在回忆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生涯时谈到，像他这样的黑人穷鬼是不许读书识字的，主人说这有助于黑奴们安守本分，但有过一个聪明绝顶的黑人孩子居然学会了读写，他常在地里向同伴们讲解《圣经》，可同伴们没他那么聪明，从来都是随学随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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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大适宜解释清朝的政治传统，满汉大臣们虽然在阅读范围上分别受到了一些局限，但他们都是当时社会里的精英分子，即便称不上学识渊博，至少也有最基本的文化教养并且见多识广，他们难道真的不曾想过要讨还自己的某些权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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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辨析起来，人们是否享有天赋人权是一回事，在发现自己的天赋人权遭到侵犯之后是否具有讨还天赋人权的权利，这是另一回事。统治者或许具有这种权利，但人民只有逆来顺受的义务。——令人吃惊的是，这并不是古老的“君权神授”理论的结果，而是康德在1797年基于实践理性原理缜密地论证出来的，从人的自由意志、天赋权利、人不能以人为手段、建设法治社会，推理出“人民有义务去忍受最高权力的任意滥用，即使觉得这种滥用是不能忍受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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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似乎隐约看到了色拉叙马霍斯那狂妄的身影，然而不仅康德，黑格尔也紧承其后，论证“德性就是服从政府”。今天的人们并不因为这些论调才崇敬康德和黑格尔，这或许是一件好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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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一大思想主流是自由主义，米塞斯提出过一个行为通则（general theory of choice），被自由主义者奉为典范：任何人的行为都只受到唯一的限制，即不对他人造成损害。穆勒则早在1859年出版的经典之作《论自由》一书中试图确立“一条极为简单的原则”，即“人类获权——无论以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方式——干涉他们当中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就是自我保护”。(16)依照这样的标准，上述那位八旗亲贵如果真去追求天赋人权，当然会损害到主人的利益。——米塞斯本人不会同意这个结论，因为他的行为通则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所有人都已经享有了基本人权，他们在基本权利上是完全对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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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这位八旗亲贵而言，他首先要做的只能是夺回自己的天赋人权，又或者“以直报怨”的准则才是更加可取的——因为他的天赋人权受到了主人的侵夺，所以他应当行使等值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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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利害关系的权衡很可能使他放弃这份努力，从而安心享受做奴才的好处。是的，如果“天赋人权”和“以直报怨”都只是平衡私利的行为，为什么“甘做奴才”的选择偏偏就该受到任何的道德责难呢？——问题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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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说，为了利益而牺牲人格，这是可耻的，不道德的。那就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做奴才就是牺牲人格呢？卢梭或许会用他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并且可想而知的是，他会得到相当广泛的赞同。遗憾的是，这同“天赋人权”一样，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一个“高贵的谎言”，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依据。仅仅认为人人“应当”生而平等并不能证明人人“确实”生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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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国《独立宣言》在采信卢梭这一观点的时候，做了一些必要的限定：“我们认为下列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首先这观点是“我们认为”的，其次这些权利是“造物主赋予”的，并不来自于任何扎实的、学理上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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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真正不言而喻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生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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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生而平等”固然论证不出，“生而不平等”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即便抛开出身的不平等，人的天赋、性情也是不平等的。如果我们认同《中庸》这部儒家经典所提出的自由主义式的理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同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天性自由发展，那么，既然可以存在卡里斯玛型的天生领袖，为什么不可以存在某种类型的天生的奴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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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式的回答是：天生具有奴才禀赋的人当然有权去做奴才，这在道德上没有任何不光彩的地方，只要让渡基本权利的行为是自愿的，这就无可指责。这就意味着，人首先必须拥有天赋人权，然后可以经由自愿原则，把天赋人权让渡出去。（尽管很难想象，权利如果是天赋的[natural]、固有的，又怎么可能被让渡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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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八旗亲贵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在求得主人的同意之后完成以下的程序：先把自己的天赋人权争取过来，然后再让渡出去，在自愿的前提下重新投身为奴。——穆勒曾经专门讨论过人有没有卖身为奴的自由，他的结论是否定的：自由原则不能使人拥有放弃自由的自由。(18)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穆勒感情用事的一面，他的结论并没有足够的逻辑支持。而只要我们甘愿做一个铁石心肠却头脑清晰的人，那么，我们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八旗亲贵的如此做法违反了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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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做奴才这件事本身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当然会有很多人不会赞同这个论调，而是认为做奴才有损于人的尊严。出现这种心态并不足为奇，正如迈克·桑德尔举过的一个拉拉队员的例子：凯莉·斯玛特是学校里一名人气很旺的拉拉队员，因为身体的缘故，她只能坐在轮椅上为比赛打气，尽管她做得很出色，但终于还是被踢出了队伍，因为这正是其他一些拉拉队员和她们的父母们强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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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推测那位呼吁最出力的拉拉队长的父亲的心态：他既不是担心凯莉占了拉拉队的名额而使自己的女儿无法入选，因为女儿已经是队里的一员了；也不是嫉妒凯莉盖过自己女儿的风头，因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他认为凯莉僭取了她不配取得的荣誉——如果拉拉队的表演可以在轮椅上完成的话，那么，那些擅长翻跟头、踢腿的女孩子们的荣耀就会受到贬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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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凯莉·斯玛特可以因为这个理由被踢出局外的话，我们似乎有同样的理由鄙视那位八旗亲贵，奴才的存在就是对人类尊严的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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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仅仅是贬损人的尊严，并不必然就是不道德的，甚至还会恰恰相反。譬如基督徒奉行谦卑，在神面前极力贬损自己的尊严，越是做到极致的信徒越是容易赢得道德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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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撒母耳记下》记载，当耶和华的约柜被运送进城的时候，大卫王为之跳跃舞蹈，他的妻子米甲（扫罗之女）从窗口看到了这一幕，只感觉莫大的羞耻。她语带讥讽，对大卫王说：“以色列王今天多么荣耀啊！他今天竟在众臣仆的婢女眼前，赤身露体，就像一个卑贱的人无耻地露体一样。”但大卫王不以为然道：“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耶和华拣选了我，使我高过你父亲和他的全家，立我作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作乐。我还要比今天这样更卑贱，我要自视卑微。至于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重我。”——《撒母耳记》的作者显然是褒扬大卫王和贬低米甲的，他继而写道：“扫罗的女儿米甲，一直到她死的日子，都没有生育。”（《撒母耳记下》6
:16-23）(20)熟悉《旧约》自然知道，无法生育对当时的女人来说可谓最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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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同类的事例，以佞佛著称的梁武帝就曾多次舍身佛寺，以帝王之尊甘为“寺奴”。人们往往只是批评他的愚顽，却不大论及这份对舍身为奴的执著是否有伤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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