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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仓央嘉措不但拒受比丘戒，连以前受过的沙弥戒也请五世班禅收回，他就在扎什伦布寺，在五世班禅和所有德高望重的黄教僧侣面前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要求：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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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的佛教传统里，达赖活佛虽然是宗教之王，但同时也是世俗之王，之所以如此，是由达赖的真实身份决定的：达赖活佛轮回转世，到了仓央嘉措是六世达赖，这就意味着从一世达赖到六世，以至于万世达赖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在藏人的观念里，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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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的观音信仰与汉地迥然不同：早在吐蕃时代，观音菩萨化身为赞普，以王权推行教化，而在吐蕃的时代终结之后，观音菩萨又化身为历代达赖活佛，把王权和教权合并在了一处。在藏人的心中，达赖活佛既然是观音的化身，自然要担负起调伏雪域众生的责任，而要负起这个责任，自然要像前代赞普那样握有至高无上的王权。这种独特的观音信仰，正是古代藏民们政教合一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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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的世俗眼光来看，仓央嘉措只是一个任性而毫无心机的大孩子，而以当时当地的眼光来看，仓央嘉措贵为六世达赖，哪怕最微小的举动都会引起广泛的牵连，何况是还俗这等天大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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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仓央嘉措真的还俗了，黄教必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信誉危机，从五世班禅到三大寺的长老将无法向全藏的信众交代，敌对势力噶玛噶举派必将以此为口实兴风作浪，夺取黄教的独尊地位，从此多少寺院将遭到陵夷，多少僧侣将四处沦落，这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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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的仓央嘉措看来，要求还俗不过意味着解放那些从古到今的政教领袖们加诸自己身上的重重束缚，从此可以在广袤的蓝天下，而非布达拉宫那被砖石砌死的狭窄视域里自由地唱出妙音天女的欢歌与悲歌，从此可以随性去爱，随性去恨，随着季节的变迁去浪迹天涯，随着心情的起落去饮酒作歌……这才是他的真实性情，是人们心中那个作为浪子和诗人的仓央嘉措。但是，从他被选定为转世灵童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便不再属于自己，他注定要过一种没有选择的人生，尽管那样的人生崇高而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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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就在这里：他们需要一尊神，而他只想作一个凡人。用一句文学语言来说：“诸神把世界托付给了他，他却只想要回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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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仓央嘉措身上负担着全部藏地的兴亡荣辱，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必须把活佛的角色好好地扮演下去；但对他自身而言，似乎除了诗酒风流之外，一切都是不可忍受的痛苦。正是这样的冲突感使他的人生笼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使后世的人们寄予他无限的同情。但是，仓央嘉措怎样做才是对的呢，那些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仓央嘉措还俗的人难道做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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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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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世界的确复杂得多，牺牲少数人以维护多数人利益，这在很多人看来都不仅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应当如此的，尤其当涉及不计私利的“高尚的牺牲”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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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战争中的杀俘问题。战俘有没有权利，这是一个很令人纠结的问题。离开奥米拉斯的人们认为奥米拉斯的幸福生活建立在践踏那个无辜孩子的基本人权之上，所以宁可抛弃现成的幸福。但是，战俘是不是无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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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的是，战俘当中必定有无辜者的存在，哪怕为数甚少。但忙于作战的部队不可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巨细靡遗的甄别工作，何况战争中伤及无辜总是在所难免。那么，在无力甄别战俘的情形下展开杀戮，这是不是一种“故意”的杀害无辜的行为呢？那么，更进一步，故意屠杀敌国的平民，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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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回忆1945年7月17日的下午，他突然收到了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随后，杜鲁门总统邀他一同商量对日作战方针，并决定对日本本土实施严厉的空袭。丘吉尔对冲绳之战的结束场面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走投无路的日军拒不投降，先是军官们在庄严的仪式中切腹而死，随后，成千上万的日军排成队列，用手榴弹自尽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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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丘吉尔和杜鲁门都预计到，和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正面交锋，会造成英美军队巨大的人员伤亡。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现在，所有这些噩梦般的画面终于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清清楚楚的景象：只消一两次的剧烈爆炸，战争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根本就没去讨论原子弹到底该不该用。显而易见，为了避免一场巨大而不确定的杀戮，为了结束战争，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为了解救那些饱受磨难的人民，如果以几次轰炸的代价就可以威慑敌人而达到这些目的，那么，在经历过我们所有的劳苦与危难之后，这看上去真是一种奇迹般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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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丘吉尔说：“连一丁点其他声音都没有。”丘吉尔并非没有意识到日本平民将会遭受的巨大伤亡，但他相信，“这种新式武器不仅会毁灭城市，还会挽救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的生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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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够挽救敌人的生命，丘吉尔认为，原子弹的沛莫能御的威力会给奉行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一个投降的台阶，否则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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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迄今，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始终都是伦理上的争议问题，在和平来临之后，即便在很多西方人看来，这种以超级武器屠杀敌国平民的事情也是不可原谅的。平民，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纳入专业军人的攻击目标。——如果你认为这是迂腐之见而赞同丘吉尔的做法，那么，以国内的主流看法，“南京大屠杀”也是同样性质的事情，日军意图以这种非常手段震慑住中国人的抵抗情绪，从而尽快结束战争，减少“敌我双方”的伤亡。所不同的只是，原子弹达到了预期效果，而“南京大屠杀”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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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与反侵略的不同性质有可能成为一个辩护理由。作为反侵略同盟的一方，出于正义的目的不妨采用一些非常手段。但反方会这样质疑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本身就违背了正义规则，如果这也可以的话，那么战争的双方究竟谁才是正义的，难道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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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而起的辩护可能是这样的：战争把人类带入自然状态，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在1945年可以做一次广泛的民意调查，问一问英国、美国，也包括中国，问问这些国家的所有人民，如果两颗针对日本平民的原子弹就可以结束战争，有多少人愿意？想来结果就算不是全票的话，至少也是压倒性的多数。就算投放更多的原子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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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估计有可能是准确的，但它意味着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道理：在生死攸关的时候，道德可以被弃之脑后，或者说，保种图存才是最高的道德准则。这就意味着，道德的要求其实不外是基因的要求；一切文明的粉饰，其根底不外是人类的生物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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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更愿意接受的情形也许是这样的：奥米拉斯被一个独裁政府控制着，统治者都是一些铁石心肠的人，他们在确保私利之余确实也操心着国民福利，他们相信任何统治者都需要一些忠心耿耿的佞臣去做“一些必要的脏事”。于是，关于那个可怜孩子的所有消息被佞臣们妥善地封锁了起来，永远不让那些善良而软心肠的子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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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正是独裁政府的魅力所在，子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再不用纠结于那些两难的选择，同时安享着稳定的生活。即便政府倒台，事情败露，也是由那些统治者和佞臣们去承担责任，一切与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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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人支持这样的解决方案。譬如蒙田，这位高尚的知识分子，相信自然界没有无用之物，甚至不存在所谓无用，就连我们人性中那些肮脏丑陋的东西，诸如残忍、野心、嫉妒，也都是必要的：“倘若有谁消除人类身上这些病态品格的种子，他就破坏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同样，任何政府都有一些必要的机构，这些机构不仅卑鄙，而且腐败；恶行在那里得其所哉，并被用以维持这个社会，犹如毒药被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虽说这些机构有了存在的理由——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共同的必要性掩盖了它们真正的性质，但是这游戏应该让那些比较刚强、比较大胆的公民去玩。他们牺牲自己的诚实和良知，一如有些古人为保卫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我们这些比较脆弱的人，还是承担一些比较轻松、风险比较小的角色吧。公众利益要求人背信弃义、颠倒黑白、杀戮同类，让我们把这类差事让给那些更听话、更机灵的人去干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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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也许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那些臭名昭著的政客和政府部门，他们为了“公众利益”去做那些不得不做的脏事，去背信弃义、颠倒黑白、杀戮同类。设若他们的卑鄙、残忍、狡诈确实提高了公众利益，而我们自己恰恰就是这一公众利益的受益者之一，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道德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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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时代，人们更容易接受铁石心肠、不怕做脏事的领袖。当然，也有一些人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坚持道德的准则，尤其是绝不使用暴力，这往往见于一些真诚地尊重教义的宗教人士以及坚定的原则主义人士。反抗虽然要坚持到底，但不能以任何人的生命为代价，无论是自己人的还是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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