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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则吃人案例看上去要文明一些：在军阀混战的东汉末年，张超固守的雍丘在曹操的围攻之下渐渐支撑不住了。张超对部下说：“臧洪会来救援我们的。”部下不解：“臧洪正在袁绍手下做事，袁绍和曹操却是盟友，臧洪怎么可能做出破坏袁曹联盟给自己惹祸的事呢？”张超答道：“臧洪是天下义士，不会背弃旧恩。我只担心他受到强大势力的控制而不能及时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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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所谓的旧恩，是指自己当初对臧洪有过知遇之恩，是臧洪的旧主。张超所料不差，臧洪得知旧主被困，即刻向袁绍请兵，在被袁绍拒绝之后，臧洪又请求仅带自己所部兵马救援张超，但袁绍依旧不允。结果雍丘陷落，张超自杀，全族被灭。臧洪由此而痛恨袁绍，与之断绝往来，因此而招致袁绍大军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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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洪守城守了一年有余，粮食已经吃尽，他便杀了爱妾给众将士吃。在无法抵抗的饥饿之下，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城池也终告失陷，臧洪被袁绍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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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臧洪到底是天下义士还是吃人狂魔呢？不少人是把他当做义士的，袁绍在擒获臧洪之后，决意杀他，臧洪的同乡陈容自幼便敬仰臧洪，其时恰恰在场，便向袁绍提出抗议，最后慷慨激昂地说：“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结果袁绍连同陈容一并杀了，致使在座诸君无不叹息，私下议论道：“怎能在一天之内杀了两位烈士！”(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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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年间，刘裕讨伐司马休之，写密信给司马休之的录事参军韩延之，要韩延之弃暗投明。韩延之在回信里痛斥刘裕对司马休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就算上天注定了灾祸不绝，自己也甘愿追随臧洪于九泉之下。刘裕收到回信之后，为之叹息，遍示将佐说：“做人家部属的就应该像韩延之这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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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宣帝继位之后为政昏暴，京兆郡丞乐运带着棺材上朝谒见，面陈皇帝的八项过失。周宣帝大怒，要杀乐运，群臣无一人相救，只有元岩对人说：“连臧洪都有人甘愿陪他同日赴死，何况比干呢（元岩以比干喻乐运）。如果乐运被杀，我愿意陪他同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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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不以为然，王夫之就认为张超不过是像曹操、袁绍一样的人，臧洪之义不过是为了私恩。臧洪自己纵然可以为报私恩而奋不顾身，却奈何使全城的将士、百姓都为此而死。这只是任侠，称不上义举，吃人之罪更加不可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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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把臧洪与张巡、朱粲相提并论，认为天下最不仁的事情未必不是始于道义的口实，在道义的大旗之下，人们便不再觉得残忍的行为有多么难以接受了。臧洪是出于任侠这么做的，张巡起而效法，出于尽忠也做了同样的事，后来又有朱粲这类人效法他们。每到末世凶年，在愚顽的百姓之中，人吃人的事情不断发生在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吃人者连难过之情都没有了，把人看得和蛇、蛙无异，哪还有君臣道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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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免会问：设若把王夫之换到臧洪、张巡的处境上，他会怎么做呢？想来他可能投降，至多会自杀，因为他这样说过：像张巡这样的情形，明明知道城守不住，自刎以殉城也就是了；而像臧洪这样的，就算暂时降了袁绍也不算是有辱名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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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议论又给我们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1）如果整个社会风尚都赞同甚至崇尚某种吃人行为，那么吃人可不可以算作道德的？（2）在凶年末世，人类社会退化到自然状态，道德和法律是不是就不再、也不应该再具有约束力了？（3）如果吃人者和被吃者都是理性的、自愿的，吃人是不是就可以被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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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是一个针对社群主义的诘难，我将留待下文由沃尔泽提出的“弱的普遍原则”来做回答。至于问题（2），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合乎逻辑的推论——譬如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相信在国际事务这种“自然状态”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以及“弱国无外交”，道德或正义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诚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所陈述的著名的国家理论，不同的国家在相互关系中“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第333节），所以国际纠纷只能、并且应当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黑格尔甚至认为战争还有一种“更崇高的目的”，即促进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这好比风的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第324节）。(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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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论述是如此的义正词严，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在感情上接受他的结论，当然有许多人在理性上也是这样相信的。那么我们以同样的逻辑试想一下，不是在国与国的“自然状态”下，而是在人与人的“自然状态”下，道理是否同样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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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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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汉朝初年曾经陷入一种“准自然状态”，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时接秦之敝，诸侯并起，人民失去产业生计，饥荒流行，“人相食，死者过半”。于是刘邦下令，准许人民群众卖掉孩子，准许到蜀汉地区逃荒。可见在这样的极端情形下，就连政府法令也对传统道德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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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直到现代仍然是正义问题上的一个思考难点。1954年，英国作家戈尔丁出版了一篇寓言体小说《蝇王》，其情境设定是：一群男孩因为飞机失事深陷于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寻求生存与获救。这样的设定似乎有意展开一个青春励志的故事，但情节完全走向了相反的二面。最初，这群孩子推举了正派的拉尔夫作为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理性的生活秩序，然而性格强悍的杰克以暴力和蒙昧拉拢了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还发明了宗教仪式——他把飞行员的尸体误认为幽灵，便以猎杀来的野猪的头颅向这个“超自然力量”献祭。杰克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日益变得可怖起来，终于发展到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杀人。他们发动叛乱，杀死了拉尔夫的助手，拉尔夫也在自卫当中杀死了杰克的人。人与人的厮杀就这样开始了，直到一艘路过的英国军舰发现了他们，把他们重新载回了“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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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丁的寓言是不是过于悲观了呢？也许是的，但他至少在故事的结尾给我们留下了“一艘路过的英国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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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小说出版30年后，即1983年，戈尔丁发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为评论家们加诸自己身上的“悲观主义者”这个头衔进行辩解，辩词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内容：“我非常怀念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500多年前的挪威人朱莉安娜。她曾经被魔力控制，魔鬼将一颗胡桃大小的东西放在她的手心，告诉她这就是地球，还把地球上将会发生的千奇百怪的悲剧一并告诉了她。但在最后，她的耳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告诉她这些事都会过去，所有的生物都会安然无恙，地球上的一切都只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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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步入晚年的伟大文学家的信念与希望，但是，让我们回到《蝇王》的故事：这个故事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方并不是结尾处那艘终于来临的军舰，而是在军舰来临之前，在我们甚至并不确信最后会不会等来军舰的那段堪称“自然状态”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未来注定的“更好”并不会使过去的苦难变得云淡风轻——假如人们可以选择的话，至少有一些人宁愿从来不曾活过，也不愿去经受某些生活的苦难，而无论在这苦难之后会等来多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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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必要追问的是，在那艘军舰救出孩子们之后，当孩子们重新回到了“文明社会”之后，他们会如何反思自己曾一度陷入的野蛮与癫狂，又该如何、又该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的那段行为负责呢？这些问题可以被简化为一个最单纯的表达形式：他们到底做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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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蝇王》发表的5年之前，即1949年，美国法理学家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则假想的奇案，是说有五名探险者被困在一处山洞里，在水尽粮绝而又确知短时间内无法获救之后，一个叫威特莫尔的人提议抽签吃掉一个同伴以救活其余四人，这个提议获得了一致通过。但是，就在抽签之前，突然有人反悔了，而这个人恰恰就是威特莫尔自己。他的反悔没能阻止先前的集体决议，其余四人还是把抽签进行了下去，而抽签的结果，那个“应该”被吃掉的人，天可怜见，恰恰又是威特莫尔。他们当真吃了他，而在获救之后，这四个人以杀人罪受到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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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分别体现了不同流派的法哲学思想。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构思，假想这一奇案在50年后再获审理，又有九位大法官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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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位福斯特法官认为四名被告无罪，他的一项理由是：“当威特莫尔的生命被被告剥夺时，用19世纪作家的精巧语言来说，他们并非处在‘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在‘自然状态’。这导致我们联邦颁布和确立的法律并不适用，他们只适用源自与当时处境相适应的那些原则的法律。我毫不犹豫地宣布，根据那些原则，他们不构成任何犯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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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法官所谓的“源自与当时处境相适应的那些原则的法律”就是所谓的自然律，即不存在法律与道德约束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然规则，在这种自然规则下，人为了求生，杀人也好，吃人也罢，都没有什么不对的。事实上，在真正近乎自然状态的原始社会里——这是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的——的确就是这个样子。最令人为难的问题是，当我们已经“文明化”了，有了“文明人”的道德与法律了，当生存环境由于某种原因突然退回到了自然状态，我们是应该坚守原有的道德，还是放弃这些，做一个道德上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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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选择之中，后者往往都不会令人愉快——试想当蛮族入侵，摧毁了一切的文明与秩序，使社会陷入一种自然状态，而你作为俘虏面临两种选择：被杀，或者投降并助纣为虐、屠杀同胞，你会怎么选择呢？福斯特法官又会怎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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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问题（3），如果吃人者和被吃者都是理性的、自愿的，吃人是不是就可以被接受呢？——在《资治通鉴》关于臧洪的记载里，有一处细节是不曾被王夫之提及的，即城中绝粮之后，臧洪知道守不住了，便对将吏士民发话道：“袁氏无道，图谋不轨，且不肯救援我的长官（张超）。我臧洪出于大义不得不死，但诸君与此事无关，不该受我的连累，不妨赶在城池陷落之前带着妻儿出城。”众人却都感于臧洪之义，不忍离去。这就意味着，臧洪并不能说“连累”了全城，大家都是求仁得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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