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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事实上，早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就已经关注过这个问题。譬如蒙田记载道：“我也不愿意略去另一条狗的故事，也是这位普鲁塔克说他亲身经历的……普鲁塔克乘在一条船上，有一条狗看见一只水罐底有一层残油。罐口小，它的舌头就是舔不到，它就去衔了几块石头放在水罐里，直到油浮到罐口让它可以舔到为止。这不是一种非常精妙的思维吗？有人说巴尔巴里的乌鸦在要喝的水太低时也是这样做的。”（[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册，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p.138。）这一段传说来自普鲁塔克的话虽然未必尽数属实，但与蒙田在后文里的五花八门的例证一样，至少说明了前人对这个问题是给以相当之关注的，而他们也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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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1，pp.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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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奥]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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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pp.3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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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德]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2，pp.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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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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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pp.2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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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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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即便是对活人和死人的区分也在遵循着这种习俗性的变动不居的标准，譬如在部落社会里，被施加了巫术的人竟然会被同胞们当做死人看待。列维-施特劳斯这样讲道：“在任何场合、任何行动中，社会公众都把这位不幸的受害者当成死者。而他本人也不再希冀能逃避已被视为他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不久，人们便举行宗教仪式，然后，这些对新中邪者是如此专横的力量到处出现，就是为了将他赶入幽灵的世界。首先，人们无情地切断他与家庭及社会的联系，并把他从一切使人产生自我意识的工作和活动中驱逐出去；继而，受害者便从活人的世界中被赶出去；那些令人极为恐怖的行动，那些由公众的默契产生的多种参照系统骤然消失，使牺牲者失魂落魄，最后公众断然改变了口径，将他——一个曾经赋有权利和义务的活人——宣布为死人，为人类恐惧、仪式、禁忌的对象。体格的健全并不能抵制人的社会性的瓦解。”（[法]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黄锡光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89，p.1-2。）可以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原始”的风俗在近现代社会颇有子遗，譬如斯宾诺莎被驱逐出犹太宗教社团的仪式应当就可以被看做上述“野蛮传统”的“文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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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p.9。洛克在该书的另一处同样指出：“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怀有敌意的人。他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就像他可以杀死一只豺狼或狮子一样。因为这种人不受共同的理性法则的约束，除强力和暴力的法则之外，没有其他法则，因此可以被当做猛兽看待，被当做危险和有害的动物看待，人只要落在它们的爪牙之内，就一定会遭到毁灭。”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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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Blackwell Publishers，1974，pp.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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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册，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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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Blackwell Publishers，1974，pp.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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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我思”亦无法证明“我在”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因为我们无法证明思维一定需要某种物质载体。可以参考以下文字：“……物理学家也不示弱，他们发现了新的更小的单位，叫做电子和质子，原子是由电子和质子构成的；若干年以来，这些小单位曾被认为具有着以前所归诸原子的那种不可毁灭性。不幸得很，看起来质子和电子可以遇合爆炸，所形成的并不是新的物质，而是一种以光速在宇宙之中播散的波能。于是能就必须代替物质成为永恒的东西了。但是能并不像物质，它并不是常识观念中的‘事物’的一种精炼化；它仅仅是物理过程中的一种特征。我们可以幻想地把它等同于赫拉克利特的火，但它却是燃烧的过程，而不是燃烧着的东西。‘燃烧着的东西’已经从近代物理学中消逝了。”[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pp.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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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中册，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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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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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William James，“The Moral Philosopher and the Moral Lif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April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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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p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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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参考沃尔泽的意见：“人道主义干涉如果是对‘震撼人类道德良知’的行为的反应（并且有合理的成功希望），它就是正当的。这句老套的说法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情况下它指的不是政治领导人的良知。他们有别的事情要操心，因而人们有理由要求他们克制自己日常的义愤和愤怒情感。它指的是普通人在日常活动中获得的道德信念。既然可以用这种信念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我认为没有任何道德理由采取消极等待的立场，比如等待联合国（等待世界政府，等待弥赛亚……）”（[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任辉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p.120）。值得注意的是，沃尔泽特别提出了“并且有合理的成功希望”这一点，这才坚守原则主义的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功利主义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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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Michael Walzer，Arguing about War，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pp.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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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哈耶克谈道：“有人认为，那些刚刚开始公共生活的年轻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已认同他们生于其中的社会秩序。这种说法所以是荒谬的，是由于这些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有更好的社会秩序，即使是同他们父辈的思想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也只有当进入中年后，才会考虑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32）。然而就大众心理而言，先入为主以及“圈内人偏袒效应”会令人更加倾向于为生于其中的社会秩序做出辩护，并贬低或敌视其他形式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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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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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周锡银、望潮《藏族原始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pp.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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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849年远东探险及赴加利福尼亚的旅行，以及1848年赴白海之途》，伦敦，1882，pp.59-66。转引自[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pp.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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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册，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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