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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pp.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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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pp.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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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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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Ibid.，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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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The Subjection of Women，Penguin Books，2006，pp.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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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法]德尼·维拉斯《塞瓦兰人的历史》，黄建华、姜亚洲译，商务印书馆，1986，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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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对这个问题我将在《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一书中讨论古代中国的特权合理性观念的时候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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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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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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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pp.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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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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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p.509。休谟接下来做了一则重要的补充，点出许多“通俗的道德学体系”都混淆了实然与应然的概念：“对于这些推理我必须要加上一条附论，这条附论或许会被发现为相当重要的。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证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并使我们看到，恶和德的区别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的关系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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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册，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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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当代仍有学者试图从学理上做出明确界分，斯马特就提出过伦理快乐主义和心理快乐主义的区别，他应该会把我归类为一个心理快乐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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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p.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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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Penguin Books，2010，pp.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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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晋]慧远《三报论》，[梁]僧祐《弘明集》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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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用主义》，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57，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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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夏道平“初版译者序”，[奥]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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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有必要把斯宾诺莎这句话的上下文一并引述：“人性的一条普遍规律是，凡人断为有利的，他必不会等闲视之，除非是希望获得更大的好处，或是出于害怕更大的祸患；人也不会忍受祸患，除非是为避免更大的祸患，或获得更大的好处。也就是说，人人是会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说人权衡取其大，权衡取其轻，是有深意的，因为这不一定说他判断得正确。这条规律深入人心，应该列为永恒的真理与公理之一。”[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96，pp.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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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英]爱德华·卢斯《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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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Penguin Books，2010，pp.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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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Hubert Seiwert，in collaboration with Ma Xisha，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Heterodox Sects in Chinese History，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03，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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