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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用彼得·布劳的话来说：“在一个集体情境中，权力的分化引起了两种不同的活跃的力量：一种是合法化的过程，它们有助于把努力方向一致的个体和群体组织起来；另一种是抵消性的力量，它们否认现存权力的合法性，促进反抗和分裂。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合法组织的范围扩大了，从而把更大的集体都包括进来了。但是，反抗和冲突不断地重新划分着这些集体，并促使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重新组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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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自从一降生起就生活在一个分层井然的社会秩序里，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的，不独立，不自由，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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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有“自由”的概念需要稍加辨析，因为“自由”在哲学的历史上——尤其是政治哲学的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飘忽不定的神秘字眼。人们常常把五花八门的观念貌似理所当然地归于自由或自由主义的名下，然而事情往往会如阿克顿勋爵在论及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时候所讽刺的那样：“……所有这些看法却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孟德斯鸠是自由主义者，因为它是一个聪敏的托利党人；伏尔泰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严厉地批判了教士；杜尔哥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改革家；卢梭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狄德罗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自由思想家。然而，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自由本身漠然置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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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正是有鉴于此，哈耶克在《自由宪章》里，才一开篇便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给“自由”下定义。简而言之，自由是一种不受他人武断意志的强制的状态。哈耶克颇为明智地补充道：“一个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只能希望逐渐接近这种状态，而不能完全达到它。”因此，“一种自由政策尽管不能完全消灭强制及其恶果，但应该尽量将之缩小到最低限度”。(7)或者用石里克的话说：“自由是强制的对立面。只要一个人是行动不是被强制的，他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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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一种相当精到的描述，也是一种如此美好的期待，一种值得人们为之努力的方向。但当我们将视线从未来转向过去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即便是这种把强制减到最低限度的自由，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考察的所谓“天赋人权”的种种内涵——独立、自由、平等——都不是人类天然具有的，反而是不独立、不自由、不平等的层级秩序才真的称得上“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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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就像其他群居动物如猴群、狮群一样，尽管可以是和谐有序的，但必定是井然分层的。其中原则除了如默瑞在1949年以实验所揭示的之外，米歇尔斯在1911年论述的“寡头统治铁律”也向我们道出了任何组织形式的悲哀宿命——少数人终于会凌驾于多数人之上，即使是强烈信奉社会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也不例外。虽然米歇尔斯的研究对象是近现代的社会组织，但若与默瑞的研究结合来看，是很可以说明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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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米歇尔斯的发现在前贤那里已经被朴素地觉察到了。米歇尔斯在其著作的最后一节引述了卢梭《社会契约论》里边的一段话作为题记：“就民主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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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秩序本身并没有任何道德意义，也就是说，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甚至一个人奴役所有人，在自然秩序的层面上讲，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一切的道德评价都是我们基于任何“现行的”道德标准所做的衡量的结果。但是，我们有信心坚持自己的正确性吗？——巴厘岛的居民们相信让三位王妃蹈火殉夫是再正确不过的，圣依纳爵·罗耀拉相信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是基督徒的重要美德……道德准绳是如此的世易时移，以至于我们不由得设想：几百年后的人来看我们今天的坚持，会不会就像今天的我们看19世纪80年代的巴厘岛人一样呢？当我们自以为坚守了良知的时候，我们到底坚守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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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的天性而言，独立、自由、平等的预设统统是站不住脚的。若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人类事实上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追求：一是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一是对被奴役、被主宰和不平等的追求。后者的力量即便不比前者更强，两者至少也是旗鼓相当的。其心理机制上的根源，就是人类对稳定性或确定性的需要以及嫉妒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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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天性是喜欢稳定而厌恶改变的。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场景：这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大厅，看上去像是商家在搞的什么促销活动，主办方正在忙着向人们发放礼品。礼品共有两种，巧克力和马克杯。两者的价值大体相当，随机发放，不许人们挑选。可想而知的是，肯定会有不少偏爱马克杯的人却拿到了巧克力，另一些人则相反。所以，在所有礼品发放结束之后，主办方给了大家一个很贴心的建议：可以随意用手中的礼品去交换另一种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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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那么试想一下，会有多少人做了这种交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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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回答说，大约会有一半人交换了礼品。是的，这在概率上也许没错，但事实是，交换了礼品的人还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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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活动的“幕后黑手”是几名心理学家，他们用这项实验表达了人们维持现状的动机有多么强大。约翰·哈蒙德等人（J.S.Hammond，R.L.Keeney，H.Raiffa，1998）把这种心理机制称为“维持现状陷阱”（Status-Quo Trap），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人面临的选择越多，维持现状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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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接下来试想一下，一个人的手里到底拿的是马克杯还是巧克力，这个“现状”仅仅是几分钟前才随意形成的罢了，其影响力就已经如此之大，如果换做积年累月形成的“观念”，人们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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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来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会对历史翻案文章深恶痛绝呢，这些人还总是乐于怀疑文章作者到底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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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通文墨的乡下少年会用真诚而笃定的口吻说：“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而一名历史学家的说法却很可能是这样的：“若现有史料为真，并且基本完善的话，那么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不过，如果将来有新材料出现，我也可能会相应地修正原先的看法。”——假若现在发起一个投票，问大家在这两个人里喜欢谁、讨厌谁，结果一定毫无悬念。许多人都会讲出如下的理由：岳飞已经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了，是一个激励着一代代人的精神符号，即便真有什么新材料出现，搞这种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要把我们的英雄一个个地毁掉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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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学家自有一套理由，他们会说：我们的许多知识并不是得之于事实，而是从一些公认的假设当中推演出来的。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哪一天发现了新的材料，推翻或者修正了原来的假设，那么原来的结论自然也会随之修改。所以，历史研究中比较常见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根据某某史料，则……”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只是一种简化的版本，其完整形式应当是：“若某某史料为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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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史学家的心里装着的往往不是一些确定的知识，具有确定性的只是某种方法论罢了，这就导致他们心里那种不确定性要比普通人更强。但他们可以较好地承受这种不确定性，这是多年来的专业训练的结果，是普通人并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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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其他条件相同，普通人对幸福的感受必定来得比这位历史学家更强，也更轻易，因为所谓心理陷阱，其实只在少数时候才会对人们的决策产生负面的影响。作为千万年演变下来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理定式，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积极作用肯定要更大一些，那位历史学家其实只是在用理性违逆天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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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理想圣君周文王有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即“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不去想、不去懂，完全按照天帝给出的准则办事，因此而深得天帝的赏识。(9)这仿佛是《旧约》义人模式的翻版，只有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惶惑不安的时候，才会晓得这是一种何等值得企慕的心灵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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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活中面临一些重要决策的时候，如何消除不确定性就会变成相当严峻的问题。《左传·桓公十一年》，郧国人驻军蒲骚，准备与四国联军一道攻打楚国，楚国的莫敖（官名，相当于大司马，最高军事长官）为此忧心忡忡。斗廉信心十足地向莫敖献策，但莫敖始终犹豫不决。后来，莫敖见实在说服不了斗廉，便提议举行一次占卜来预测此战的吉凶。大战之前，必先占卜，传统一贯如此，所以莫敖的提议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但斗廉很坚决地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意思是说：占卜是为了解决疑惑，但按照我的策略一定可以打赢，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占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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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两代的占卜观念与后世相当不同，认为占卜之所以灵验，不在于占卜方式本身（比如《周易》的演算原理），而是借助占卜媒介（甲骨或蓍草）的灵性来沟通祖先神灵，由能力比我们更强的祖先神灵来揭示我们的未来命运。所以无论是甲骨卜法还是《周易》占筮，其原理和今日一些农村地区跳大神的传统是如出一辙的。《周易》变为一种注重演算模式的占筮方式，这是汉代易学形成的传统，已经在本质上背离了商周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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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这位莫敖就可以算是哈耶克标准之下的一个自由的人，他甚至不是一个自由的普通百姓，权势、地位绝对不容小觑。但即便是这样一个角色，也会面临自由所带来的最大的危害，即在重要选择面前的患得患失、无所适从。唯一能够使他心安的，就是抛下自由人的尊贵身份，做一名谦卑的奴仆，听任祖先神灵安排一切——这也正是宗教的重要意义之一，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提供一些人们必不可少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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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譬如正统儒家是以道义来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只要义所当为，就不必顾虑成败，此即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0)虽然并不反对事功，但认为事功只应当是道义的派生物。(11)所以像莫敖这样的人，虽然担心的是重大的国家利益，却得不到正统儒家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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