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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今天的主流看法是哈耶克或奥克肖特式的，譬如哈耶克这样谈道：“当我们在与个人努力或有组织的尝试关联中来谈论进步时，它是指朝向一个已知目标前进。然而，在这个意义上并不能把社会发展叫做进步，因为社会发展并不是通过人类理智运用已知的方法去追求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实现的。若将进步看做人类理智形成和修正的过程，或者看做已知的可能性与我们的价值观和愿望皆在不断变化的学习与适应的过程，可能更恰当一些。既然进步含有对未知之物的发现，所以它的结果必定是不可预知的。进步总是引导我们迈向未知世界，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对产生进步的那些力量有某种了解。诚然，如果我们想为进步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就必须对这个积累发展之过程的特点有总的了解，但这也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使人们能够进行明确预言的知识。凡宣称能从这种了解之中得出我们必须遵循的演化规律的见解都是荒唐可笑的。人类的理智既不能预知未来，也不能着意塑造未来。它的进步表现在不断地发现错误。”[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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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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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The Subjection of Women，Penguin Books，2006，p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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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Hugh S.R.Elliot，The Letters of John Stuart Mill，V2，Longmans，1910，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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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宋]李觏《安民策第七》，《李觏集》卷18，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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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清]唐甄《潜书·抑尊》，续修四库全书第九四五册，影印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王闻远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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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1993，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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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弗洛姆认为：“从形式上来说，权力主义伦理学否认人认识善恶的能力；规范的制订者总是一种超越个体的权力。这样一种体系不是建立在理性和知识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权力的敬畏和主体的软弱与依赖性感情的基础之上；对权力放弃作出决定是源于权力的富于魅力的力量；人们不能，而且注定不能对权力的决定提出质疑。从物质上说，或者说根据内容而言，权力主义伦理学首先是按照对权力的利益，而不是按照主体的利益来回答什么是善或什么是恶的，尽管主体也可能从权力中得到可观的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好处，但这种权力是剥削性的。”[美]弗洛姆《自为的人》，万俊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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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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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哈耶克对未来技术发展的忧虑纵使有几分杞人忧天的成分，至少也是值得参考的：“我们说不定只是刚踏进一个时代的门槛，在这个时代当中，对他人心灵施加控制的技术可能性很可能会迅速增加，一些对个人的个性起作用的权力刚开头时可能看来是害的，或是无有益的，这些权力将受府支配。对人类自由的最大的一些政威胁，大概还在将来。很可能在不久将来的一天，当局会能够通过对我们的自来水增添上适当的药物或是通过别的某种类似的办法，来为了自己的目的，使全体居民的心情或则喜气洋洋或则垂头丧气，或者兴奋激昂或则麻痹瘫痪。”[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p.3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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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这个意见可谓相当地有的放矢，因为就在该书的正文里，哈耶克这样谈道：“我们文明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人民向往和羡慕的对象，这个反映我们现实地位的新事实迫使我们不断前进。且不说站在某种更高的角度看，我们的文明是否真地就好一些，但我们必须承认只要人们一获悉我们文明的物质成就，便都会去孜孜以求。这些人可能不愿吸收我们的整个文明，但他们必定想从中挑选某些适合于他们的东西。即使在不同的文明仍然存在并支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的地方，领导地位却几乎总是落在那些吸取西方之知识和技术最为深入的人手中，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可能感到遗憾，但绝对不应忽视。”对此，哈耶克在注释里引述了克拉克《罕萨：喜马拉雅山消失的王国》的一段内容：“与西方的接触，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已经波及居住边远的游牧人和最偏僻的山村，有超过10亿之多的人知道，我们比他们拥有更幸福的生活，从事更有趣的工作，并在身体上享受着更大的舒适。他们自己的文化没有给他们提供这些，但他们决心也拥有这些，绝大多数亚洲人都希望在尽可能不改变自己风俗习惯的前提下，获得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好处。”[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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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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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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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如查尔斯·斯蒂文森认为，伦理学的本质特征就是人们在态度上的一致和分歧。Charles Stevenson，Ethics and Language，Yale University，1944，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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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9世纪的人类学家巴斯蒂安多次周游全球，他本于自己的游历，愈发坚信凡所遇见的人类在根本上都是同一的，进而提出了“原始观念“和“民族思想”的区分，前者意指人类共同的心理机制，后者意指地方性的风俗习惯所培育出的思想观念。这并非什么新奇的见解，不过是“性相近，习相远”的西方式表达而已，但巴斯蒂安的结论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不再是直觉性的见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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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 第十一章 伟大的嫉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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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出处一点都不高贵，似乎完全体现不出人作为人的道德尊严，所以霍尔姆斯才说“我一点也不敬重追求平等的热情，在我看来，它似乎只是将妒忌理想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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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两段意义截然相反的诗句，参照来读别有一番趣味。一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当狂风在茫茫大海上掀起波涛，在陆地上看别人受颠簸多么美妙。”一是斯威夫特颇带戏谑的《咏斯威夫特教长之死》：“如果你有个最好的朋友，他参加了一场战斗，杀灭了强敌，缴获了战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与其让他就此爬到上边，你会不会盼望他失去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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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的诗句表达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那么，别人的不幸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快感呢？——这是一个古老的美学问题，据卢克莱修自己解释，这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对别人的不幸感到快乐，而是因为我们庆幸自己逃脱了类似的灾难。但也有另外的解释，是将这种快感归结于我们从远古的祖先那里继承过来的嗜血和残忍的欲望——法国学者法格对此有一段著名的议论，说人只是稍稍有些变化的“野蛮的大猩猩”的后代，淫猥的大猩猩爱看喜剧，野蛮的大猩猩爱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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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家们一直对这个问题争议不休，但无论如何，人类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不管被怎样解释，总归是一种普遍的客观实在，我们就是喜欢看别人倒霉。如果偏偏别人过得比我们好，那么斯威夫特的诗句就开始熠熠发光了：我们会嫉妒他们，巴望他们倒霉，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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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角度来看，《鲁滨孙漂流记》实在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如果要问，它究竟给了人们怎样的哲学启发，现代读者很容易会赞同书中所传达的“知足常乐”这一经典的心灵鸡汤式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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