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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71 这并不奇怪,我们的大众文化一向都喜欢把任何思想形式尽力向着“知足常乐”的方向理解,无论是西方文学、国学经典,还是佛教义理、基督教神学,都在不遗余力地造就着千人一面的效果。在这个贫富差距不断挑战着人们心理极限的时代,出现这种现象倒也顺理成章。所以,《鲁滨孙漂流记》会被人们如此解读,这当然一点都不奇怪。以下举出的例子是周国平的一段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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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73 在远离世界并且毫无返回希望的情形下,鲁滨孙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光完全变了。他的眼光的变化,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两点。一是对财富的看法。由于他碰巧落在一个物产丰富的岛上,加上他的勤勉,他称得上很富有了。可是他发现,财富再多,他所能享受的也只是自己能够使用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是非常有限的,其余多出的部分对于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由此他意识到,世人的贪婪乃是出于虚荣,而非出于真实的需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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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75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也落在鲁滨孙的处境,那么虚荣也会被我们不假思索地弃置不顾。这时候如果还需要手表的话,那么可以想见的是,限量版劳力士对男士的吸引力并不大于一块普通的电子手表,至于女士,她们或许会觉得LV的新包并不如一只藤条编织的普通篮子。此外,我们的行住坐卧也渐渐不加检点,因为没有人会看到我们的透露着优良教养的彬彬仪态;如果岛上有丰富的美食,那么谁也不会为了保持身材而辛苦减肥。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人,只要过着孤岛独居的生活,那么很自然地就会或多或少地产生鲁滨孙的那种“人生感悟”(之所以不会完全如此,是因为我们还要考虑第九章讲到的那个因素,即这样一种生物性: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储存资源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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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77 但是,一旦我们坚持把《鲁滨孙漂流记》读完,就会在结尾的地方读到鲁滨孙返回文明世界之后的生活,然后就会惊叹他的“非常有限的”、“只是自己能够使用的部分”的财产其实有多么惊人——重要的是,此时的鲁滨孙才是哲学意义上的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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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79 在社会生活当中,一颗无甚实用价值的钻石为何可以价值连城,这是孤岛上离群索居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在社会生活中,出于虚荣的需要就是一种“真实的需要”,不可辩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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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81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经验知道,出于虚荣的需要往往比出于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远来得强烈,这是嫉妒心使然。文人们常常形容嫉妒心“在燃烧”,这是一种很形象、也很贴切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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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83 嫉妒心的作用有时会受到忽视,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如此。在他对正义理论的预设里,嫉妒心是特地被排除在外的。在罗尔斯看来,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受嫉妒心的影响,只要他相信别人并不是靠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才领先自己、而且这种差距也没有突破一定限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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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85 罗尔斯用了两节的篇幅来讨论嫉妒心的问题,因为这既是任何正义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他的“差别原则”难以解决的问题。“差别原则”意味着,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只在一种情况下是允许的,即这种不平等对于社会上境况最差的人也是有利的。这其实是采用了功利主义的计算方式,只是没有把嫉妒心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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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87 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贫民区频繁发生针对白人的暴动,初看上去这不是很好理解,因为这个时候黑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都获得了普遍的提高。研究者给出的结论是:虽然黑人的福利水平明显提高了,但提高的速度赶不上白人,这使黑人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被剥夺的感觉。这种“剥夺”作为事实是不存在的,作为感受却真实不虚。这不是纵向比较的结果,而是横向比较的结果,是一种“相对剥夺”(Sears &Mcconahay,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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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89 谁都不可否认社会在进步,不可否认我们的生存状况在变好,至少比石器时代要好很多——但很少有人会作这样的比较。人们自然的心理机制就像以下这个场景所揭示的:有100元钱给你和另一个人分,分配方案是他拿99元,你拿1元;但你可以选择:要么接受,要么干脆取消交易,谁也拿不到一分钱。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后者,尽管选择前者仍然是有净收益的——甚至,即便对方拿走了全部100元而你分文未得,但你并未受到任何实际损失,社会(两个人的小社会)的整体福利也大大提高了,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照常理说是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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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91 这样一种分配,在过程上完全可以是公平的:两个人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谁拿99元,谁拿1元,只是拿1元的人永远掌握着最后的选择权。可想而知,程序正义解决不了嫉妒心的问题,两败俱伤的结果仍然会是最常见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所针对的是一种“资源中等稀缺”的社会,然而若把嫉妒心的问题真正考虑进去的话,任何可能形式的社会都会有相当多的资源是高度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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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93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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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95 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电影《兵临城下》(Enemy at the Gates,2001)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狙击手瓦西里的故事,瓦西里在聊起战后生活的梦想时说:“我想去工厂里工作。小时候爷爷带我去过一次工厂,那时我看见我有个人站在车间的天桥上,其他人都穿着蓝制服,而他没有。他手下的工人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只有他站在高处,对一切了如指掌。当时我就在想:有朝一日,我也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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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97 显然,瓦西里想要的是一种很有自尊的生活,具体做什么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站在高处”。人天生就是追求“不平等”的,所以才会追求“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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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199 电影后来的情节向着一个俗套发展,瓦西里和他最好的战友——把他捧成传奇英雄的苏军政委丹尼洛夫——变成了情敌,丹尼洛夫在痛失所爱之后忧郁地对瓦西里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以前多傻呀,瓦西里,人性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例外。我们努力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好让人不必再去嫉妒别人,可还是会有人嫉妒。一个微笑,一段友情,你所没有的而又特别看重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在苏联,依然还是会有富人和穷人:或富于天赋,或贫于天赋;或富于爱情,或贫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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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01 丹尼洛夫曾经出于嫉妒,在上级面前极力诋毁瓦西里,如果他得手的话,不止对于瓦西里个人,甚至对于整个战役,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康德的观点,即嫉妒心是一种反人类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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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03 然而蹊跷的是,人类一直在从事着这种反人类的活动,似乎我们天生就是自我毁灭的。我们不仅会嫉妒别人,同时也需要别人的嫉妒。远在罗尔斯之前就曾经有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试图把嫉妒心从人生蓝图与社会蓝图当中尽可能地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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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05 譬如罗素,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以一部《婚姻与道德》赢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书中条分缕析地批评了旧式的婚姻观念,当然,“嫉妒”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矛头所向的一个目标。这也许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至少可以在传说中的古代斯巴达人那里找到实证。根据普鲁塔克的著名记载,斯巴达的伟大立法者莱喀古士建立了一种新式的婚姻制度,“把人们从充满嫉妒的占有欲这种空虚的、女性的感情里解脱出来……比方说,一位年老而妻少的人,如果他看上而且器重一位俊美高贵的青年,老人就可以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把她同那么高贵的父亲生下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后代加以收养。再比方一位受人尊敬的男子,因为某个妇女给自己的丈夫生下了健美的孩子,因为她作为妻子举止端庄而赞美她、爱慕她;只要那妇女的丈夫的同意,他就可以得到她的欢心。这样,可以说是在能够结出美丽果实的土壤里播下了种子,给自己生下气度不凡的儿子,血管里当然流着高贵的人的血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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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07 这样的乌托邦场景在今天看来即便不是高不可攀的,至少也是匪夷所思的。人们自然会质疑,一种不甚含有嫉妒成分的婚姻生活,一种近乎嬉皮士风格的对性与情的宽容态度,即便可以说服所有人,但究竟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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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09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一下这个颇有些棘手的问题,看一看威廉·葛德文的论述。葛德文在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一章之后,对那个著名的制针业分工协作的案例大为光火,认为如此之高的工作效率分明是“贪得无厌”的产物,“其目的是,看看究竟下层阶级的劳动可以榨取到什么程度,以便更完全地掩盖起那些无所事事而又高高在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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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11 葛德文不觉得劳动应当成为一种负担,然而劳动确实成为了一种负担。解决方案其实非常简单:“当人们懂得应该拒绝享受不合理的多余物品时,用这种手段实现集约劳动的实际意义就会大为减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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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13 方案的确简单,而且一点就透,任何人都能在顷刻之间想通其中的道理——如果足够多愁善感的话,还会立刻表示赞同。然而事实上,除了庄子和梭罗那样的隐士,以实际行动响应葛德文的人从来都找不出几个。人们或许口头上向往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闲适生活,但总是需要站在海滨别墅的宽敞阳台上“面朝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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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15 葛德文的错误就在于对财富的意义作了太过天真的理解。财富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一般意义上的生活需要,而其一则“重要功能”是为了招人嫉妒或者追赶自己所嫉妒的人。亚当·斯密在分析贵金属的意义时谈到过这个问题,他的见地是相当精辟的:“在大部分富人看来,富的娱悦,主要在于富的炫耀,而自己具有别人求之不得的富裕的决定性标识时,算是最大的炫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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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17 人们对于这样一种观念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主要并不是通过亚当·斯密,而是通过凡勃伦在1899年发表的成名作《有闲阶级论》。凡勃伦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常见谬误就是习惯于把人类对财富的竞争说成是一种生存竞争,而当生产效率已经使得人们的所得明显超过了维持生存的基本限度的时候,又把对财富的竞争解释成提高生活享受的竞争。不,凡勃伦认为,真正的动机是“竞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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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4219 事实上,凡勃伦对自己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的考虑仍然显得保守了些,他认为那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对于“生产事业还处于初期发展或效率较低的阶段”还是大体中肯的,然而马塞尔·莫斯考察了西北美洲的两个部落社会,特林基特和海达,谈到他们有一种“夸富宴”,或者更准确地命名为“竞技性的总体呈献”。在这种疯狂的活动中,“人们为了压过与之竞富的部落首领及其盟友(往往是那位首领的祖父、岳父或女婿),甚至不惜将自己积攒下来的财富一味地毁坏殆尽……这种呈献使首领处在一种极其突出的竞技状态。它在本质上是重利而奢侈的,人们聚在一起观看贵族间的争斗,也是为了要确定他们的等级,这一等级将关乎整个氏族的最终收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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