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53899
1703353900
[24]这并不需要改变公平正义学说的许多内容。比如说，除了其所属的构架之外，正义两原则和基本结构的意义与内容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正如我将要在稍后的行文中谈到的那样，《政治自由主义》强调了政治自律与道德自律的差异（见第二讲之六），并很谨慎地强调指出，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只包括前者。《正义论》没有作这种区分，在该书中，自律被解释为康德式的道德自律，是从康德的完备性自由主义学说中引申而来的（见《正义论》的第四十、七十八、八十六节）。
1703353901
1703353902
[25]在强调“理性地”这一语词出现在该系统表达的两端时，我根据需要，对相互性的标准作了较《政治自由主义》一书更为充分的陈述。
1703353903
1703353904
[26]例如，我们可以在第145页所描述的第三种观点中看到这一点。
1703353905
1703353906
[27]见《论自由》第三章，尤其是第一至第九段。
1703353907
1703353908
[28]在此，请读者回顾一下脚注⑧所谈到的康德的自律学说。
1703353909
1703353910
[29]对于现存的[社会基本]结构，我们只能因死而出其外。见第136页，注释④。
1703353911
1703353912
[30]我想解释一下，严格地说，在这里不存在任何争论的余地。前面一段文字仅仅描述了一种制度情景，在这一制度情景中，公民们处于某些确定的关系之中，并考量某些确定的问题，如此等等。然后我们可以说，从这一制度情景中，产生了对公民遵循相互性标准的义务要求。这种义务缘于该书第49页以后所刻画的个人之理性的理念。在T.M.斯坎伦的《允诺与实践》（载《哲学与公共事务》，第19卷，第3期[1990年夏季号]）一文中，人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推理，但所例举的例证却全然不同。
1703353913
1703353914
[31]以上两段文字总结了第135页以后的基本思想。
1703353915
1703353916
[32]此处的术语用法遵循前面注释②的用法。《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都谈到了（完备性的）善观念。从此处开始，我们都将它作为一种学说来参引。
1703353917
1703353918
[33]另见第九讲第二节，第389页。
1703353919
1703353920
[34]《政治自由主义》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特点来讨论的。“条件”这一术语要比“特点”更好些，因为依我理解，正是这些条件界定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
1703353921
1703353922
[35]这一术语涉及到首要善，正如《政治自由主义》第五讲第四节所界定的那样。
1703353923
1703353924
[36]这并不否认我必须对公平正义[的观念]作某些改变。比如说，第八讲就按照H.L.A.哈特的批评，对有关基本自由的解释作了修正。第五讲的第三、四节也按照K.J.阿罗、阿马蒂亚·森、乔舒亚·库恩、T.M.斯坎伦和其他人的批评对有关首要善的解释作了修正。我还可能根据托玛斯·内格尔和德雷克·帕菲特、以及简·英格利希的建议，修改正义储存原则及其推导理论（见第七讲：第274页的注释）。我相信这些修正和其他一些修正都未对公平正义[的观念]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因为它的基本理想和原则依然如故，而这只会使它们的系统表达更加精致。毫无疑问，它们仍然需要做继续不断的修正和调整。
1703353925
1703353926
[37]《政治自由主义》没有阐述[社会]统一的这一定义和我们所提示的基础问题。在此，还有在“答哈贝马斯”（第九讲第二节之一）一文中，我是首次明确地谈到这一问题。
1703353927
1703353928
[38]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公共理性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里的公共理性不是一码事。见第九讲第一节，第382页注释。
1703353929
1703353930
[39]宪法根本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可以合乎理性地被包括在一部成文宪法中，这时候，我们假定宪法可以由最高法院或某个类似的机构来解释，基本正义问题与基本社会结构相互关联，所以，宪法并不涵括那些有关基本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问题。
1703353931
1703353932
[40]人们有时谈到，公共理性首先可以降低人们对政治实践意义上的民主之不稳定性和易受破坏性所产生的恐惧。这种反驳意见是不正确的，它没有看到公共理性及其相互性标准刻画了政治关系及其民主理想的基本特征，并反映着该政体的本性，我们所关注的正是这一政体的稳定性或易受破坏性。这些问题要优先于政治实践意义上的稳定性和易受破坏性问题，尽管任何一种民主观都肯定不会忽视这些实践问题。
1703353933
1703353934
[41]这一见解比《政治自由主义》第六讲第八节所讲到的具有更大的容忍度，它具体规定了将这些完备性学说引入它所涉及的包容性观点的某些条件。这一宽泛的观点不是我原创的，而是艾林·凯利（在1993年夏天）给我提议的。劳伦斯·所罗门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对这一问题的最充分陈述发表在其《建构一种公共理性的理想》一文中，载《圣地亚戈法学评论》，第30卷，第4期（1993年秋季号）。在第747—751页，他有一个总结性的看法。而他较新的看法则发表在《太平洋哲学季刊》，第75卷，第3和第4期（1994年9—12月号）。
1703353935
1703353936
[42]对于如何满足这一条款，人们可能会提出许多问题。一个问题是：当它需要得到满足时，是同时呢？还是稍后？再者，谁该尊重这一条款？存在许多这样的问题。我这里仅仅指出其中的几个问题。正如汤普逊所指出的，人们应当弄清楚并确定该如何适当地满足这一条款。
1703353937
1703353938
[43]我不知道主张堕胎的人和金是否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满足这一条款。但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是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而且，由于他们已经知道公共理性的理念并分享着公共理性的理想，他们理应如此。我感谢保罗·魏特曼帮我指出了这一点。
1703353939
1703353940
[44]弗吉尼亚州议会下议院采用的对杰弗逊“建立宗教自由条款”提出的最严厉反驳，是由深孚众望的帕特里克·亨利提出的。亨利对保持国教的论证基于下述观点：即认为，“宗教知识具有一种矫正人们的道德、克制其罪恶、并保持社会和平的天然倾向，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习教条款，宗教知识就无法发挥作用。”见汤姆·J.科里的《首要自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一书第四章对弗吉尼亚例子的讨论。亨利似乎并不是要论证基督教知识本身，相反，他似乎是想论证，基督教知识是一种实现基本政治价值、即公民的善和和平行为的有效方式。因此我认为，他所说的“罪恶”，至少有部分用意是指那些僭犯政治美德的行动，而这些政治美德乃是政治自由主义所确立（第194页以后），而且是由其他民主观念表达出来的。撇开我们是否能够在学校组成祷告、让其满足所有必需的政治正义限制这一明显的困难不谈，麦迪逊对亨利条款的反驳，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国教对于维持有序的市民社会是否必要？他的结论是，没有必要。麦迪逊的反驳也取决于国教对社会和宗教本身的整合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见麦迪逊的《纪念与谏疏》一文（1785），收入马尔文·梅耶尔编《国父精神》一书（纽约：巴布斯—梅利尔出版公司，1993）第7—16页。亦见科里的《首要自由》第142页以后。他引证了一些殖民地繁荣发展的事实，这些殖民地没有建立国教，最著名的是宾夕法尼亚和罗德岛，在这些州里，早期基督教具有反罗马帝国的敌对力量，而过去建立的各种国教都已堕落。在这些系统阐述中，我们得持几分谨慎，这些论证如果说不是全部也有许多论证是能够按照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表达出来的。学校祷告这一例子让人特别感兴趣之处在于，它表明，公共理性的理念不是一种关于特殊政治制度或政策观点，而是一种关于如何论证这些政治制度和政策，并对必须决定这一问题的公民实体证明它们的正当合理性的观点。
1703353941
1703353942
[45]我从保罗·奎因那里借用了这一术语。而这一理念则出现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第六讲第七节之一和之二。
1703353943
1703353944
[46]我之所以使用根本的理由这一术语，是由于许多可能诉诸于这些理由的人，都把它们看作是公共理性的理想与原则和政治的正义观念之恰当根据或真实基础，包括宗教的、哲学的或道德的根据或基础。
1703353945
1703353946
[47]有些读者已经自然地把我的那段脚注（第243页以后）读作是我赞成孕妇有权在头三个月堕胎的一种论证。但我本意非然。（这段脚注的确表达了我的意见，但意见并不是论证）我的失误在于，让人们怀疑这段脚注的目的仅仅是解释和确认紧接着这段脚注所注释的那段行文后面的陈述：即“与公共理性相冲突的完备性学说只是那些不能支持[我们所谈到的]诸种政治价值达到一种理性平衡[或理性秩序]的完备性学说”。为了解释我的意思，我使用了三种政治价值来解释这一问题，可能不是偶然的。我相信，对这些价值——当他们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确实得到发展时——给予一种更详细的解释，真的可能会产生一种合乎理性的论证。我不是说它将是一种最合乎理性的或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证。我不知道这种最合乎理性的论证会是什么样子，即使真的存在这样一种论证，我也不知道。（关于这种更为详细的解释，见朱迪思·嘉维斯·汤姆逊的《堕胎：谁的权利？》一文，载《波士顿评论》，第20卷，第3期[1995年夏季号]；尽管我想补充几个附注，也无此意图，为了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现在设想一下，不存在任何对等的诸政治价值之间的理性平衡或秩序。这样一来，在此情况中，而且仅仅在这类情况中，一种否认堕胎权的完备性学说就与公共理性相冲突。然而，如果它能够较好地满足宽泛的公共理性的条款规定，或者至少也像其他观点一样，那么它就已经使其问题进入了公共理性。如果说一种完备性学说不是不合乎理性的，它在某一个或几个问题上也可能是不合乎理性的。
1703353947
1703353948
[48]关于这类论据，见卡丁诺·伯纳丁在《无矛盾的伦理学：何种框架？》（载《原创》杂志，第16期[1986年10月30日]第345页，第347—350页）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卡丁诺提出的公共秩序理念包括这样三种政治价值：即，公共和平、人权的根本保护、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共同接受的道德行为标准。进而他同意，并非所有的道德律令都能转换成为禁止性的市民法规，他认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根本意义是保护人们的生活和基本人权。他希望根据这三种价值来证明否定堕胎权的正当合理性。在此，我不想评价他的这一论证，我只想说，这一论证已用公共理性的形式给予了清楚的表达。它本身是否是合乎理性的？或者说，它本身是否比另一方式的论证更合乎理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像公共理性中任何一种形式的推理一样，这种推理也可能是谬误或错误的。
[
上一页 ]
[ :1.7033538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