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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新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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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于2010年，出来后反应不错，遂在2013年出版增订版，加入两篇新文章，想不到反应仍然不错，遂有现在这个新版。我利用这个机会将全书通校了一次，并做了一些小修订。这样一本政治哲学著作，过了这些年仍然受到关注阅读，我在这里要谢谢读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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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我对当代自由主义的研究论文，尤其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社会正义理论。里面的篇章处理的问题虽然各有不同，但却有一共同关怀，就是思考什么是自由主义以及它为何值得我们追求。我近年逐渐发展出来的自由主义左翼观点，不少都可在这里找到，包括自由左翼对分配正义的看法，对资本主义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剖析，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应，以及对道德与幸福能否及应否契合的问题的讨论。[1]这些问题看似抽象，但都是现代社会需要处理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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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本书取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不仅在于我认为这是理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关键所在，也在于我认为自由和平等是自由主义最为重视的价值：自由个体以平等尊重的方式彼此相待，并共同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权利、民主制度、机会平等、文化多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平的财富分配等等，都是自由主义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将这些目标放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可清楚见到它们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书中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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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同意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那么如何面对及改变这个社会巨大的不正义，便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但在庞大的制度面前，我们努力行正义之事，要求自己做个正直的人，是否过于天真、过于不理智？政治哲学或许有能力告诉我们一个合理公平的世界应该是怎样，但它能否告诉“我”，作为世界的一员，到底该有多大责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合理一点？如果这个责任有可能令我受苦，甚至付出极大代价，我是否仍有理由继续去做该做的事？我是否仍有自信说，没关系，只要我所做的事是对的，无论代价多大，我仍然愿意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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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困惑最后归结到一个根本问题：道德作为一种规范，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外在于我们欲望体系的社会约束，抑或是我们福祉的一部分，甚至是构成我们自我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柏拉图或罗尔斯这样的哲学家会问的问题，也是生在当下且在乎这个世界变成怎样以及在乎自己活得如何的我们，每天均须面对的实践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影响我们的个人行动，也影响整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许只有在直面这些问题，直面脆弱的个体在制度中承受的种种不义，直面自身生命的构成及其背后的各种条件和限制时，抽象的理念、复杂的论证和高远的价值，才有可能走进我们的生命，并帮助我们在艰难的践行中活出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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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出来后，即受到学友江绪林君的重视，并在《开放时代》发表《正义的康德式诠释》和我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因而促使我写成《罗尔斯的问题意识》一文以做回应。这些年来，绪林和我有密切的思想交流，并对我有许多鼓励和启发。2016年2月19日，绪林选择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我有无可言说的寂寞，也有无可言说的怀念。绪林，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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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新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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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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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忘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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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这方面的最新讨论，可参考《政治的道德：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增订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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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正义论》引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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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revised edition,1999)．所有有关此书的文献引用，将直接置于内文，并用以下格式标示：（TJ,100/86 rev.）。TJ是《正义论》的英文简写，第一个数字（100）为初版页码，第二个数字（86 rev.）为修订版（revised edition）页码。除非特别注明，书中引文皆为作者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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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第一章 契约、公平与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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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是二十世纪划时代的政治哲学著作。它复活了规范政治哲学的传统，打破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哲学已死”的困局，并主导了过去四十多年道德及社会政治哲学的讨论。[1]罗尔斯的同事、放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早在1974年便曾预言，《正义论》后的政治哲学家，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必须解释为何不这样做。[2]事实的确如此。1971年后政治哲学发展蓬勃，从强调私有产权至上的放任自由主义到左翼的自由平等主义，从效益主义到社群主义，从文化多元主义、女性主义到环保主义和国际正义理论，林林总总，无论所持立场为何，均须回应罗尔斯的观点。即使到了今天，情况依然未变。[3]《正义论》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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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的哲学书籍，一般只能卖一千本左右。但此书出版至今，单在美国已售出逾三十万本，并被译成二十七种语言，成为哲学、政治及法律本科生的基本读物。迄今为止，已有超过五千篇文章专门讨论罗尔斯的理论。以一本厚达六百页、充满术语和哲学论证的著作来说，殊不寻常。罗尔斯在2002年11月24日逝世后，英美各大报章纷纷发表悼念文章，高度评价他的贡献。例如巴利（Brian Barry）在《金融时报》称他改变了整个学科的发展，《泰晤士报》则誉他为继十九世纪的密尔（J. S. Mill，或译穆勒）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要了解当代政治哲学，《正义论》是最好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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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论》英文修订版在1999年出版，罗尔斯修正了初版的一些基本论证，并声称修订版较初版有重大改善。我在此章将对《正义论》作一俯瞰式的介绍，让读者对此书有个基本认识，从而为其后各章的讨论铺路。我将先介绍罗尔斯的生平及该书的写作背景，然后逐步分析《正义论》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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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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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1921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Baltimore）一个富裕家庭，五兄弟中排行第二。[4]父亲是成功的税务律师及宪法专家，母亲生于一个德国家庭，是个活跃的女性主义者。罗尔斯自小体弱多病，两个弟弟更先后受他传染而病逝，这段经历对他一生有难以磨灭的影响。罗尔斯虽然家境富裕，但年少时已感受到社会种族及阶级的不平等，例如他观察到黑人孩子不能和白人就读同一学校并被禁止互相交友、黑人的生活环境恶劣等。罗尔斯1939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他的启蒙老师是当时著名的哲学教授马科姆（Norman Malcolm）。马科姆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兼朋友，并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在美国发扬光大。罗尔斯1943年以最优等成绩取得哲学学位。毕业后，旋即加入军队，参加对日战争。1945年美国投掷原子弹于广岛时，罗尔斯仍然留在太平洋。对于他的战争经历，罗尔斯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但在1995年美国《异议者》（Dissent）杂志的“纪念广岛五十年”专题上，罗尔斯却毫不犹豫地批评美国当年投掷原子弹、杀害大量无辜日本平民生命的决定犯了道德上的大错，并批评杜鲁门总统不配称为一个政治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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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罗尔斯于1946年重回普林斯顿攻读道德哲学博士，师从效益主义哲学家史地斯（W. T. Stace）。1950年递交论文，题目为《一个伦理学知识基础的探究：对于品格的道德价值的判断的有关考察》。[6]罗尔斯在论文中尝试提出一种反基础论（anti-foundationalist）的伦理学程序，他后来发展的“反思均衡法”（reflective equilibrium）亦源于此论文的构思。1952年，罗尔斯获奖学金往牛津大学修学一年。在那里，他认识了伯林（Isaiah Berlin）、哈特（H. L. A. Hart）等当代著名哲学家，而运用假然契约（hypothetical contract）论证道德原则的构想亦于当时成形。从牛津返美后，罗尔斯先后在康奈尔（1953—1959）、麻省理工（1960—1962）等大学任教，1962年转到哈佛大学哲学系，1979年接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阿罗（Kenneth Arrow）担任“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职位。此职级是哈佛的最高荣誉，当时全校只有八人享此待遇。罗尔斯在哈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很多在今天的哲学界已自成一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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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虽然广受各方尊崇，为人却极为低调，既不接受传媒访问，亦不喜交际，生活简朴而有规律。他治学极为严谨，每篇文章均经过反复修改、千锤百炼后才愿意出版。例如《正义论》中很多基本概念，罗尔斯早在五十年代已经形成，并先后出版了多篇重要论文。而到六十年代，他已开始用《正义论》第一稿作为上课讲义，前后三易其稿，直至1971年才正式出版。《正义论》出版后，罗尔斯谦虚听取各方批评，继续修正及发展他的理论，直到1993年才出版他第二本著作《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并对原来的观点做出相当大的修正。[8]此书一出，瞬即成为学术界焦点，并为政治哲学设定新的议题及研究方向，可谓罗尔斯学术生涯的第二高峰。1999年，《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面世，专门讨论国际正义问题。[9]罗尔斯在哈佛教学用的《道德哲学史讲义》和《政治哲学史讲义》也先后出版，[10]而他晚年尝试整合前后期理论的《公平式的正义：再论》（Justice as Fairness:A Restatement）则于2001年出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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