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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支持差异原则，罗尔斯有必要论证，自然禀赋不仅不是我们道德上应得的，而且在考虑正义原则时，没有参与者有权利声称较其他人更有资格取得善用自己的自然禀赋带来的收益。罗尔斯事实上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视自然禀赋的分配为社会共同资产的看法。让我详引其文，以说明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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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差异原则实际上代表一种共识：即在某些方面视自然才能的分配为共同资产（common asset），并分享由于这种分配的互相补足而可能达致的更大的社会及经济利益。那些已受上天眷顾的人，无论是谁，只有在改善那些不幸者的处境的条件下，才可以享受好运带来的得益。在天赋上占优势者，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天分较高而得益，而只能通过抵消训练和教育的成本，以及利用他们的天赋帮助那些较不幸者而得益。没有人应得他较高的自然能力，一如没有人应得在社会中一个较为有利的出发点一样。（TJ,101/87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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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过接受差异原则，他们（自然禀赋较差的人）将那些较佳的能力作为社会资产（social asset）来看待，并用来促进共同利益（common advantage）。（TJ,107/92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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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如我评论过的，两条正义原则等于承诺视自然能力的分配为一种集体资产（collective asset），以致较幸运者只有在帮助那些较不幸者的情况下，自己才可以获利。（TJ,179/156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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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引文见到，罗尔斯先后用了“共同资产”、“社会资产”和“集体资产”来形容人的自然能力的分布，以及它和差异原则的直接关系，可见这个观念在罗尔斯理论中的重要性。罗尔斯相信，天赋能力以不平均的方式，随意分布在各人身上，但这种分布纯属偶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必然性。更进一步，罗尔斯强调，这些自然禀赋的分配应被视为社会的共同资产，并被所有参与社会合作的人共同拥有。这表示如何分配由合作所产生的财富，必须得到大家同意。每个合作者，都有相同的权利决定如何分配这些资源。那些能力高的人，之所以被允许分得多些财富，并非由于他们应得这些能力，也非他们是这些能力的最终拥有人，而是这样做乃对最弱势者最有利的安排。“较为有利的代表人不能说他应得（他的优势），因而有权以一种不促进他人利益的方式，从合作体系中获取利益。他没有任何提出这样要求的基础。”（TJ,104/89 rev.）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严格来说，这些自然能力根本不“属于”这一个体，因此他完全没有理由说他应得这些优势。我认为，这才是罗尔斯在政治证成中，完全不考虑“应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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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理解，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差异原则背后的道德关怀，其实并非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的理念，通常意味着社会像一个竞技场，只要尽量保证每个人站在相同的起步点，那么每个独立个体便可以各尽所能地竞争，为自己争取最多好处。至于竞争最后的结果，无论怎样，都是个体所应得的。差异原则呈现了另一幅图像：社会合作的目的并非竞争，而是如何好好善用人们的共同资源，以改善所有人的处境。它体现了一种博爱的精神，即只有在对最弱势者最有利的情况下，具优势者才愿意得到更多好处（TJ,105/90 rev.）。在这种理解下，将人们能力上的差异强行拉平，不仅没有必要，也有违它的精神。因此，罗尔斯再三强调，差异原则“并不要求社会努力抹平不利的条件，仿如期待所有人在一场竞赛中，都站在公平的起跑点上一样”（TJ,101/86 rev.）。相反，“在公平式的正义中，人们愿意分担彼此的命运。”（TJ,1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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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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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背景，现在可以去到本章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从上述的道德前提推导出差异原则。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视社会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体系，而公民亦接受在决定合作的基本原则时，不应诉诸他们的自然禀赋及社会环境的优势，那什么样的正义原则会被所有合作者接受？读者宜留意，这个问题并非从原初状态中理性自利的立约者的角度问，而是从接受了罗尔斯的道德平等的社会合作者的角度问，诉诸的是道德理由，而不是自利考虑，因为我们一直关心的，是差异原则背后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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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一种康德式的平等观》这篇文章中，对上述问题作了精要论证，我先详引其文，然后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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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出发点，是所有社会基本有用价值，尤其是收入和财富，应该平等分配：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份额。但社会需要考虑组织上的要求及经济效率问题。因此，停留在平等分配并不合理。在和平等的自由及公平的机会相一致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改善每个人的处境，包括那些受益最少者，社会基本结构应该容许不平等。因为我们从平等分配出发，那些受益最少者可以说享有否决权（veto）。我们因此得出差异原则。如果以平等作为比较的基础，那些获利较多的人，必须在从那些获利最少的人的观点看也可以证成（justifiable）的条件下，才可以这样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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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论证有以下步骤。首先，如果人人平等，并且将自然能力和社会的差异排除出去，那么最合理的安排，是平等分配合作所产生的财富。然而，这却非最好的安排。如果我们在平等的基点上，善用这些被视为集体资产的自然能力，增加产出，并改善所有人的处境，那么这样会更可取。罗尔斯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认定。一、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如果要鼓励那些自然能力较优的人努力工作，我们需要给他们一定的经济诱因（economic incentive），容许他们在合作中分得多一些资源。因此，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是必要的。二、不平等分配的一个前提，是必须对最弱势的人也最为有利。这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大的议价能力，亦非其他人必须依赖受益最少者的合作。[41]在现实世界中，最弱势的人的议价能力总是最低，对合作产生的贡献亦往往最小，如果是因为自利的考虑，占优势者不可能接受差异原则的限制。况且，即使他们需要弱势者的合作，也可得出其他分配模式，例如确保社会所有人享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保障，然后容许能者多得，或由市场决定。真正原因，是作为道德人，每个人都应受到平等尊重，这反映在每个人都具有否决权：任何原则必须得到每个参与者的同意。最弱势者愿意接受差异原则，因为它较平等分配更为有利。至于禀赋占优者，亦没有道德上的理由投诉这样不公平，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禀赋的分配纯属偶然，和应得无关。作为一个真心诚意的平等主义者，他们愿意分担彼此的命运。“在天赋上占优势的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天分较高而得益，而仅仅只能通过支付训练和教育的成本，以及利用这些天赋帮助较不幸者。”因此，“在设计制度时，只有在为了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的情况下，人们才愿意利用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偶然因素。”（TJ,102/88 rev.）差异原则背后体现的，是强烈的平等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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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人人平等出发，推导出差异原则。正如罗尔斯说：“一旦我们尝试找一个把每个人看作平等的道德人来看待的表述，而且不根据人们在社会运气或自然博彩中的幸运来衡量社会合作中利益和负担的份额”，差异原则是最合理的诠释（TJ,75/65 rev.）。读者或会问，以上这个论证和原初状态中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一直的讨论都没有触及契约论，而是尝试弄清楚差异原则的道德前提，然后再从这些前提直接推导出差异原则。让我解释一下。简单点说，原初状态是个思想实验，或一个巧妙的论证设计，将罗尔斯诸多和社会正义有关的道德信念模塑进去，包括他视社会为一个自由平等的道德人之间的公平合作的理念，以及他对应得的看法。没有这些道德信念，就不会有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42]原初状态不是一个中立的契约，它设下的各种道德约束，打一开始就决定了正义原则必须满足的条件。正如他说：“这些约束表达了我们视之为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的限制。因此，观察原初立场这个理念的一种方式，是视其为一个说明性的设计（expository device），统合这些条件的意义并协助我们引导出它们的后果。”（TJ,21/19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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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准确点说，差异原则的道德基础，不在于理性自利者的同意，而是在限定原初状态的那些合理条件。这些条件才是支持得出两条原则的最后根据。“他们同意的基础，已由对立约环境的描述及他们对基本有用价值的偏好所设定。”（TJ,147/127 rev.）因此，罗尔斯称从原初状态推出两条正义原则，是一种严格的演绎关系。“我们也必须留意，这些原则的被接受，并不是一种心理学定律或概率的猜测。理想一点，我则希望指出接受它们是符合原初状态的全面描述的唯一选择。严格的演绎是论证的最终目标。”（TJ,121/104 rev.）罗尔斯说得很清楚，不同理论会有不同的对原初状态的描述，不同描述则会导致不同原则。所以，如果发觉立约者没有充分理由选择差异原则，罗尔斯亦可修改对原初状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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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契约本身对差异原则的证成，并非不可或缺，它纯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将罗尔斯对社会合作及人的理解，用契约的形式，系统地整合起来。“我们之所以引入像原初状态这样的理念，是因为似乎没有更好的方式，能从社会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一种持续而公平的合作系统的理念出发，为社会的基本结构，详尽论证出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43]至于差异原则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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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自然会问，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协议，为何还要对这些原则道德与否感兴趣呢？答案在于包含在对这种状态的描述中的那些条件，是我们实际上接受的条件。即或不，我们亦会为间或引入的哲学考虑所说服。原初状态的每一方面，都能给出一个支持性的解释。（TJ,21/19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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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对差异原则做出批评，重点并不在原初状态中的理性选择合理与否，而在于罗尔斯对平等的理解是否合理，以及能否从这种理解中推导出差异原则。本章余下部分，我将对此做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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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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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上述分析成立，差异原则的论证主要包含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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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成道德平等——这是整个理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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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证对应得的理解，及视自然才能为共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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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证为何接受前面两个步骤，则可推导出差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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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差异原则证成的基本结构，我以下将就这三部分提出批评。这一节先讨论平等的证成。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被称为“自由主义式的平等主义”（liberal egalitarianism），因为它植根于道德平等。平等的精神，支撑起整个理论：规范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必须得到政治社群中所有公民的合理同意。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并拥有相同的发言权。这意味着，任何合理的社会政治安排，均须将每个公民的利益考虑进去。这也意味着，平等优先于不平等，因为任何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均须得到平等公民的合理同意。差异原则的证成满足了这个条件，因此导致的经济不平等并不背离道德平等。这是我所称“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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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道德平等如此重要，那么它的道德基础在哪里？在于人拥有的理性和正义感能力。在本章第二节，我们已对这个论证作了相当介绍。这个论证认为，只要人们在最低标准上拥有构成道德人的两种能力，便应受到平等对待。至于最低标准之上的各种差异，就像人的其他禀赋一样，不会影响人的道德地位。我们也可以说，道德平等有一道门槛，只要跨过这门槛，能力上的差异便不再发生作用。罗尔斯称此为“范围内的特质”（range property），我称为“门槛论”（threshol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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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基于人的自然能力的平等论证，论者会提出以下几个质疑。第一，门槛论的理由何在——罗尔斯将道德平等的门槛设得如此之低，以致几乎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地位，但为什么不可以在门槛之上，再根据人的能力高低做出差等对待？例如容许正义感较强的人享有较多的机会，又或理性能力较高的人享有多一些基本自由。罗尔斯并没对此作过回应。第二，如果这两种道德能力和其他自然能力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那么它们在不同人中间的分配会否同样是任意及不应得的，并因此被视为社会合作的集体资产？罗尔斯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界定人的道德身份的这两种能力，便无法成为个体人格独立的基础。[44]所以，罗尔斯必须将人的道德能力和其他能力从本质上区分开来，并视它们为道德人不可或缺的构成（constitutive）要素。要做到这一点，罗尔斯有必要对这些能力的性质做出特别解释，而不能声称“以自然能力构成平等的基础，没有任何障碍”（TJ,508/445 rev.）。第三，按罗尔斯的说法，“最低限度的正义感能力，确保了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TJ,510/446rev.）。但为什么从普遍性的自然事实（general facts of nature），可以推导出一个极强的道德原则？罗尔斯有必要告诉我们，如何从实然命题推出应然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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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诉诸人的自然特征来证成道德平等，其困难在于我们既要找到一个人人同意的自然特征，同时又可以在一个应然和实然二分的世界中，证成这个特征涵蕴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force）。设想你成功说服一个人，证明人人均拥有这些能力，他依然可以反问：“这又如何？”他只需指出，这些自然能力和我们要处理的正义问题，根本毫不相干。例如一个放任自由主义者会认为，经济分配应该任由市场来决定；而一个保守主义者却会说，分配应该由一个人的功绩或德性来决定。因此，如果平等的基础只是一个中性的自然事实，那么它并不能产生平等作为一规范性原则所要求的道德约束力。面对这个困难，费伯格认为，要论证人人有同等价值，我们不可能诉诸于人的任何自然特征。我们可以做的，只能是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尊重每个人共有的人性（humanity）的态度。但他承认，他没有办法证明所谓人性的基础到底是什么。[45]另一位平等主义者尼尔逊（Kai Nielsen）干脆认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所有人都有平等的价值。唯一可做的，是我们全心全意的信奉（commitment）。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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