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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Louis Pojman讨论了十种对平等的论证，并认为如果不诉诸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人人平等的命题根本不能成立。“On Equal Human Worth: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Egalitarianism”,in Equality,ed.Louis Pojma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 28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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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这是修订版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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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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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1),p. 367．多谢石元康先生向笔者提出欧克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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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Rawls,“A Kantian Conception of Person”,p.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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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Rawls,Justice as Fairness:A Restatement,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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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Michael 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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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我这一节的讨论深受柯亨的影响，至于由此而引发出对社会基本结构（social basic structure）的批评，虽然十分重要，由于篇幅所限，故不在此详加讨论。见G. A. Cohen,“Incentive,Inequality,and Community”,in Equal Freedom,ed.Stephen Darwall(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pp.331-397;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 11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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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第三章 资本主义最能促进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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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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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政治光谱中，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常常和市场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1]这仿如在说，如果我们接受前者的道德前提，必然会得出后者这个制度。又或反过来说，如果有人要为资本主义辩护，放任自由主义则能提供最合理的道德证成。所谓道德证成，是指支持资本主义的理由，不是出于个人自利的考虑，亦非缘于单纯的经济效率，而是基于一些根本的道德价值。我们重视这些价值，而资本主义是最有效保障或促进这些价值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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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这个价值是自由。“在诸多价值中，放任自由主义最重视自由”这个命题，几成共识。放任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坚信“自由是社会的最终目标，个人是社会的最终实体”。[2]因此，国家的首要目的，是保障个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范畴，享有最充分的自由。[3]而一个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自由交易的竞争性市场，亦即资本主义，则是保障及促进自由的最佳制度。[4]没有私人财产权，没有市场，不仅会丧失经济自由，也会丧失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5]放任自由主义不仅反对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亦反对政府以平等或社会正义之名，通过各种政策，提供教育、医疗、失业保障等社会福利。因为这样做等于干预市场运作，由政府强制进行财富再分配，侵犯社会中有产者的财产和自由。既然自由至为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接受一个功能最小的国家（minimal state）。至于由市场竞争导致的贫富差距，无论多么严重，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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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个论证相当吸引人，也广泛为人接受。例如在一本颇为流行的社会伦理学教科书中，编者在介绍放任自由主义时，一起首便说：“对于放任自由主义来说，当个人自由被极大化时，一个社会便是正义的。”[6]即使相信自由主义左翼的人，有时也接受这样的论述。例如内格尔（☆omas Nagel）认为，放任自由主义最大的特点，是高举个人行动自由的大旗，却罔顾了平等的理想。[7]于是，“右翼重视个人自由，左翼重视平等”成为普遍接受的说法。但这样的标签，对左翼并没多大好处。一、既然自由主义的正统，是以自由为首要价值，那么自由主义左翼以平等来限制自由，即等于偏离甚至背叛自由主义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哈耶克便声称，真正配得上“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称号的其实是他们，而非以平等为终极关怀、并主张各种政府干预的自由平等主义。所以，他们均坚持用十九世纪意义上的“liberalism”一词来指称他们的理论。[8]二、社会平等常常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以追求平等为目标的集体主义，只会是一条丧失自由的奴役之路。既然自由主义左翼同样重视平等和主张财富再分配，那很可能出现类似危机。真正能保障个人自由的，是倡导小政府大市场的放任自由主义。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不是必要之恶，更不是只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意识形态，而是最理想最公正的社会制度。[9]放任自由主义这套论述，为资本主义赢得了极大的道德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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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将挑战这种论述。我将论证，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并非最有效保障和促进平等自由的制度。它导致的贫富悬殊，其实令穷人失去很多重要的自由。而一个给予弱势阶层适当照顾，并采取各种措施减低贫富差距的政府，较一个不作任何资源再分配，不提供任何社会福利的社会，更能实现平等自由的理想。如果我的论证成立，则意味着即使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也不表示我们要无条件地接受市场资本主义。从放任自由主义的道德前提，推不出它的制度安排。我的论证将提供一新视角，重新思考左右两派自由主义的争论。例如两派的真正分歧，不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而是对于“什么样的自由，谁的自由，和如何分配自由”（what freedoms,whose freedoms,and how to distribute freedoms）这三个问题，有极为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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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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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估放任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一个反对资源再分配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是保障及促进自由的最佳制度。让我们称这个为“自由论证”。其中一种相当普及的诠释，会以如下方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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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1）：自由本身是好的，一个人拥有愈多自由便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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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2）：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以在最大程度上增加社会总体自由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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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3）：任何未经个人同意的强制性社会资源再分配（例如税收或社会福利），均会侵犯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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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只有一个不受干预、不作任何财富再分配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增加社会总体自由，因此最为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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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称此为“论证A”。骤然看来，论证A颇有吸引力。既然自由本身是可欲的（desirable），那么最合理的做法，自当是努力谋求极大化社会的整体自由。但这个说法大有问题。先看前提（2）。前提（2）基本上体现了一种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观点，即一个社会制度是正当的，当且仅当（if and only if）它能够极大化社会总体效益。效益可以指涉不同东西，在这里则指自由。[10]自由的定义，通常是伯林所称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即当一个人不受法律或其他人为的限制而行动时，他便是自由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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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前提有两大问题。一、它假定了所有自由都是中性且同质的，彼此之间只有量的差异。因为只有这样，不同的自由才能量化比较。但这种说法并不合理。吸毒的自由、随便过马路的自由、思想言论的自由、拥有私人财产的自由，以至参与政治的自由，属于不同种类，彼此性质各异，根本难以用同一尺度加以比较。二、即使同一种自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也不表示极大化是正当的，因为它只考虑自由总量的增加，却没顾及这样做对每一独立个体的影响。最坏的情况，是社会为求增加整体自由而牺牲少数人的权利。设想在一种族歧视的社会，人口占大多数的甲族人，为了有更多自由享受生活，决定联合起来强迫属于少数的乙族人为他们工作。按照效益主义的逻辑，如果这样做能大大增加自由净值（甲族人不用工作而增加的自由，减去乙族人失去的自由），那么便是合理公正的。问题却在于，如果整体自由的增加是以牺牲弱势者的权利和自由为代价，这个原则根本谈不上公正。例如罗尔斯指出，效益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它只视个人为满足整体利益的工具，而看不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尊严和人生追求（TJ,29/26 rev.）。同样地，视个体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放任自由主义，也会毫不犹豫地反对这种观点。事实上，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正是从洛克（John Locke）到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一贯主张，诺齐克所称的个人权利构成“边际约束”（side constraint）的说法是最佳例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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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前提（2）不仅曲解了自由的性质，也导致道德上不能接受的后果。放任自由主义必须放弃前提（2），并清楚告诉我们，它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何种自由，以及资本主义如何能够在不违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有效增加所有人的自由。这两个问题，我们容后讨论。现在让我们检视前提（1）。这里的问题是：如果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限制而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什么“不受限制”这种状态具有内在价值，因而愈不受限制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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