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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任自由主义前后一贯地（consistently）使用中立化的自由观，那它必须承认，私有产权在保障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必然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因此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实现平等的自由的理想。如果放任自由主义改为前后一贯地使用道德化的自由观，那么它便等于放弃了自由论证，而改为论证为什么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有权利占有那些稀有的、本来不属于任何人的有用资源，并且可以将其无限制地继承累积下去。它也必须告诉我们，为什么像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导致贫富不均、弱肉强食、机会不等的社会，仍然可以被视为保障公民平等的权利和自由的最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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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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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至此，如果市场资本主义既不能极大化我们的自由，亦不能平等地保障我们的自由，那么放任自由主义还可以如何替自己辩护？在这一节，我将介绍两个甚为流行的论证，然后指出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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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论证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使资本主义不是最好的保障平等自由的制度，也总较其他制度好，尤其较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好。在“冷战”时期，这种论证策略非常有效，因为它简单直接，而且有很多历史经验支持。例如哈耶克在《到奴役之路》中指出，虽然在竞争性市场中，穷人的机会远较富人为少，家有财产的人变得更富有的概率，也远较无产者高得多，但一个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的非技术劳工，在“计划自己的人生”（shape his life）方面享有的自由，其实远较社会主义的苏联的一个更高工资的工程师或经理大得多，因为前者可以自由就业、自由迁徙、自由发表意见，以及选择自己喜欢的休闲方式，而不用时时受到集权国家的监管限制。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将所有的个人所得及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令国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操控人们的生活，令个人完全失去自主的空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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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这本经典著作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下，他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分析批判，的确深刻有力。但这个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有两个问题。一、如果哈耶克承认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悬殊及阶级分化，根据上面的分析，他必须也承认，穷人享有的经济自由其实较富人少得多。他也难以否认，在“计划自己的人生”这一点上，富人所享有的自由，其实较穷人多得多。他不能以社会主义缺乏其他自由为由，来回避资本主义本身也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这个事实，从而令人们有一错觉：因为资本主义有许多社会主义不容许的自由，因此它是完全自由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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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耶克的论证，常常预设了一个两极化的立场：要么全盘接受市场资本主义，要么全盘接受计划经济和由之而来的极权主义，乃至丧失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既然计划经济会导致奴役之路，那么资本主义便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个图像实在过于简化，因为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两种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实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既坚持民主宪政和基本自由的优先性，同时赞成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的社会福利（食物、医疗、教育、失业和退休保障等），确保公平的平等机会（征收遗产税、取消贵族学校等），乃至更公平的财富分配。[38]这是自由主义左翼的基本立场：它反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因为这样会严重限制人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它也反对彻底的市场资本主义，因为这样不仅无法确保平等的经济自由，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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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自由主义左翼的代表罗尔斯，便从这样的视角思考问题：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因此，“用什么原则规范社会合作才是公正的”遂成为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社会合作。社会合作既非自利的个体之间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亦非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完全利他行为，而是自由且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公平互利的合作计划。一套合理的正义原则，必须能够充分体现这种社会合作的理想。而自由、财产、市场等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应受到什么保护和限制，必须从社会正义的观点去考虑。例如：什么自由对促进公民的道德能力和人生理想最为重要？这些自由应按什么方式排序，才会得到平等的公民的合理同意？财产和收入应根据什么原则分配，市场竞争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体现公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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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可以有不同答案。我这里旨在指出，自由和平等并不是必然对立、互不兼容的政治价值。恰恰相反，它们彼此息息相关。一个合理的自由主义正义观（liberal conception of justice），必须将自由和平等好好地统合在一起，并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各个层面。放任自由主义指摘自由主义左翼为了平等、福利而牺牲自由，并不正确。自由主义左翼不仅重视自由，而且是以更公正的方式去重视自由。罗尔斯的第一条正义原则，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在与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兼容的情况下，拥有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TJ,302/266 rev.）。这些自由包括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和公民自由，但却不包括无限制地拥有及累积财产的自由，罗尔斯的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因为过度的贫富悬殊，会大大破坏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fair value of political lib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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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担忧，正好带出放任自由主义的第二个辩护，亦即认为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里的政治自由，可指结社组党、参选与被参选、发表不同政见的自由等。如果这个论点成立，那么即使私有财产制导致经济不平等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保障了所有人的政治自由。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确对政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但这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因此是最合理的保障政治自由的制度。它造成的巨大贫富悬殊，同样会威胁民主社会中公民的平等的政治自由，因为它不仅令公民享有不同的物质生活，更会入侵其他领域，导致形形色色的不公平和宰制。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是政治平等。财富多寡不应影响公民的政治权利。但现实上，大资本家却可以透过不同方式（例如传媒控制、政治游说、政治捐款，甚至贿赂）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在欠缺足够财政支持下，低下阶层除了几年才举行一次的投票，实际参与政治的程度其实相当有限。所以，容许无限制的私有财产的累积，不仅不是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甚至对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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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否认自由的价值。本章旨在表明，任何的自由理论必须进一步告诉我们，它所推崇的是哪些自由，那些自由又应以何种方式分配，以及它们如何构成一个自由的体系，并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得到合理体现。在本章中，我尝试论证放任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及其主张的制度安排，并不能很好地回应这些问题。一个重视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不应以自由之名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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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bertarianism一词，也有人将其译为“极端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右派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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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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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然，他们大多会接受一个类似密尔所说的“伤害原则”，即实践个人自由的同时，不可以伤害其他人的自由。J.S.Mill,On Liberty(New York
:Macmillan,1956),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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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个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见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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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A. Hayek,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6;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p.10;John Hospers,“What Libertarianism Is”,in Social Ethics,ed.T.Mappes and J.Zembaty(McGraw Hill,6th edition,2002),pp. 31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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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ane S.Zembaty,“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in Social Ethics
:Morality and Social Policy,p.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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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mas Nagel,“Libertarianism without Foundations”,in Reading Nozick,ed. Jeffrey Paul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2),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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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p.5;Hayek,The Road to Serfdom,pp.xxxv-xxxvi；亦可参考Ludwig von Mises,Liberalism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2005;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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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诺齐克甚至称它为乌托邦。Anarchy,State,and Utopia(Oxford
:Basil Blackwell,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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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有关效益主义的讨论中，效益亦可被界定为快乐、欲望的满足，又或一个人的理性偏好（rational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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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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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p.31．对于这一传统的最新讨论，可参E.Paul,F.Miller,J.Paul(eds.),Natural Rights Liberalism from Locke to Nozick(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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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harles Taylor,“What’s Wrong with Negative Liberty”,in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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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上书，页218。这并不是说，信仰自由只是对教徒重要。信仰自由不仅意味着脱离或转信某种宗教的自由，也包含了政府或教会不应强迫非教徒相信任何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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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个定义出自Gerald C. MacCallum,“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in Liberty,ed.David Mill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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