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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角度出发，放任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左翼争论的焦点，并非前者要自由、后者要平等，而是争论哪一种财产分配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保障民主社会中公民享有的经济自由。以下，让我们看看放任自由主义如何反驳我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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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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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一：这个回应声称，在一个私有财产受到保障的市场体系中，政府不会以个人的性别、肤色、种族、信仰或阶级等理由，干涉公民拥有、使用及转让财产的自由。就此而言，一个亿万富豪和一个乞丐其实享有相同的自由。穷人欠缺的，只是实践这些自由的能力或条件，却不是自由本身。有了这个区分，一个人的财产多寡和他享有的自由，便再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同样自由去买公园，虽然只有极少数人有这样的条件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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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区分并不合理。先重温一下自由的概念：当X（行动者）能够免于Y（某些人为的限制、干涉或障碍）而去做或不做Z（某些事或行动）时，X是自由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公园的例子中，到底在何种意义上，那位将公园买下变成高尔夫球场的资本家和一般的老百姓，享有同样的自由？首先，他们肯定不是同样地享有使用球场的自由。没有资本家的允许，别人根本不能进去。但我们又可否说，由于所有人都不会因为性别、肤色、种族等差别而受到不公平对待，因此大家享有平等的购买公园的自由？不可以。因为除了这些因素，还要多加一个条件：必须要有足够的金钱。一个人如果没有钱而又想拥有一件属于他人的物品，他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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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一例子。在寒冬，一个分文俱无的老妇经过一间百货公司，见到橱窗上挂着一件御寒大衣，她十分希望穿上它离开。不用多说，公司保安会立刻上前阻止，甚至将她交给警察。在这种情况下，老妇的自由显然受到限制，而唯一能够使她拥有大衣而又不受限制的，是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只是保障一个人有钱才有占有大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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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并不是说老妇应该这样做，更不是说她的自由受到限制是不合理的，而只是指出，在一个财产权清楚界定的制度中，当所有财产都已名下有主并受到法律保障时，在大部分情况下，金钱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上得到物业的必要条件。当一个人没有钱，而又想拥有本来属于别人的物品时，国家会出来干预。因此，自由与自由的条件的区分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贫穷确实使人少了自由，而不只是欠缺自由的条件而已。[28]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表示若要实践真正的平等的自由，每个人的财富应该大致一样？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单就每个人可支配的资源的自由而言，平等的自由的确要求相当大程度的平等的财富分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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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二：这个回应尝试对自由做出一种新的定义，从而为平等的自由辩护。它认为，人为干涉本身（interference per se）并非构成不自由的充分条件，而必须考虑该干涉是否违反了一个人的道德权利。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权利去做某个行动，那么别人对他的干涉，并不算限制他的自由。相反，只有当他被阻止去做他本来有权利做的事时，他才是不自由的。这是一个以“权利为参照的对自由的定义”（rights definition of freedom）。[30]依此定义，如果拥有私有财产是人的基本权利，那么当个人财产被侵犯时，政府自然有理由干涉，而这种干涉并没有限制当事人的自由，因为当事人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做。因此，那些擅闯高尔夫球场而遭拘留的人，又或擅取大衣而被阻止的老妇，他们的自由丝毫没有减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无论造成多大的贫富悬殊，也不会限制人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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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应看似巧妙，其实并不成立。首先，正如柯亨指出，这种对自由的定义会出现以下不合理的后果：一个因杀人而被判在铁窗中度过余生的人，仍然被视为自由的，因为他侵犯了别人的生命权。[31]这是不必要地将“自由”一词的用途，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使得许多法律上对人的限制，均变得和自由无关。在日常用法中，自由虽然有不同种类和不同的重要性，但我们很少会采取这种道德化的自由观（moralized conception）。相反，我们会用一种中立化的自由观（neutralized conception），即当一个人受到外在的人为限制而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时，该人是不自由的——无论他所做的事，是否违反了他人的权利。一个人自由与否，与他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概念上应该分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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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放任自由主义接受这个道德化的定义，便等于是说放任自由主义的终极价值是权利，而非自由。我们必须先确定个体是否有绝对的拥有私产的权利，然后才能知道，到底哪种限制应被视为侵犯了个人自由。既然如此，我们再不能说，我们之所以接受私人产权，乃因为它是最有效保障及促进自由的手段。[33]但如果权利是最高的道德判准，放任自由主义也就等于放弃了论证B的大前提，即一个正义社会最重要的目标，是保障每个公民（中立意义上的）平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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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道德化的自由观，将使得放任自由主义无法再批评自由主义左翼不重视自由，因为后者大可以使用同样逻辑，指出前者根本没有充分的道德理由证成绝对的先于制度的（pre-institutional）私有产权。相反，他们会主张，每个公民应有同样受到政府相同关注和尊重的权利（a fundamental right to 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34]从这个权利出发，政府的首要目标，不是保障无限制的私有财产的累积，而是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例如不会因为先天或后天的不利条件而受到歧视），以及在社会合作中得到合理的利益分成。要实现这个理想，自由主义左翼认为在市场竞争之外，政府有必要透过征税或其他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就论证结构而言，自由主义左翼同样可以宣称限制有产者的财富累积，其实没有削减他们的自由，因为这样做并没违反他们的权利。左右两派自由主义的争论，遂变成个体应有什么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如何被证成的问题，而不再是哪一派更为重视自由的问题。放任自由主义一旦采用了这样的自由观，它再没有任何“先在的”（pre-given）道德上的优越位置，声称自己最能保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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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两个反驳都不成立，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如此根深蒂固地相信，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保障每个公民平等自由的最好制度？为什么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它是一个类近乌托邦式的完全自由，没有任何宰制的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放任自由主义在为自己辩护时，巧妙地在同一论证中用了两种不同的自由观：当它批评财富再分配侵犯有产者的自由时，它用了中立化的自由观。但当它被质疑私有财产的制度必然会限制无产者的自由时，它却改用道德化的自由观，声称该等限制并不影响无产者的自由，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权利去占取别人的财产。如果将这两者合在一起，资本主义自然是个自由乌托邦。但很明显，这个结论纯粹是由于在同一论证中用了两种不同的对自由的定义所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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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任自由主义前后一贯地（consistently）使用中立化的自由观，那它必须承认，私有产权在保障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必然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因此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实现平等的自由的理想。如果放任自由主义改为前后一贯地使用道德化的自由观，那么它便等于放弃了自由论证，而改为论证为什么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有权利占有那些稀有的、本来不属于任何人的有用资源，并且可以将其无限制地继承累积下去。它也必须告诉我们，为什么像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导致贫富不均、弱肉强食、机会不等的社会，仍然可以被视为保障公民平等的权利和自由的最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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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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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至此，如果市场资本主义既不能极大化我们的自由，亦不能平等地保障我们的自由，那么放任自由主义还可以如何替自己辩护？在这一节，我将介绍两个甚为流行的论证，然后指出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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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论证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使资本主义不是最好的保障平等自由的制度，也总较其他制度好，尤其较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好。在“冷战”时期，这种论证策略非常有效，因为它简单直接，而且有很多历史经验支持。例如哈耶克在《到奴役之路》中指出，虽然在竞争性市场中，穷人的机会远较富人为少，家有财产的人变得更富有的概率，也远较无产者高得多，但一个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的非技术劳工，在“计划自己的人生”（shape his life）方面享有的自由，其实远较社会主义的苏联的一个更高工资的工程师或经理大得多，因为前者可以自由就业、自由迁徙、自由发表意见，以及选择自己喜欢的休闲方式，而不用时时受到集权国家的监管限制。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将所有的个人所得及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令国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操控人们的生活，令个人完全失去自主的空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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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这本经典著作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下，他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分析批判，的确深刻有力。但这个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有两个问题。一、如果哈耶克承认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悬殊及阶级分化，根据上面的分析，他必须也承认，穷人享有的经济自由其实较富人少得多。他也难以否认，在“计划自己的人生”这一点上，富人所享有的自由，其实较穷人多得多。他不能以社会主义缺乏其他自由为由，来回避资本主义本身也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这个事实，从而令人们有一错觉：因为资本主义有许多社会主义不容许的自由，因此它是完全自由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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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耶克的论证，常常预设了一个两极化的立场：要么全盘接受市场资本主义，要么全盘接受计划经济和由之而来的极权主义，乃至丧失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既然计划经济会导致奴役之路，那么资本主义便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个图像实在过于简化，因为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两种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实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既坚持民主宪政和基本自由的优先性，同时赞成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的社会福利（食物、医疗、教育、失业和退休保障等），确保公平的平等机会（征收遗产税、取消贵族学校等），乃至更公平的财富分配。[38]这是自由主义左翼的基本立场：它反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因为这样会严重限制人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它也反对彻底的市场资本主义，因为这样不仅无法确保平等的经济自由，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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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自由主义左翼的代表罗尔斯，便从这样的视角思考问题：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因此，“用什么原则规范社会合作才是公正的”遂成为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社会合作。社会合作既非自利的个体之间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亦非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完全利他行为，而是自由且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公平互利的合作计划。一套合理的正义原则，必须能够充分体现这种社会合作的理想。而自由、财产、市场等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应受到什么保护和限制，必须从社会正义的观点去考虑。例如：什么自由对促进公民的道德能力和人生理想最为重要？这些自由应按什么方式排序，才会得到平等的公民的合理同意？财产和收入应根据什么原则分配，市场竞争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体现公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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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可以有不同答案。我这里旨在指出，自由和平等并不是必然对立、互不兼容的政治价值。恰恰相反，它们彼此息息相关。一个合理的自由主义正义观（liberal conception of justice），必须将自由和平等好好地统合在一起，并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各个层面。放任自由主义指摘自由主义左翼为了平等、福利而牺牲自由，并不正确。自由主义左翼不仅重视自由，而且是以更公正的方式去重视自由。罗尔斯的第一条正义原则，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在与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兼容的情况下，拥有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TJ,302/266 rev.）。这些自由包括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和公民自由，但却不包括无限制地拥有及累积财产的自由，罗尔斯的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因为过度的贫富悬殊，会大大破坏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fair value of political lib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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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担忧，正好带出放任自由主义的第二个辩护，亦即认为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里的政治自由，可指结社组党、参选与被参选、发表不同政见的自由等。如果这个论点成立，那么即使私有财产制导致经济不平等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保障了所有人的政治自由。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确对政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但这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因此是最合理的保障政治自由的制度。它造成的巨大贫富悬殊，同样会威胁民主社会中公民的平等的政治自由，因为它不仅令公民享有不同的物质生活，更会入侵其他领域，导致形形色色的不公平和宰制。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是政治平等。财富多寡不应影响公民的政治权利。但现实上，大资本家却可以透过不同方式（例如传媒控制、政治游说、政治捐款，甚至贿赂）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在欠缺足够财政支持下，低下阶层除了几年才举行一次的投票，实际参与政治的程度其实相当有限。所以，容许无限制的私有财产的累积，不仅不是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甚至对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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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否认自由的价值。本章旨在表明，任何的自由理论必须进一步告诉我们，它所推崇的是哪些自由，那些自由又应以何种方式分配，以及它们如何构成一个自由的体系，并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得到合理体现。在本章中，我尝试论证放任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及其主张的制度安排，并不能很好地回应这些问题。一个重视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不应以自由之名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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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bertarianism一词，也有人将其译为“极端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右派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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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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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然，他们大多会接受一个类似密尔所说的“伤害原则”，即实践个人自由的同时，不可以伤害其他人的自由。J.S.Mill,On Liberty(New York
:Macmillan,1956),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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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个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见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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