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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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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声称他的理论是义务论式的（deontological）自由主义，以别于目的论式的正义观。目的论（teleology）有两个特点。一、“好”的定义独立于正当而被界定；二、正当的标准视乎能否极大化“好”的东西。[10]那什么是义务论呢？罗尔斯说，目的论的反面便是义务论，即要么“好”不是独立于正当而被界定，要么不将正当诠释为“好”的极大化。他特别强调，公平式的正义是在第二种意义下的义务论。换言之，他并不反对效益主义将“好”独立于正当，并将其界定为理性欲望的满足（TJ,30/26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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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说法。罗尔斯认为，目的论的论证策略，是先根据某种价值理论（value theory），决定什么是好的事物。这里所说的“好”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好（non-morally good），例如快乐、幸福、理性欲望的满足、知识和自我实现等。这些东西之所以有价值，不需要任何预先给定的（pre-given）道德观点作为参照系，更不用受到任何道德义务的限制，因为在未知道什么是“好”之前，并不存在所谓道德的观点。[11]当我们定义了“好”之后，我们才问下一个问题：既然每个人都想要这些好的东西，那么社会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去分配这些可欲之物？人与人之间又应存在怎样的道德关系？这是有关正当性的问题。就此而言，目的论的论证结构，是“好”先于正当。这里所说的“先”，不是指在价值上前者凌驾后者，而是指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好”一方面独立于正当而被界定，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对于“好”的说明，才能进入有关正当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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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接着指出，目的论的正当性标准，是极大化原则（principle of maximization）。“在现有可选择的制度和行为当中，那些能够产生最多‘好’的，便是正当的。”（TJ,25/22 rev.）效益主义是典型的目的论：先独立定义“好”为欲望的满足，然后用能否极大化社会总体的“好”来决定某一制度或行为的对错。罗尔斯认为，这两个部分是构成目的论的必要条件。一个正义理论，只要否认其中一个条件，便不再是目的论。又或换种说法，那便是义务论。例如他说：“效益主义是一种目的论，公平式的正义却不是。按定义，后者是一种义务论式的理论，即要么它不独立于正当来界定‘好’，要么不将正当诠释为对‘好’的极大化。”（TJ,30/26 rev.）我以下将指出这个说法不成立，因为效益主义和公平式的正义的论证结构，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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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讨论第一个条件。首先，在公平式的正义中，“好”是由“单薄的价值理论”（thin theory of the good）推导出来的“社会基本有用物品”（social primary goods）来界定，包括自由、收入、机会和个人自尊的社会基础等。它们被视为是实践任何理性人生计划均需要的有价值之物。与效益主义一样，这些基本有用物品的界定，不需诉诸任何正当的概念，因为在罗尔斯的假然契约论中，立约者是先知道这些基本有用物品的价值及其背后的理据，然后才坐下来商讨分配这些资源的正义原则。因此，这些用来作为人际间比较标准的“好”的东西，先于正当而被界定，因为“要建立正义原则，必须有赖于某种‘好’的主张，因为我们需要对原初状态中的立约者的动机做出某些假设”（TJ, 396/348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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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者为何一致认为这些物品是好的呢？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计划，这些计划界定了人们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只有当一个人成功实现自己的计划时，他才会感到幸福。虽然由于无知之幕的阻隔，立约者无法知道自己特定的人生计划，但却知道回到真实社会，这些基本有用物品对所有计划都有用，都能有效促进人们的福祉，因此它们是好的。罗尔斯最初认为这个说明是对于人类心理的一个具普遍性的自然描述，无须假设任何特定的人生观，因此具有超然中立的地位。但到了《正义论》的修订版，罗尔斯放弃了这种想法，声称界定社会基本有用物品的理由，是基于一个特定的理想道德人的观念（conception of moral person）。这样的人拥有两种基本的道德能力，包括正义感的能力和实现美好人生观的能力。与此同时，他们具有较高序的旨趣（higher-order interest）去发展及实现这两种能力，而基本有用物品则是帮助人们实现这种理想人格的必要条件（TJ,xiii rev.）。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变，因为“好”的基础不再单薄和中立，而是立足于某种特定的对人的理解及其相随的欲望之上。既然如此，这正好说明在公平式的正义中，“好”同样是独立于正当而被界定，因此这并非义务论和目的论真正差异所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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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争议的，是第二个条件。罗尔斯认为，所有目的论理论均会接受极大化原则作为正当的标准。而他的理论是义务论，因为原初状态中的立约者只会选择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而不会考虑极大化任何社会基本有用物品（TJ,30/27 rev.）。但这个对目的论的概括性界定并不合理。诚然，目的论式的伦理观相信，要解释和证成某个分配原则，必须看它能否有效促进和实现人类的某些终极目的和最高价值。但这并不表示，极大化原则是达到和实现这个目标唯一的正当方式。确定某些目的值得追求，和个体追求这些目的时应该受到什么限制，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例如在古希腊古典目的论伦理学中，虽然“好”占据中心位置，但却甚少哲学家认为将“好”极大化是决定正当行为的标准。[13]我们亦可以接受某种“好”的目标，然后主张在促进这些目标时，必须尊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可以为了总量增加而贸然牺牲个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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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会回应，如果我们接受平等原则，那便等于放弃目的论，改为接受义务论了，因为目的论对正当性的定义便是要使这个世界产生更多的“好”，而不需考虑这些“好”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分配。[14]但这种说法最多只适用于某类效益主义，因为那些非效益主义（non-utilitarian）的目的论者，根本不需接受这个定义。事实上，即使是效益主义者，也可能接受平均效益原则而非简单的效益加总原则，而这已可以导致极为不同的结果。退一步，即使有人接受加总原则，背后的理由也不一定是认为极大化本身是正当的标准，而是相信极大化原则是最合理的手段，体现人人平等的理想。按这种思路，政府有责任平等对待每个公民，并给予同等的尊重，而实现此理念的最公平做法，是每个人的欲望和喜好都应被考虑，而且只应被计算一次，然后将其相加，并选择净值最大的方案。就此而言，极大化本身并非效益主义的道德基础，而只是实现平等的一种手段而已。[15]又或者，如果我们接受古典目的论的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尊重每个人作为自由平等的个体这个信念本身，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前提，而这个信念和极大化并不兼容，因此一开始便应将极大化原则排除出去。[16]总而言之，一个目的论者并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视效益的极大化为道德正当的唯一判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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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至此，我们见到所谓目的论和义务论的分野，并非如此清楚。我们只能说，罗尔斯的定义最多只适用于某种诠释下的古典效益主义，而不是所有目的论理论。这似乎也是他的目的，因为《正义论》的最大野心，是要提出一套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来取代这种效益主义（TJ,vii-viii/xvii-xviii rev.）。所以在下一节，我们将问题收窄一点，细看一下公平式的正义和效益主义的真正分野。根据罗尔斯的说法，分野在于公平式的正义主张正当优先于“好”，而效益主义赞成“好”优先于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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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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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当优先于“好”，是指当代表正当的正义原则和人们对“好”的追求产生冲突时，前者凌驾后者。为什么会出现冲突？因为正义的要求和理性欲望的满足并非总是一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罗尔斯声称，无论这种“好”带给当事人多大满足，道德上也不允许。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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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他人的自由受到剥夺却引以为乐的人，应该知道他根本没有享受这种快感的权利。从剥夺他人的自由中感到愉悦，这本身便是错的：这种满足需要以背离他在原初状态中同意的原则为代价。正当原则，也即正义原则，对何种满足才有价值施加了限制；它们也对何谓一个人的合理的美好人生观做出约束……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在公平式的正义中，正当的概念，优先于“好”的概念。正义的优先性，部分出于以下主张：凡违反正义原则的利益，都没有价值。（TJ,31/27-28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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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声称，正当优先于“好”，是他的正义观和效益主义的根本分别。他认为效益主义最大的弱点，是在效益极大化过程中，不加区分地视所有欲望都有价值，从而只考虑这些欲望的强度，却不理会这些欲望的来源和性质。因此，如果有人因为歧视他人而取得快感，又或借着限制别人的自由来增强对自我的肯定，这些欲望也会被计算进去。但罗尔斯认为，这绝对不可能接受，因为有些欲望无论给当事人带来多大满足感，也没有价值，因为这样做侵犯了正义原则所赋予人的权利。所以，他主张正当优先于“好”，即从原初状态中推导出来的正义原则，将严格限制什么样的欲望和行为可以被容许。任何逾越正义原则的人生观，无论带给当事人多大满足，也不应该被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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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这是否意味着效益主义是一种“好”优先于正当的理论？这其实不可能，因为没有一个道德理论可以容许个人欲望任意凌驾于道德考虑之上。实际上，效益主义同样对人们的欲望做出独立限制：凡是那些有碍于效益极大化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效益主义更不容许个体对“好”的追求凌驾社会整体利益。罗尔斯其实承认这点，例如他说：“任何正义理论都需要设立一些这样的限制，即在特定的条件下，要满足它的首要原则所必需的限制。效益主义排除的欲望和倾向，是那些如果鼓励或容许它们的话，便会在某种情况下，导致欲望满足的较小净余额。”（TJ,32/28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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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效益主义同样接受正当优先于“好”，同样限制那些违反效益原则的欲望。两者的争论所在，是对于什么是正当的标准有不同见解。对效益主义来说，正当的标准是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欲望的满足，并将这些满足加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种公平的精神：每个人的快乐喜好，都应给予相同的考虑。罗尔斯却认为，正当的标准不在于极大化，而在于他的两条自由主义原则。毫无疑问，这两套理论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公正社会图像，但它们的分歧并不在于正当与“好”孰者优先，而在于对正当的实质内容有不同理解。这两种正义观何者较为可取，并非本章关注要点。但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和本章主题相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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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罗尔斯多番强调正义是社会的首要德性，但无论是义务论和目的论的对照，又或所谓“正当优先于好”的论旨，都没有真正解答正义感的优先性问题。就理论的内在结构来说，自由主义和效益主义都主张正义原则的优先性，都要求公民有足够的动机服从正义的要求。问题却在于，对每个理性行动主体来说，为什么某种正义观具有那样的规范性力量，使得他们自愿接受正义原则的约束？他们的正义感从何而来？正义感和“好”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每套理论均须提出实质理由加以论证的。第二，一旦我们承认正当与“好”都有规范性的力量，而且存在冲突的可能，理性主体将面对内在动机的张力。一方面，理性主体有一己的人生计划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追求，构成他们行动的初始动机。另一方面，正义的角色和对规范性问题的重视，却要求理性主体必须服从正义原则的要求。难题却在于：当服从正义原则的动机和对“好”的追求有冲突时，为何前者有优先性？这是罗尔斯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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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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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成正义感的优先性，大略言之，可有两种进路。第一种是承继古典目的论的传统，主张服从正义原则的欲望，正是理性主体最为渴求的，因为它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乃构成幸福生活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要素。如果此论证成立，正义感便在人们的动机系统中占有最高位置，优先性问题遂得以解决。对此进路来说，正当和“好”不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我们不是先有对“好”的追求，然后再找正义原则去限制和规范这些追求。恰恰相反，作为理性主体，如果我们对何谓幸福的人生有足够认识，便会知道行正义之事、做正义之人和活得幸福是有内在联系的。这种进路是我们前面所称的契合论。第二种进路则主张把正义感和人们对“好”的追求完全分割开来，正义感是一种本质上异于其他欲望的动机，同时在人们的动机系统（motivational system）中占据某种独特且绝对优越的位置，从而当和别的动机冲突时，它总是能无条件地压倒其他欲望。让我们称这种进路为“分离论”（theory of separation）。不少论者以为，罗尔斯走的是分离的路，因为为了保证正义原则的优先性，其证成不能诉诸任何美好人生观，那么相应的服从正义原则的动机自然也不能和“好”有任何关联。分离论最大的问题，是它需要提供一套合理的论述，解释正义感的约束力量从何而来。具体一点，如果对“好”的追求是人的初始动机，而正义感却非人的自然欲望，一个理性的人为什么要服从正义的要求？[17]我将指出，罗尔斯采纳的其实是契合论。要了解罗尔斯的观点，我们宜对他所理解的正义的环境（circumstances of justice）和实践理性观，有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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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机问题上，罗尔斯认为正义感不能独立于“好”，因为在他对社会合作的构想中，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正义问题出现的必要条件。对罗尔斯来说，社会合作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但在合作过程中，却必然出现冲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性人生计划（rational plan of life）。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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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计划，又或美好人生观，使人们有不同的目标和方向，并对可利用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提出彼此冲突的诉求。再者，尽管这些计划所促进的利益，不应被假定为某个特定自我的个人利益，但它们的确属于自我的利益，即自我视其所持的人生观值得被肯认，同时视以其名义提出的诉求值得被满足。（TJ, 127/110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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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因为人们持有不同的人生计划，对个人在合作中应得多少有不同看法，但资源却没有丰盛到能满足所有人欲望的地步，我们才需要正义原则协调和解决人们的纷争，并决定每个人的合理所得。罗尔斯称此为正义问题出现的主观和客观环境。在正义原则尚未出现时，个人已先形成不同的人生计划。这些计划赋予人们的生活价值和意义，影响他们的行动，界定他们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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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生计划”此一概念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举足轻重，容我略作引申。人是这样的存有：具有目的性和意向性，渴望通过各种活动，实现某些目标和理想，并活得丰盛幸福。而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人需要一个价值框架将不同欲望排出优先次序，使它们保持和谐，并令生命具有某种方向和延续。罗尔斯称这个框架为人生计划。“理性的人生计划，将建立起一个基本点，并借此做出一切有关特定个人的价值判断，并最终使它们保持一致。”（TJ,409/359 rev.）更进一步，这些计划界定人的身份。“一个个体通过描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说出自己是谁，以及一生中打算做些什么。”（TJ,408/358 rev.）因此，有效建构和实现一己的人生计划，是活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对人生计划的追求，构成个人行动的首要和原初动机。这意味着在进行实践理性思考时，理性主体最后总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行动，是否有助于实现我的人生计划，从而有助于促进我的幸福？”当他问此问题时，他并不需要受到任何既有的道德原则的限制。因为在正义原则尚未建立之前，人们已经可以独立地界定什么是他们的“好”。对“好”的追求，是理性行动者的初始动机。所以，当罗尔斯要证成正义原则的优先性时，支持正义原则的理由不能和理性主体的人生计划完全割裂，更不能和它们处于敌对状态，否则人们没有理由无条件接受这些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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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会反驳说，这样理解道德一开始便错了。道德规范的力量源于人们的良知或责任，而非满足个人幸福的手段。劳斯（W. D. Ross）的“纯粹良知行动论”（doctrine of purely conscientious act）即持这种观点。劳斯认为，道德上善的行动必须出于人们纯粹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独立且凌驾其他欲望，并且和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完全无关，它是“特别地对某个独特的对象的欲求，不是为了获取快乐，也不是为了给予别人快乐，而纯粹为了尽我们的义务”。[18]这种为道德而道德的最高欲望，促使理性主体给予道德原则绝对优先性，而不需要任何其他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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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断然否定了这种对道德动机的解释。他认为这种理论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因为“按照这种诠释，道德感缺乏任何明显的理据，就如人们喜欢茶多于咖啡一样。虽然这种喜好可能存在，但将它视为规约社会基本结构的动机，则是极度变幻难测。”（TJ,477/418 rev.）为什么劳斯的观点是非理性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罗尔斯的慎思理性观（deliberative rationality）。根据这种理性观，当行动主体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相信某行为能够最好地达到他的目的时，该行为是理性的。这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工具理性观没多大分别，最大的特点是理性无法决定目标本身的合理性，而只能决定手段的合理性。既然罗尔斯假定每个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一己的人生计划，而劳斯却将道德动机和人对“好”的追求彻底分离，从理性主体的角度来看，在没有更多理由支持下，无缘无故给予道德动机绝对的优先性，自然是非理性的举动。对罗尔斯来说，“行正义之事的欲望，并非盲目地服从一些和我们的理性目标无关的原则。”（TJ,476/417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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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至此，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罗尔斯不接受分离论。但摆在罗尔斯面前的是个更大的挑战：既然人们拥有多元的人生计划，相信不同的宗教观和哲学观，为什么给予正义感优先性是理性的做法？罗尔斯的回答应是这样：参与社会合作的人们，视证成正义原则的理由为大家共享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在人们的价值系统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因此，服从正义原则、做个公正的人，本身便是理性主体最为欲求的事。给予正义感优先性是理性之举，因为它是美好人生的构成要素。因此，要确保正义原则的稳定性，关键所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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