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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要从完全无法的交战状态中走出来，彼此共存，只有唯一理性之途：犹如个体的人那样，他们必须放弃自己野蛮（无法律）的自由，并接纳强制性的公共法律，从而形成一个不断在增长，最终包括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国际性国家（international state）。但按照现存国际法的概念，这并非各国之所欲，于是他们就（在假设上）拒绝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东西。而取代世界共和国（world republic）这一积极观念的（如果还未一切丧失净尽的话），就只能寻求一个持久并逐步扩大的联盟（federation）来作为防止战争的消极替代（negative substitute）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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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十分重要，因为它清楚点出了康德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挣扎，并道出了国家为何应享有绝对主权的原因。康德指出，达致永久和平最理想及最正确的途径，应是建立一个法治的世界共和国，作为世界公民，人人都可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在这样的共和国中，国家主权没有任何地位，因为两者明显有冲突。这样一来，康德之前不接纳世界共和的理由，即担心幅员太大、难以管治并导致专制主义，及各民族之间语言和宗教的差异等，便只是技术性的担忧，而非在价值上不可欲了。[39]技术上是否可行，关乎管治能力的问题。例如交通及通信的进步、经济及文化的全球化、有效的权力均衡制度，都可以减低出现专制的机会，并拉近不同文化的距离。而这些因素，康德在文中全都有所提及。由此可见，康德是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和平联盟只是迫不得已的消极替代。原因很简单，因为康德看不到任何可能，当时的欧洲各国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尊重国家绝对主权的前提下，提出和平联盟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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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德身处的时代有些基本了解，或许有助我们明白他的苦衷。康德活在一个列强并立、战争不断、崇尚国家绝对主权的年代。最早对主权观念做出系统论述的，是法国政治哲学家博丹（Jean Bodin,1530—1596）的《共和国六论》。[40]博丹认为，为维持社会安全及秩序，并令国家免于长期对内对外战争的唯一方法，是让国家拥有绝对权力。这权力是独一无二、不受法律限制及无须得到臣民同意的，这便是主权。博丹又区分了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及民主政治三种不同的政制，相应地国家主权便落在一人、少数人及多数人手中。[41]博丹的思想很快在欧洲大行其道，因为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很多国家君主都希望摆脱罗马教廷及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增加支配国家的权力。而1648年欧洲各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不仅解决了三十年战争的领土纷争，更正式确定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政治。对内，各国君主拥有绝对的管辖权，臣民要对统治者绝对服从；对外，国家不隶属于任何更高的权力（例如教皇），除非它同意，否则不用接受任何外在法律的约束，各国亦必须尊重他国的主权独立。这个条约对西方影响深远，成为近现代国际法的起点，直到二十世纪，国际政治依然在此威斯特伐利亚系统（Westphalia system）之下运作。[42]而其后的欧洲政治思想，也无不在此主权至上的框架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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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康德提出世界共和国的理念，可谓十分革命性。但他意识到，按照当时主权及国际法的观念，各国君主不可能为了永久和平而放弃拥有的绝对权力。他也切实体会到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管治危机，例如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便是一例。所以，他才提出类似联邦制的和平联盟以作替代。但康德的折衷却使他的理论变得困难重重，及难以保持论证上的前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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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国家的看法和韦伯一样，认为是一地区内唯一有权合法使用武力的组织，“除了它本身以外，再没有任何他者可以对它发号施令或加以处置”。[43]但主权的基础，却在人民的同意。类似于霍布斯，康德认为在未组成国家前，人们活在一个“正义的阙如”（a state devoid o★ustice）的自然状态之中，没有任何共同认可的法律制度，一切争端只有靠武力解决。[44]为了彼此的利益着想，人们乃自愿订立一个原初契约（original contract），给予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因此，国家主权应受到绝对尊重。如他所说，国家“像树一样有它自己的根茎。然而要像接枝那样把它合并于另一个国家，那就是取消它作为一个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的存在，并将其变成一件商品，这便和原初契约的理念相矛盾。而没有此理念，一国人民的任何权利都变得不可思议”。[45]所以，康德特别强调，达到永久和平的其中两个先决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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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自身独立的国家，不论大小，均不应由于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由另一个国家所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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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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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康德在这里面对两个困难。他希望用原初契约来证成国家主权，但这只能适用于共和政体。但康德却没有做这种分类，而辩称即使是专制政权，主权也必须受到尊重。[47]这显然和原初契约的想法不一致，既然该政权未得到全体公民同意，便不能以此支持主权的绝对优先性。更大的问题，在于国家作为一道德主体的想法。契约论强调以独立的个体为基本单位，为了安全及互利的目的，才彼此同意组成国家。就此而言，个人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本身没有内在的道德价值，而只是帮助我们实践个人利益的工具。但一旦视国家为一自足的道德主体，将与契约论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发生冲突。例如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有冲突时，孰者有优先性呢？又或者一国公民可不可以透过全民投票，从原来的主权国家分裂出去，又或加入一个更大的联合体呢？近年前苏联及南斯拉夫加盟国的独立属于前者，而欧洲各国加入欧盟则属于后者。透过全民公投去改变一个国家的主权，背后的理念正是以个体为本位的契约论的想法。因此，就康德的内部理论言，国家的位置须视乎公民的意志而定。未经该国同意而强行将其分拆或兼并，固然不能接受。但这同样不意味在组成和平联盟时，立约各国不能在彼此同意下，让渡出一部分原来享有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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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种困难，康德在第二条正式条款中提出另一个论证。他指出，在和平联盟未出现之前，各国的关系虽然就像个人在自然状态的情况一样，但两者性质却有根本不同。个体一旦离开自然状态而组成法治社会，便必须在一个强制性的法律制度下共同生活。但和平联盟却不能具有这种强制性，“因为作为国家，他们已经存在一个合法的内部政体，因此已超出别人可以根据他们的权利观念，而把他们带到一个更广泛的法律体制的那种强制性”。[48]因此，国家作为一合法的政治实体，在与他国订定契约离开自然状态的时候，便无须放弃原有的国家主权。由此推论，世界共和国固然不可行，和平联盟最多也只能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自愿而没有约束力的联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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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这里一方面想用契约论来证成和平联盟的出现，另一方面却又要为国家主权做出辩护。问题是，如果按契约论的思路，个体是立法的基本单位，国家的正当性及法律的权威性在于公民的同意，那么个体的法律地位便没理由只能限于主权国家之内，而不可以扩展到具约束力的国际法及世界法。正如哈贝马斯指出，一旦康德坚持法律的基础在于具有平等权利的人为自己立法，那么法律秩序便无可避免地具有个人主义的特征。[49]如果个人才是目的王国（kingdom of ends）中自由平等的道德主体，那么不管人们的语言文化、种族肤色等种种差异，均应享有普遍性的个人权利。可以说，康德对人的理解，必然导致一世界主义的理想，即人人成为自由平等的世界公民。国家或许是现实需要下的历史产物，却没有先验的伦理位置（ethical status）。所以，各国在达成契约的时候，和个体离开自然状态组成国家，不应有本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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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契约论的精髓一方面是立约各方的同意，另一方面是契约必须具约束力。一个完全没有约束力的契约，严格来说不是真正的契约。一国之内，约束力具体表现在法律的强制性。同样道理，要令世界法得以执行，也必须要有有效的立法及执法的机构。只要加盟各国自愿同意条约的内容，同时转让一部分本来属于它们的权力予和平联盟，便没有损害它们原来享有的自由自主，他们有义务遵守签订的国际法，亦变得顺理成章。所以，如果康德要用契约论来证成和平联盟，便很难既保留国家的绝对主权，同时又能有效贯彻世界法，确保永久和平。正如我上面指出，这是康德在理想与实践两难之间做出的选择。他十分明白这种困难，因此他只能寻求别的途径去保证和平的实现。在下一节，我将会集中讨论这方面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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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证永久和平的四个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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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G. W. F. Hegel）曾批评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理想，只能完全倚赖个别主权国的意志，而此却是相当随机性的。[50]这的确点出了问题所在，但却不完全正确，因为康德从其他角度提出了不同论证，支持他的观点。我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是：道德论证、历史目的论论证、政治论证，以及全球化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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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道德论证。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有道德责任去追求和平。理由很简单，在战争状态中，我们无法实践自己的权利、完成自己的人生计划，也不可能视自己及别人为目的自身。所以，人们有义务离开自然状态，组成一个法治的共和社会，同时也有义务进入和平联盟。康德声称，这不是一个经验性的论证，而是基于人类理性的先验（a priori）判断。“我们的道德实践理性发出以下不可抗拒的声明：不可再有战争！……即使实现和平的愿望是一个永远不能兑现的奢望，我们朝此方向的努力不懈依然不是自欺欺人，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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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康德也清楚认识到，个人的道德意志终不可能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因为在大部分时候，人们不是依道德律则行事，而是由欲望、自私及好战等支配他们的行为。这便转到他的历史目的论。康德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朝着一个既定目标不断进步，也即逐渐实现人作为一个理性自由存有的本质。而唯有在一个永久和平的法治国际社会中，人类的本性才能得到彻底实现。因此康德宣称，和平联盟的出现及逐步趋向永久和平，根本是“一个大自然隐藏的计划”（a hidden plan of nature）及“天意”（providence）使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52]他又说：“大自然的机械进程，明显地呈现其使得人类产生和谐的目的性计划，虽然此是通过他们的不和以至违反其意志所达成。”[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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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人类本性中有一种“非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l sociability）的倾向，一方面希望聚居而形成社会，另一方面却又有一种脱离社会、孤立自己、渴望依己意而活的倾向。人类文明便在这两种巨大的张力之间辩证地发展、进步，并通过不断的冲突战争，人类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最后促使彼此离开野蛮的自然状态，组成一个正义的共和体制。康德甚至认为，即使是一个充满自私及邪恶的民族，大自然也会用它那无形的手，令共和国家的理想变成事实，因为“大自然无可抗拒地要求权利最终取得优势。尽管诸多不便，人类所忽略做的，最终会按照大自然的意愿而发生”。[54]同样地，透过这种非社会性，令国家之间互相敌对，再加上语言及宗教的差异，将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而经过无数尝试，“随着文化的增长及人们逐渐对原则取得更大的共识，他们会趋向互相了解及和平”，组成一个和平的邦联。[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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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这种近于历史决定论的论述，固然欠缺说服力，亦为他的理论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康德同时强调，追求和平是人们的实践理性所要求的无可推卸的责任。道德责任当然预设了人的意志自由及选择的不确定性，但这却显然和大自然既定的计划的想法有矛盾。因为无论人们如何选择，大自然自有它的客观规律，将历史导向某一目的。而康德又怎能保证人的意志和大自然的目的最后必然合一？再者，如果战争流血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那么前人的牺牲岂非后人得享太平的手段？这显然又和他所强调的人人具有同等尊严的想法有冲突。康德的历史哲学并非本章探究的重点，但在他的主权优先、和平联盟欠缺约束力的前提下，诉诸于自然天意，显然对确保永久和平的实现无补于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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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我所称的政治论证。如第二节所述，康德相信共和国家的公民，会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容许国家对外开战。但除此以外，共和国家其他的宪制特点，也会促进和平。共和国家的特点是三权分立，权力互相制衡，从而减低专制的机会，国家元首也不可以随便发动战争。同时，共和国家亦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哲学家（或其他人）可以公开针砭时弊，令统治者听到不同声音，对应否发动战争做出审慎及理性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共和国家对公共证成（public justification）的要求。康德指出，一个政策正义与否的必要条件，是看它能否公之于众，而并不会遭到其他人反对。这不仅是伦理原则，亦是法律原则。[57]政府施政必须要有极高的透明度，国家的外交政策亦应考虑公民的价值取向。而另一个康德没有特别提及、但我相信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共和国家接受了康德对人的基本理解，也即人应被视为自由平等的道德主体。这种对个人权利的重视，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及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国家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这种普世性的个人平等观，无可避免会影响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例如它要求不可以与其他民主国家开战，因为这会侵犯他国公民同样的权利。而这种价值的一致更大大增强共和国家彼此的互信及亲和性，减低发生战争的机会。而在与非自由国家开战时，也不可以只以谋取一国私利为目标，而需要提出道德上正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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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最后一个论证是所谓全球化论证。康德相信，随着和平联盟的出现、交通及通信的进步，国与国的联系会愈来愈紧密，从而打破语言及文化的隔阂，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论坛，任何违反权利及法律的事，都会很快被其他地方的人知道。因此，各国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尊重国际舆论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经济贸易的频繁往来，令各国在商业上愈来愈互相倚赖，从而使得发动战争对任何一方都不利。“与战争无法共存的商业精神，迟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因为在从属于国家权力的一切势力（手段）当中，金钱也许是最为可靠的势力了。因此国家虽非出于道德的动机，却不得不去促进高尚的和平的理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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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相信，通过以上四个论证，即使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和平联盟依然有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理想。康德用了最多篇幅去解释他的历史进步论，今天看来，也许最难有说服力。其他三个论点，亦非永久和平的充分及必要条件，历史对每个论证提出了不同的反例。但证诸历史，自由国家之间互不开战的事实却多少说明，当不同因素互为影响的时候，的确可以为和平创造有利条件。只要我们修改康德对国家主权的看法，并容许和平联盟有实质的监察力，当愈来愈多专制国家逐渐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的时候，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理想未必是痴人说梦。而康德的基本理念，依然可以对今日的世界政治有深刻的启迪。下面让我们简略探讨一下他的理论与当前世界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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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今日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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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写作此文距今已二百多年，自有其面对的历史限制，而要求历史朝着他的构想前进，是不切实际的期望。例如他无法预见后来民族主义兴起后的狂热向外扩张，也难以想象现代全民战争的惨烈。又如哈贝马斯指出，历史的发展往往有其辩证性，好与坏往往是一块银币的两面。例如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固然增加了彼此的依赖，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出现，却导致了内部的阶级冲突以及向外的帝国主义扩张。[59]但二十世纪国际联盟（1919）及联合国（1945）的成立，却证明了康德的洞见。当然，联合国并非只是共和国家的联盟，它的出现亦未能制止所有战争，但却开始了国际社会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的尝试。正如上文所指出，如果要确保世界和平，我们必须修改康德对国家主权的看法，容许和平联盟对加盟各国有实质性的约束力。而要有效面对今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亦须走出国家主权至上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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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联合国的组织结构已超越了康德的构想。例如《联合国宪章》禁止侵略性战争，并容许安全理事会在有必要时，使用军事行动维持世界和平。1990年的海湾战争便是一例。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亦规定各国有责任保障人民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其后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并设立了监督机制。这些都远远超过了康德对世界法的规定。但这却恰好说明，随着世界各国对人权共识的增加，建基在具约束力的世界法的永久和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当然，这并不表示联合国及其他国家可以随时以武力干涉一国内政。但当一国对外发动侵略以及在国内严重违反基本人权的时候，便再不能以主权至上来作挡箭牌，国际社会亦有理由加以谴责及采取适当行动。联合国在1999年出兵东帝汶，阻止印尼军队的暴行，恐怕连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也难以质疑。康德的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世界公民观，正逐步在世界政治中得到体现。当然，这不表示联合国目前的情况令人满意。事实上，它正需要更多改革。例如不能由某些大国操控议程；改变目前安全理事会寡头垄断的不民主架构；保证一视同仁对待同类事件；寻求对人权更广泛的共识；甚至成立一世界议会，由各国民选代表组成等等。[60]最重要的，是联合国不能是康德眼中的超级霸权，而是各国能透过民主程序，保证一个和平及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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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对国家主权的传统想法，亦已完全不能适应今日的世界局势。全球化及世界金融一体化，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国家对经济生产、分配及交易的控制能力愈来愈小，跨国企业的影响力却愈来愈大。近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正说明了这一现象。此外，种种国际性联盟的出现，也令国家的界线变得模糊。例如欧洲联盟及欧元的出现，便拥有很多原属欧洲主权国的权力。而很多全球性议题，例如环境保护和贫穷问题、恐怖主义以及核武扩散等，也需要各国共同合作才能解决。以上种种，都不是传统主权理论所能解释及应付的。面对急剧转变的世界，我们需要公平及有效的国际性组织，才能处理种种跨国性议题。这并不意味我们应主张完全放弃国家主权，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组织之中。事实上，各国有不同的宗教文化，不同的传统历史，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危机，正是很多值得珍视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一个权力集中的世界共和，是既不能也不可欲之事。重要的是，各国必须具有一个全球性的视野，审视国内的发展及国际关系，并在保持国家自主的同时，对一些需要共同面对的议题，寻求平等、民主的全球管治（glob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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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总是辩证地进行。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带来的生灵涂炭以及对人性的折曲，我们已见证不少。永久和平能否到来，仍然言之尚早。但我相信，只有在不断修正及深化康德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人类才有机会学会如何和平共处。说到底，没有人知道历史最后的安排。因此，正如康德所说：“永久和平是否真的可能，又或是否被我们自以为是的理论判断所蒙蔽，其实都不再重要！相反，即使机会渺茫，我们仍必须视它像真的会到来般行事，并用尽我们的努力，致力实现永久和平，并建立最适合此一目的的体制。”[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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