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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结语 什么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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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中，自由主义是很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寄托所在。但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席卷中国，很多人开始担忧，自由主义鼓吹毫无节制的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制，势将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而它提倡的自由和宽容，则会使得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泛滥，人们的生命难以安顿；至于在政治领域倡议的自由民主和宪政法治，更是西方霸权的产物，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被全盘摒弃，改走富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化之路。读过此书前面的文章后，相信读者可以见到，这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需要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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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流派，而我认为罗尔斯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传统提供的正义社会图像，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传统视自由和平等为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公正社会。我相信，人们对自由平等有不同的诠释；但我不相信，公然反对自由平等的理论和制度，可以有道德正当性，并赢得人民的支持。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曲折，但我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未来，绝不悲观。这份乐观，源于自由主义的理念本身。自由主义相信人，相信理性，更相信人可以凭理性好好活在一起。回溯历史，从法国大革命揭橥自由、平等、博爱开始，人类靠这份信念，从无到有，一步一个脚印在不同国度建立起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人的能力，更没有理由说中国人不配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为支持我的观点，让我们先重温一下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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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政治理论无论多么复杂，背后必然预设某种对人和社会的基本看法。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念，是将人理解为自由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并愿意走在一起进行公平的社会合作，从而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足够的社会资源，去好好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美好人生。这是自由主义的出发点。这个理念看似平平无奇，背后却反映了自由主义非常独特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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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和道德密不可分。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这个传统认为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不是权术斗争，不是区分敌我，不是人压迫人，而是根据正义原则建立一个政治社群，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的根本利益，并令得政治权力的行使具有正当性。因此，自由主义肯定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并相信人能凭借这些能力建立一个公正社会。诚然，怎样的制度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必须将“道德的观点”放在制度评价的第一位置，这也是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之义。一个国家，无论多么有效率和多么强大，如果它建基在不公正的制度上，便不值得我们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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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主义是以个体为本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先将人理解为独立自主，拥有反思意识和道德意识，并有自己人生计划的个体，然后再从个体的视角，追问怎样的政治秩序才最能保障和促进人的根本利益。对理想政治的构想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以个体的正当权益为出发点，因为每个个体都有独特且无可替代的生命，都渴望主宰自己的生活，并期待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所以，洛克的契约论强调个人先于国家，国家存在的理由，是能更好地保障自然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以至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都将个人权利放在最高位置；而罗尔斯和德沃金等当代自由主义者，更大力反对以极大化社会利益为目标的效益主义，主张个人权利优先。这是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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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表示，自由主义看不到人有不同的社会属性；这亦不表示，自由主义不知道人打从出生始，已活在国家之中；这更不表示，自由主义对个体权益的重视，是基于自利主义。自由主义承认集体生活的重要性（否则它不会强调社会作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也承认社群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否则它不会重视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更承认公民之间必须有基本的道德责任（否则它不会主张社会正义和财富再分配）。自由主义毋宁是坚持这样的信念：个体具有独立的道德地位，并不先验地从属于某个集体，并对这个集体有某种不可卸除且无可置疑的道德和政治义务。所有社会政治关系的建立，必须要从个体的观点看，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起首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何使这些限制自由的制度具有正当性，是自由人最为关心之事，因为所有政治秩序皆非出于自然，而是人为的产物。[1]自由主义强调以个体为本，是一种道德立场，而不是在知识论或形上学意义上接受某种原子论（atomism）式的人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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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既然自由主义将人理解为可作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自主个体，那么它一定要容许和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自由的重要，不仅在于人有选择的能力，也由于人的多元性。人不是机器的倒模，千篇一律，而是各有个性喜好，各有对生命的感受和追求，各有安顿人生的方式。如果国家不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强行将人同一化，那是违反人性，是对个人尊严的最大践踏。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不仅对个人福祉有好处，也对社会文明的发展有好处。这一点，密尔在《论自由》中早有详细讨论，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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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容许人有选择自由，并不保证个体每次都能做出正确选择。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不理性或对自己对他人有害的决定。但这种担忧，不能合理化家长制和专制主义。合理的做法，是国家提供良好的环境，鼓励及培养公民自小学会独立思考、了解自我，并懂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人只能在犯错中成长。不容许人犯错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同样道理，容许人有选择的自由，并不保证社会有不同性质且足够多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供人们选择。过度专制和过度商品化的社会，都不利于培养出异质活泼和不同领域各安其位的社会文化。因此，自由主义反对经济市场的自由放任，同样反对文化市场的自由放任——倘若这些放任政策最终会导致文化霸权和危及文化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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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自由主义坚持人人平等。所谓平等，是指就每个公民作为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这一身份而言，每个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道德平等绝对不是天赋或自明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生而不平等更为接近真实。在真实世界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样事物，是人人同一的。即使找到了，也不一定是道德上相关的。更何况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超越他人，从与别人的差异中肯定自己，更是大部分人生命的常态。因此，自由主义视平等为一种道德理想，实际上要求我们从这样一种视角看政治：在决定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时，我们应该放下彼此的种种差异（智力、市场竞争力、家庭出身、阶级、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等），接受大家都是平等的理性道德人，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找出大家能接受的合作方式。赋予我们平等地位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普遍性的观点，穿过世间种种不平等，看到人与人之间共享的道德人格，认知和体会到平等相待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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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认为，做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者，是相当艰难的事，因为它要求我们必须从两种角度看自己：它先要求我们将自己放在第三身客观的位置，认知到从普遍性的观点看，我们每个人都是道德主体，没有人在价值上优越于其他人。它接着要求我们回到第一身的角度，将第三身的客观认知内化进一己主观的生命，视平等为值得追求之事，从而使我们在道德思考和日常生活中，有足够的道德动机去尊重及实践平等原则。这样的身份转换和身份融合，其间的难度，恐怕连很多自由主义者也未必意识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花那么大力气处理他所称的稳定性问题，究其根源，也是在尝试论证，至少在他所构想的正义社会，德福契合是可能的，即从第一身的观点看，服从平等主义式的正义原则是理性和可欲的。只有完成这种正当与“好”的契合，平等主义才有可能植根于我们的生命，并孕育出相应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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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读者要留意，对道德平等的坚持，并不意味在资源分配上必须采取平均分配的立场。它涵蕴的毋宁是这样一种要求：“在决定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时，每个自由人都享有平等的地位，拥有同样的发言权。最后商议出来的原则，必须是所有人合理同意的结果。”这等于说，平等具有优先性，任何不平等的资源分配，都必须得到平等的参与者的合理同意。这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核心所在。他那非常有名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目的正是要创造出一个公平的契约环境，然后看看自由平等的合作者，会商议出一套怎样的正义原则。为什么是公平的呢？因为在原初状态中，立约者被一层厚厚的幕遮去所有的个人资料，包括他们先天的自然能力和后天的社会环境，从而保证每个立约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不会在商议中受那些偶然任意的不平等条件影响。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契约，而是思想实验，目的是反映自由主义对自由平等和公平社会合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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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契约论精彩之处，在于背后的平等政治观：关乎整个国家基本制度的政治原则，不是由任何权威和精英决定，而是由所有公民共同决定。在决定过程中，每个公民的权益都受到重视，没有人会因为能力、财富和阶级的不平等而受到歧视。无论最后商议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这都体现了一种民主自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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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自由主义会主张怎样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方面，罗尔斯主张公民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并视这些自由为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言论和思想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人身安全和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也包括集会结社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以至广泛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自由。这些权利会被写进宪法，赋予最高地位，从而保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罗尔斯亦赞成代议民主制，因为它是最有效体现和实践政治平等的方式。我们见到，罗尔斯的建议和今天宪政民主社会的制度安排没有太大分别。值得留意的，是他对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论证，都扣紧自由人的理念，而不是诉诸自然权利或效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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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经济方面，罗尔斯提出两条原则。第一条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主张通过教育及各种社会培训，尽可能使出生在不同家庭环境的人，享有公平的竞争机会，促进社会流动。第二条是差异原则，主张经济不平等分配，只有在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时才可接受。这条原则体现了一种互惠的精神：每个公民都应从社会合作中获益，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包括社会中最弱势、最没有市场竞争力的阶层。社会发展的目标，不应是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其他人却要承担发展的代价。具体措施可包括由政府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例如医疗、教育、房屋、失业援助、老弱伤残津贴及退休保障等；政府亦应在经济领域，实行累进税、遗产税及其他措施，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减低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尽量令每个公民从出生起，便享有发展个人能力和实践人生理想的机会。自由主义反对财富分配完全由市场决定，因为市场竞争中很多导致不平等的因素是不公正的。这里所说的不公正，不仅是指贪污和种种违法行为，更包括社会出身和个人天赋能力所带来的起点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任何一个重视正义的国家，都有责任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公民根本没有条件实践他们的自由和人生理想。但这只是第一步。因为在很多福利国家，贫富差距仍然非常严重。在这样的社会，公民欠缺平等机会发展他们的事业，穷人活得没有尊严，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仍然未能实现。差异原则所要求的，是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其他条件，让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肯定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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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讨论，现在让我回应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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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那些批评自由主义不重视社会正义、不重视平等的说法，并不合理。事实上，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自由主义已累积了大量有关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讨论。罗尔斯对平等的理解，甚至较马克思和很多左派更为激进，因为他认为从道德的观点看，一个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出身都是不应得的，任何不平等分配都必须考虑最弱者的利益。而在制度安排上，他更认为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福利国家的模式，因为福利社会仍然容忍相当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如果我们不将自由主义左翼（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做出区分，然后以为弗里德曼、哈耶克和诺齐克等主张的小政府大市场，便是自由主义的全部，那实在是最大的理论误解。自由主义既反对国家全能，也反对市场万能，它真正的道德关怀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让平等自主的个体公平地活在一起，过上丰盛而有尊严的人生。至于实际的制度应该如何设计才能实现这个理想，则需要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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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人批评自由主义预设了价值虚无主义，这亦难以成立。自由主义是一套完整的政治道德理论，对自由平等有很深的承担，更相信凭着人的共同理性能力能够建立公正理想的社会，因此不可能是一套“主观”和“虚无”的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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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或者有人说，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中立，放弃讨论善的问题，不可能为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基础，因此不值得追求。无疑，自由主义不会像儒家或基督教那样，提供一套完整及涵盖人生所有领域的价值和信仰体系，并要求所有人都接受。这与自由主义对人及幸福生活的看法有关，自由主义认为人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对价值问题进行自由探索，同时相信活得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理性主体能够自由选择和认可他的人生计划。因此，自由主义最关心的，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保证每个公民有自由和资源去过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罗尔斯所谈的“正当优先于善”，是说每个公民的价值追求都不能逾越正义原则定下的规范，而正义原则的基础，则奠基于自由平等的公平合作这一理想。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不重视善。恰恰相反，正因为自由主义坚信每个人都有一己对生命的理解和追求，而这些追求对每一个体皆无比重要，所以才主张要尊重个人自主及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再者，自由主义绝非对人毫无要求。自由主义期望公民对平等有所执着，对异于一己的信念有所宽容，对正义有恒久的追求，对弱者有真切的关怀，并能够过上独立自主而又有个性的美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绝对不见得较做一个保守主义者或者激进主义者来得容易。自由主义包容多元，而在多元的底层，是对个人的尊重和对自由平等的坚持，这些坚持构成公民的共同信念，并成为和谐社会的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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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洛克、卢梭、康德和密尔以降，自由主义建立了深厚的思想传统，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自由民主政治提供了强大支持。到了今天，自由主义在学理和政治实践上，仍然充满活力，并能有效回应现代社会的各种挑战。据说在今天的中国内地和香港，不少人认为自由主义早已丧失它的道德吸引力和政治正当性，甚至成了保守、反动、落伍的代名词，这叫人不解。从上面勾勒出来的政治图像来看，如果自由主义不值得追求，那么在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个人权利的保障、平等的实践，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等根本问题上，非自由主义理论可以提出怎样一套道德上更为可取的正义观？这是所有政治理论均须回答的问题。而在进入论辩之前，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由主义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值得我们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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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ean-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 and the Discourses,trans.G.D.H. Cole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1973),pp.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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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原子论的批评，可参见Charles Taylor,“Atomism”,in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 18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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