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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却在于，香港人甘心将香港这片土地只当成赤裸裸的市场，并视自身为纯粹的经济人吗？近年愈来愈多人开始质疑这个模式，愈来愈多人渴望摆脱这种对人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生活并不美好。剧烈的竞争和异化的工作、巨大的贫富悬殊和严重的机会不平等、疏离的人际关系和贫乏的精神生活，还有过度的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苦不堪言。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改善我们的生活，使每个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实现各自的人生计划，并在社会关系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们活得愈来愈差，我们没理由不努力谋求改变。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会运动不断，公民意识逐步成熟，呼唤政治改革的声音日益壮大。香港人一旦脱离殖民统治，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他们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权力操控在少数人手中，不可能容忍这个整体十分富裕的城市却有那么多人活在贫穷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长期受压于单向度的经济思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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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新的定位，并对这个城市有新的期许。我们正站在这样的历史门槛，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跨过去，而在于如何跨过去，跨过去后往哪个方向走。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香港人如何建构对这个城市的想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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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罗尔斯的思路，我认为，香港人应视香港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进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这个社群，根据《基本法》规定，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权。我们称它为特别行政区。特区是政治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人理应有相当大的政治自主空间，构想、规划和打造这个属于自己的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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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并愿意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合作，我们便不应将特区当作市场，并用市场逻辑决定政治权力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分配。例如我们不能说，谁的钱多便应拥有多一些政治权力，因为这违反政治平等；我们也不能说，谁是市场的胜出者便应占有一切，因为公平合作要求资源分配必须满足正义的要求。就此而言，特区政府有她独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区拥有制定法律、设立制度、分配资源和要求公民绝对服从的权力，因此它必须考虑政治的正当性（legitimacy）问题。政府必须公开地告诉每个公民，基于什么道德理由，它可以拥有管治香港的正当权力。如果我们相信主权在民，那么政治权力的正当运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政府必须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认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是体现这种认可的有效机制。二、政府必须重视社会正义，确保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并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这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不以实现正义为目标的政府，难以建立政治正当性。因此，不仅罗尔斯视正义为社会的首要德性，中国前任总理温家宝也为政府施政定下这样的使命：“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31]以我的理解，这里的良心是指政府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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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特区政府常常强调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场”。就字面解，这是指政府将自己的功能尽可能缩小，然后将大部分社会及经济问题交由市场解决，政府不作干预。这个说法，既不正确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义哲学家诺齐克笔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32]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义务教育、近乎免费的公立医疗服务、相当部分人口住在政府兴建的公共房屋，还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会保障。这些福利是否足够，另当别论，但政府却绝对算不上什么也不管的“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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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抑政府、扬市场”的思路，会严重窒碍香港的政治发展。我们知道，市场和政府根本不应处于对等位置。市场只是政治社群的一个环节，政府才是特区的最高管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义和促进公民福祉的责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优先于市场。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管者，并透过征税和其他措施，决定一个人在市场的合理所得。[33]市场从来不是一个自足和独立的领域，并凌驾政府之上。当然，市场有它的价值，但市场导致的结果往往并不公正，而市场的参与者也不觉得自己有道德责任去纠正这种不公正。试想象，如果一个放任的竞争性市场导致贫富悬殊、老弱无依、机会不平等，甚至金权和财阀政治，那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对市场做出监管。我这里并非主张政府要凡事干预，而是指出在概念上，必须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和功能做出区分。如果政府自甘做小，放弃很多理应由她承担的政治责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设限和自我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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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治优先于市场，那么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份自然优先于经济人。政治人的身份，我们称为公民。这个身份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由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和他人建立不同关系，因而拥有不同身份，这些身份衍生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我是某人的儿子、某所学校的毕业生、某家公司的雇员等。但作为政治社群的一员，不管所有别的差异，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并应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当公民身份和其他身份发生冲突时，前者有优先性。例如我们不容许宗教团体限制人们信教和脱教的自由，因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容许公司为了成本和经济效益，剥夺公民理应享有的劳工福利；我们甚至不容许政府本身损害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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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会问，人世间充满种种不平等，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这是重要的问题。显然，这是政治意志的结果，非自然而然之事。在奴隶和封建社会，一国之内人民便分为不同等级，并受到差等的对待。因此，这必然是因为公民之间具有某种道德关系。试想象，如果我们都是纯粹的经济人，而社会则是一个非道德化的竞争平台的话，我们很难接受对弱势者有什么道德义务，更不会要求政府为他们做些什么。公民身份体现了这样的道德关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我们愿意平等相待，并分担彼此的命运。公民权的实质内容，需要政治社群中的公民，透过公开讨论和正当程序，才能确定下来。我这里强调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政治社群都是道德社群，都预设了人与人之间某种非工具性的道德关系。如果香港人不曾自觉到香港是（或可以是）这样一个社群，却继续视这个城市为殖民地的延续，又或一群经济人偶然凑合在一起的利益竞逐之地，那是我们的悲哀。我们有幸活在一起，理应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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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完成这种自我定位的转变，必要条件是香港人培养出积极的公民意识，而这和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场所，不必限于书本和学校，而可以扩展到社会运动和各种形式的公共讨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民的价值意识和批判意识，增强他们对政治社群的归属感，并承担起应有的公民责任。但在目前日趋职业化、技术化和市场化的教育环境中，要实践这种理念，实在举步维艰。这和前述的城市想象相关。我们知道，教育有两个基本目的：一、为社会培养人才；二、促进个人福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想要怎样的社会？什么构成人的幸福生活？如果香港只是一个单向度的经济社会，那么所期待的人才，自然也是单向度的经济人：务实、讲求效率、重视工具理性、政治冷感，以及维护社会建制等。在这种教育思维中，批判意识和价值意识根本没有位置。同样道理，一旦如此理解人，很容易便将幸福生活和经济地位的高低挂钩，却与公民身份的实践变得毫无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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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十多年，香港尝尽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为管治者必须要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标，并有责任为这些目标的正当性作公开辩护。管治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并告诉我们这些理念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阶层，太习惯使用单一的经济思维去理解香港，并有意识地压抑香港人政治意识的发展。问题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香港人，愈来愈对保守、封闭、不公平的制度不满，并渴望改变。这不是世代之争，不是利益之争，而是价值之争。在种种争论之中，我们开始体会到，整个社会的政治想象其实相当贫乏，甚至没有足够的政治概念和知识结构去理解当下的处境，遑论建构理想的政治图像。就此而言，香港并非如很多人所说的过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们早已完成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却刚起步。也许这种危机同时也是契机，促使我们从观念、制度和个人生活层面，好好反思所谓的“香港经验”，开拓新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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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在哪里？既得利益者会说，继续走非政治化的路吧。只要给香港人面包，维持香港的繁荣安定，人民自然会默默忍受。但我们可以走另一条路，将香港变成民主、公正、自由、开放的城市，让每个人活得自主而有尊严，让生命不同领域各安其位，让下一代不再只做经济人，同时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对这片土地有归属感且活得丰盛的平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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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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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离港赴英，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我的学术之路。伦敦四年，对我的思想发展有极大影响。在这一节，我先描述一下伦敦的学术环境，以及英美分析政治哲学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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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伦敦市中心，国会、首相府、最高法院、英国广播公司、大英博物馆等徒步可达。它是一所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型学府，研究生占整体学生逾半，全校更有六成学生来自其他国家。初抵学院，我便被它的学术氛围吸引。学校每天有很多公开讲座，讲者大多是学术界和政经界翘楚，吸引很多老师学生前去捧场。当时的校长是著名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每学期都会就某一学术主题作系列演讲，包括探讨第三条路、现代性和全球化等。纪登斯不仅学问了得，口才亦佳，每次站在台上，不用讲稿，便能生动活泼地将很多艰深的学术问题清楚阐述。哲学方面的讲座，更多得听不完，因为伦敦是英国哲学界大本营。除了经济政治学院，还有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英皇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伯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皇家哲学学会、亚里士多德学会、伦敦大学高等哲学研究所等。林林总总的演讲、研讨会、学术会议、读书会和新书发布会等，长年不断，参与者众。由于研究生课不多，除了读书和写文章，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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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伦敦学术氛围的另一只脚，是书店。凡是喜欢书而又到过伦敦的人，都会同意这里是爱书人的天堂。除了Foyles、Waterstone’s、Blackwell、Borders这些大型书店，还有数以十计的二手学术书店，散布在查令十字街、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附近的大街小巷。这些书店各有特色，有的以文学为主，有的专卖左翼或女性主义，有的则是出版社仓底货（remainders）的集散地。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每星期骑着自行车，逐家逐家书店闲逛，徜徉于书海，流连而忘返。后来我干脆“下海”，跑去伦敦大学总部那家号称欧洲最大学术书店的Waterstone’s做兼职，图的不是每小时六英镑的工资，而是那张员工七折购书卡。这家书店楼高五层，建筑古雅，有书十五万册，俨然是个图书馆的规模。更难得的是内设二手书部，书种多流通快，常有意外收获。我每星期工作两天，工资一到手，眨眼又已全数奉献给书店。我认识几位堪称书痴的哲学同学，大家一见面，例必交流最新的读书购书心得，真是其乐无穷。现在回想，那几年疯狂淘书的日子最大的收获，倒不是书架上添了多少藏书，而是扩阔了知识面，加深了对书的触觉，并培养出自己的阅读品位。我现在回到伦敦，一脚踏入这些书店，人自自然然安静下来，哪里也不想再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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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哲学，一向集中在政治系，而非哲学系。哲学系由波柏创立，以科学哲学、逻辑及方法学为中心。我在读的时候，政治系有七位政治哲学老师，政治哲学博士生有二十多人。[35]我们每学期有两个研讨会，一个由同学轮流报告论文，另一个则请外面的哲学家前来演讲，老师一起参与。[36]讨论完后，大伙儿会去酒吧饮酒，改为谈论轻松一点的题目，例如时政和哲学家的趣闻逸事等。酒吧灯光昏暗，人声嘈杂，大家挤在一起，三杯下肚，很快便熟络。我们一班同学的友谊，都是在酒吧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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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的老师硕维还专门在他家举办读书会，我们称之为home seminar，每两星期一次，每次三小时。我们通常带几瓶酒去，老师则提供芝士和饼干。酒酣耳热之际，也是辩论激烈兴起之时。讨论范围很广泛，从卢梭、康德、马克思到罗尔斯都有，因为大家的研究范围不同。有时意犹未尽，我们几位同学还会到酒吧抽一根烟，边喝边聊。我的住所离老师家不远，每次完后，我总是带着醉意，伴着一堆问题，摇摇晃晃骑着单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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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维早年以研究卢梭闻名，后来兴趣转向当代政治哲学，并在九十年代出版了《伦理社群的理念》一书，尝试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罗尔斯的契约论，并证成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37]我的哲学问题意识，很多受他影响。硕维对我关怀备至，只要我写了什么东西，总会在两星期内改完，然后约我在学院旁边的Amici咖啡馆讨论。老师有自己的哲学立场，但他总是鼓励我发展自己的想法。就像石元康先生一样，在硕维面前，我总是畅所欲言，据理力争。我一直以为这是学术圈的常态，后来见识多了，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老师大约十年前退休，学系为他办了个惜别聚会。那时我已回到香港，据同学转述，他在致辞中提及，最遗憾的是我不能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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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哲学家对我影响甚深。第一位是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德沃金当时刚从牛津的法学讲座教授退下来，分别在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主持两个法律和政治哲学研讨会。研讨会的形式很特别，要讨论的文章在两星期前寄给我们，而受邀的哲学家不用做报告，而是由另一位主持华夫（Jonathan Wolff）先将文章作一撮要，接着交由德沃金评论，然后到作者回应，最后听众加入讨论。研讨会长达三小时，吸引很多哲学家和研究生，每次将会室挤得满满，迟来的只能席地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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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有种很特别的气氛，不易形容，勉强要说，是人一到现场，便感受到一种严阵以待的学术张力。德沃金思想之锐利、口才之便捷，在行内早已出名，而他的评论甚少客套之言，总是单刀直入，对文章抽丝剥茧，提出到位的批评。被批评的人自然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寸步不让，谨慎应对。至于台下听众，很多来者不善，恨不得在这样高手云集的场合露一露脸，提出一鸣惊人之论。所以一到讨论环节，举手发言的人总是应接不暇。记忆中，受邀出席的哲学家包括拉兹（Joseph Raz）、史简伦（T. M. Scanlon）、谢佛勒（Samuel Scheffler）和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等当世一流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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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牛津大学的社会政治理论讲座教授柯亨（G. A. Cohen,1941—2009）。他那时在牛津开了一门课，专门讨论罗尔斯，用的材料是他后来出版的《拯救正义与平等》的手稿。[38]我每星期一大早从伦敦维多利亚站坐两小时汽车到牛津旁听。课在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旧图书馆上，学生不多，二十人左右。第一天上课，我坐在柯亨旁边，见到他的桌上放了一本《正义论》，是初版牛津本，书面残破不堪。[39]他小心翼翼将书打开，我赫然见到六百页的书全散了，书不成书，每一页均密密麻麻写着笔记。那一刻我简直呆了，从此知道书要这样读。我当时想，连柯亨这个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哲学大家，也要以这样的态度研读《正义论》，我如何可以不用功？！柯亨的学问和为人，对我影响甚深。他当时在手稿中，完全否定稳定性问题在罗尔斯理论中的重要性，而这却是我的论文的核心论证，因此我必须回应他的观点。这是一场极艰难也极难忘的知性搏斗，而我在过程中学到很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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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谈谈我所感受到的英美政治哲学的治学风格。不过，读者宜留意，这既然是我的感受，自然受限于我的经验，难免有所偏颇。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主流，基本上属于分析政治哲学（analyt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这并不是指这个传统中的哲学家均接受相同的政治立场，而是指他们对于政治哲学的目的和方法，有颇为接近的一些看法。[41]这里我集中谈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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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政治哲学十分重视概念的明晰和论证的严谨。它认为哲学的基本工作，是用清楚明白的语言，准确区分和界定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政治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理由证成政治原则，而证成过程必须尽可能以严谨的逻辑推理方式进行，并让读者看到背后的论证结构。换言之，分析政治哲学反对故弄玄虚，反对含混晦涩，反对不必要使用难解的术语，以及反对在未有充分论证下视某些经典和思想为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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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既然道德证成是分析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那么其性质必然是规范性的。它既不自限于哲学概念的语意分析，亦不像社会科学般只关心实证问题，也不将焦点放在思想史中对不同经典的诠释，而是探究价值伦理的应然问题，追问什么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社会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个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和承担什么义务等。政治哲学关心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活在一起”这个根本的道德问题。[42]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提出问题本身，即意味着我们相信人可以凭着自己的理性和道德能力，对种种政治道德问题做出合理回答。分析政治哲学不会接受“强权即正当”的政治现实主义，也不会接受政治根本无是非对错的道德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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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证成是个提出理由的过程。无论我们赞成或反对某种政治原则，均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分析政治哲学普遍认为，这些理由的性质必须是俗世的，和具体实在的个人的利益相关，而不应诉诸宗教或某种超越的神秘权威。这些理由可以是人的基本需要、欲望的满足、个人自主和尊严、人的理性和道德能力的实现，以至社群生活的价值等。这些理由的共通点，是原则上能够被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理性主体感知、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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