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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中称这个为一个古典目的论式的证成结构，主要是针对罗尔斯所称的以效益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目的论，即“好”独立于正当而被界定，同时正当被理解为极大化这个独立界定的“好”。[43]为什么呢？我在书中有这样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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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先假定某种对人性的理解，然后认为最正当的原则，是那些最能充分实现和体现人的本性的原则。与此同时，理性主体有最高序的欲望去实现这种人性，因为它界定了人的根本利益。所以，当我们透过公平的程序找到最能体现这种人性观的原则，并由正义感推动我们做一个正义的人的时候，正当和“好”的要求同时得到满足——它们其实是一块银币的两面。异于现代目的论，在这个论证中，“好”和正当是不分离的。我们不是先独立定义什么是“好”，然后找一套正义原则去约束人们对“好”的追求。相反，“活得正当”从一开始即被理解为活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因为人作为人最重要的“好”，是由体现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原则来界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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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如果成立，那么我们将得出一些很重要的、异于主流诠释的结论。例如罗尔斯声称效益主义属目的论，而他的理论属义务论的观点，就变得不再那么没有争议了，因为在论证结构上，他的正义原则的基础，也是奠基在某种人性观及其相关的人类善好（human good）和最高目的之上。同样地，桑德尔那个著名的对罗尔斯的论断，即声称罗尔斯的义务论式的自由主义，其道德证成的基础不诉诸于任何善的观点，也就不再成立，因为实现人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有本身，就是最高的善，而且是支持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基础。[45]而在《正义论》的修订版中，罗尔斯也明确表示，原初状态中的立约者，都有实现作为自由人的道德能力的最高序旨趣（interest）。也就是说，这是所有合作者共享的目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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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契合论的讨论，主要目的是探究稳定性问题在罗尔斯的理论中的重要性，以及后期他为什么要承认契合论论证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不一致，并因此促使他做出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向。严格来说，我在书中并没有为罗尔斯的契合论做出实质辩护，更没有如江绪林所说，要以契合论来回应施特劳斯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而我在论及古典目的论时，已很清楚指出其对照是罗尔斯所称的效益主义式的现代目的论，同时指出“古典”指的是其“证成结构”而非实质内容。[47]我在书中这部分的讨论，并没有触及施特劳斯的古今之争和自然正当理论，也没有提过韦伯和伯林的多元主义。所以，江绪林和谭安奎在这方面的许多论点，我就不再一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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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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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就理论的系统性和复杂程度而言，当代政治哲学恐怕难有出其右者。也正因为此，对于他的理论有种种不同诠释，是正常之事。本文主要目的，是尝试从罗尔斯的基本问题意识出发，考虑他的理论中两个十分重要却又引起许多争议的问题，即他所称的契约论，是否真的起到道德证成的作用，以及他为什么要提出契合论来解决正义感的优先性问题。如果我的论证成立，那么我们对于《正义论》的论证结构就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同时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背后的道德基础有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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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绪林：《正义的康德式诠释》，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页135—144；谭安奎：《必要的契约方法和错置的理论战场》，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页145—158。以下分别简称“江文”和“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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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vised edition,1999),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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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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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id.,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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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初始动机”（primary motive）是我的提法。见本书第六章《正义感的优先性与契合论》，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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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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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不称此为“理性视角”，因为这个视角其实有一重道德关怀在后，而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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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尔斯因此作了“interests in the self”及“interests of a self”的区分，而这里他强调的是后者，即属于一个人的利益。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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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以，我们不要将这个初始动机和原初状态中立约者的动机混淆在一起，因为后者被假定为没有任何道德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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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110．不少人以为罗尔斯直到后期才意识到多元主义这一现实，其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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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p.xii-xiii,131．亦可见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expanded version,2005),p. 74。《正义论》初版并没有这个观点，直到修订版中才加进去。正如罗尔斯自己所说，这是最根本的改动。在罗尔斯的理论发展中最早出现这个想法，是1980年发表的“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eory ”,in Samuel Freeman (ed.),Rawls
:Co lected Paper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 303-358。在该文中，他的说法是“最高序的旨趣”（highest-order interest），但意思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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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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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如他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就将这种对自由人的理解，收窄为只适用政治领域的一个政治人的观念（political conception of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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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书第四章《自由主义、宽容与虚无主义》对此有过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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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罗尔斯称此为基于互利的正义观（justice as mutual advantage）。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p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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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谭安奎在一处认为，我在诠释罗尔斯两条原则的证成时，“把自由人和平等活生生地区隔开来”，并认为我没有考虑到“第一条原则不仅是在保障基本自由，而且是在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谭文，页147）。谭君如对全书旨趣有所了解，当知道这不是我的意思。因为我在书中一开首即表明：“自由人的理念界定了人的道德身份，平等的理念界定了人的道德关系。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确保个体全面发展成为自由人，是自由主义的目标。”而我也明确指出罗尔斯的问题意识是：“如果我们是自由人，处于平等位置，那么通过什么程序，得出怎样的正义原则，并以此规范社会合作，决定人的权利义务和合理的资源分配？”这是全书的基本立论。也就是说，平等从一开始就规限了自由及其他社会基本物品的分配（见本书《自序》）。谭君引用本书第一章《契约、公平与社会正义》中第四节的其中一句来支持其判断，但只要将其放在第一章的脉络中，当清楚见到我一早已说明，原初状态的设计正体现了道德平等，并以此约束立约者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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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本书第四章第五节；亦可见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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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第三点我在本书中谈得较少，所以在这里我将作较多说明和论证。但这三点是彼此独立的，例如罗尔斯本人就很可能接受第一及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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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11．最早指出罗尔斯的理论不是契约论的，是德沃金。见Ronald Dworkin,“☆e Original Position”,in Norman Daniels (ed.),Reading Rawls(Stanford,C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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