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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可并不认为这些演讲全然不可取。他认为有些演讲要比别的好,不过他还是同意,经过“清理”,它们“可以编成一个小册子”。8我想,即使它们按照目前的样子出版,也不会有问题。我咨询了在这个论题上比我懂得更多的专家,我的判断进一步得到支持。他们也发现,有些演讲胜过其他,有的阐释目前看来有些过时;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它的出版是极为可取的。我希望,不应该认为这个结果得到了伯林本人的全面认可,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的确相信,它公正地体现了伯林对自由的这些敌人的看法,而且,它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观点,将这些出色的演讲添加到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无损他的令名,只要理清它们临时的、即兴的、非正式的性质,不要对本书提出超过它的起因所允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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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演讲不完全是为弗莱克斯纳讲座所准备的打字稿的简缩,也不完全是弗莱克斯纳讲座的重演,就像布莱恩·莫尔的《校园新闻》的每周记要所表明的那样——虽说由于该演讲更早的完整录音记录以及录音缺失的缘故,很难逐句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伯林本人有时说这两场演讲大致相同,例如1953年1月22日他在写给布莱恩·莫尔学院院长凯瑟琳·E.麦克布赖德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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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伦敦的广播电台的演讲内容基本上与玛丽·弗莱克斯纳赞助的演讲相同,在此间演讲,我经常想起布莱恩·莫尔,我面对的可不是一百张面孔,我面对的是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用桌和覆着软木的墙壁——总的说来,我可能更愿意在电台演讲:当众演讲令我惶惑不安。这里的演讲带来了大量的听众来信,它们都是那些最不寻常的人写的,他们好像听过这些东西,他们对于以最惊人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和政治的主题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和思想,对于所有来信,我想我有义务做出某种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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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BBC和布莱恩·莫尔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就在伯林在美国演讲的前后,这一系列演讲经过了相当大的重新编排,而且,不管怎么说,把同一部演讲辞发表两遍,这不符合伯林的特点,因为他热中于修正自己做过的东西9,除此之外,他几乎总是在讲台上对自己的演讲另起炉灶,即便他多次运用同一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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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在信中说,他在面对听众时心怀恐惧,我们且引用莱莉娅·布罗德森提供的材料来印证。伯林在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时候,她临时给伯林当秘书,后来她成为该校儿童心理指导门诊的心理工作者。当时她正在读研究生,因而手头拮据,总要想方设法打工挣钱。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伯林的讲学风格,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伯林演讲风格最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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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晚上我去听他讲费希特,着实给吓了一跳。他匆匆忙忙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就在讲台后站稳了身子,眼睛紧盯着他的右边、观众头上的某个地方,然后侃侃而谈,他语速快得吓人,整整一个小时之内,几乎没有片刻的停顿,这个滔滔不绝的演讲显然很出色,不过我没大听懂。他目光注视的方向一直没变,他身体在讲台上前后摇摆不停,每晃一次,大家都以为他要倒下——要么往前倒,要么向后倒。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的掌心,在整整一个小时之内,他猛烈地晃动双手,好像要从中取出什么东西似的。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他话语连珠,说个不停,每句话都很漂亮,却没有停顿,除了出现某些不可思议的、表示转折的标志之外,例如“……所以说,显而易见,康德的自由观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费希特,唉!”到最后我精疲力竭,不过我敢肯定,要是说我曾听到或看到有人真正处于一种神灵感应状态,当时那一幕便是。几乎无法进行交流,这真是不幸。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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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说一说本书的形成经过:这部长篇打字稿共有四章,各章标题分别是“作为一门描述性科学的政治”、“自由的观念”、“自由的两种概念:浪漫派和自由主义”、“历史的进程”。就算伯林还写过其他章节,作为最后两讲的底稿,可它们目前并不存在。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够,伯林没有写出这两讲的底稿,虽说在迈斯特那一讲,他可以利用几年前准备好的打字稿。11不管怎么说,演讲最开始是论述六个主题的——虽说在布莱恩·莫尔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通过阐述两个人的思想来说明每一个论题——最终变成了目前的样子:每一章以标题中人物为中心。在最终选择本书正标题之前,BBC的档案称这个演讲为“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我就以它为副标题。我还把演讲的第一部分单独拿出来,作为整部演讲的总论,因为这是演讲本身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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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这个演讲集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编辑伯林的梅隆讲座的演讲,虽说在编辑后者的时候,我手头上有更多不同版本的录音文稿、作者对录音文稿的更多评注、更多的相关笔记可供发掘。在此,我就不重复我在《浪漫主义的起源》前言中谈到的编辑过程,《自由及其背叛》收入的演讲与它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及其背叛》只有一篇演讲的录音。12这就意味着,我要花更大的气力四处猜测,以恢复伯林讲话的原貌。本书的主体部分根据BBC员工的原始录音记录,BBC员工当然不熟悉伯林的声音和他的论题,他们发现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他们时常被难倒,录音记录也让人莫名其妙[例如:圣西门(Saint-Simon)给记录成了西摩先生(Sir Seymour)]13即便录音里的话经常让人听起来疑窦丛生,不过,很显然,伯林说的是圣西门,几乎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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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往一样,我在寻找伯林引文出处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正如我在本书[边码]第1556页注释的序文中所说。让我和读者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作者,不过,还有已故的安娜·卡琳14,不应低估她在伯林思想生涯中的作用。她坚定不移、一再敦促他到电台演讲。在长时间的录音以及必要的重录过程中,她一直在诱导他,支持他,因为在演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很有压力(部分原因是它助长了他毕生的自我怀疑态度),这是他的特点。她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你剪辑、浓缩、提炼的本领真是不得了”,伯林在写给她的信中说——这封信我已经引用过,他还在信中提到她的“神手”。他们的通信表明,这两位俄国犹太移民是多么注重个人感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伯林需要一位思想上的监制帮助他实现全部潜能。安娜·卡琳矢志不移承担了这一角色,这就是我将此书题献给她、以资纪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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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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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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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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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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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考察的这六位思想家,都是法国大革命前后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探讨的问题属于政治哲学中长久以来的问题,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政治哲学才是道德的分支,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分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过于笼统的主题,在此我不想分析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略带夸张和简单化,把这些问题只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足够了:“为什么某一个体应该服从其他个体?为什么每一位个体都要服从其他个体或个体构成的群体和整体?”当然还存在大量的其他问题,例如,“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服从?”以及“他们什么时候不再服从?”,还有其他与服从无关的问题,诸如国家、社会、个体、法律的意义问题。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哲学的目的——它的目的与描述性的政治理论或社会学的目的正相反,在我看来,核心问题恰恰是“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服从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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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关注的这六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都处理过这些问题。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爱尔维修死于1771年,黑格尔死于1831年;这不过是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这六位思想家还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因此,探讨他们不失为一件趣事。首先,他们都出生于我们所在的这个时期的所谓黎明阶段。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这一时期——它经常被称为自由民主制时期或中产阶级上升时期。不管怎么说,他们诞生于一个时期的起点,而我们或许正生活在它的终点。但是,无论这一时期是否正在消逝,就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显而易见,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在言语方式上与我们直接相似的思想家。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固然有伟大的思想家,那些人可能比他们更有原创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圣奥古斯丁、但丁和马基雅维里、格劳修斯和胡克、霍布斯和洛克。与我要探讨的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相比,他们阐述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更深刻、更有创见、更大胆以及更有影响。可历史却把他们与我们隔断,我们无法轻而易举或驾轻就熟地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无法直接领悟他们的著作。我们无疑能够看出,我们的思想源于这些早期思想家,可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不是一回事儿,而我更愿意认为,这六位思想家使用的语言还是直接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爱尔维修谴责无知、残酷、不公正和蒙昧主义;卢梭义愤填膺地痛斥艺术和科学以及知识分子,替(或自以为在替)简朴的人类灵魂张目;黑格尔和费希特赞美组织有序的庞大整体,也就是他们所从属的国家组织,而且还谈到奉献、使命和民族义务,以及在执行共同的任务当中与他人认同所获得的快乐;圣西门谈到,生产者将来会生活在消除一切争执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工人和资本家都团结在某一合理的制度之下,我们所有的经济顽症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苦难,将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最后,迈斯特将生活描述为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不断的斗争,让人不寒而栗,在这个浸透鲜血的战场上,弱小、无力和邪恶的人类彼此厮杀不停,除非动用最严格和最有力的禁律才能震慑住,人只是偶尔才能超越自身,应对自我奉献或自我牺牲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当这六位思想家阐述这些思想的时候,针对的是我们和我们所在的时代。这是上述思想家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尽管他们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与他们看似相关的那种形势,他们好像已经心知肚明,而且运用了不同寻常的见解加以描述,那种形势通常既是19世纪的特色,又是20世纪的特色。他们以惊人的远见和技巧加以分析的,似乎正是我们所在的时代。这也是他们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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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他们具有这些令人称奇的预言本领的时候,我倒愿意说他们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预言家。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读大哲学家的理论(不是读数学家或逻辑学家著作,他们处理的是符号,而非经验事实或人类特征),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他们都拥有某种核心的生活观,拥有生活为何物,以及应当如何生活的观念;并在阐发自己的体系时透露出灵巧、微妙和明晰,偶尔还体现出深刻,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体系,在人类重要哲学家的著作里出现的所有的伟大思想机器,通常只是内在堡垒的外围工事——对抗袭击的武器,对反对意见的反对、对驳斥的驳斥,试图预先阻止和反击针对他们的观点和理论的批评——实际和可能的批评;除非我们穿过这一层由防御性武器构成的火力网,深入那个核心的、和谐一致的内部观念,否则,我们便无从了解他们究竟想说什么。那种核心的观念通常不是精致和复杂的,而是简单、和谐的,而且容易被视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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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位思想家都有这种观念。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把它与他们的门徒、读者甚至一些对手联结在一起。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在某一方面显得伟大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思想家可分两类。第一种思想家回答先前提出的问题,此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他们的回答有一定程度的见解、洞察力和天才,这样一来,这些特定的问题就无需再次提出,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提出。例如,牛顿就属于这类思想家,他解决了此前一直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他的回答简洁清晰,他的答案极具说服力和严密性。贝克莱和休谟,以及严格说来算不上职业哲学家的思想家,例如托克维尔,或者托尔斯泰这样的小说家,都可称得上是这类思想家。他们都属于回答古人提出的问题的人,那些问题已经让人类困惑了许多世纪,至少在某些人看来,他们的回答似乎就是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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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还有一些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体现在另一方面:他们不是回答以前提出的问题,而是改变了问题自身的性质,变换了那些问题之所以成其为问题的视角;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强烈影响了他们的谈话对象,让谈话对象“换一种眼光”来看待事物,按照当前的眼光,以前的不解之谜和问题不复出现,或者说,至少不再作为相当紧迫的问题出现。并且,如果问题变了,问题的答案似乎变得多余。修改问题的人篡改了范畴本身,篡改了我们看待事物所依据的框架。这种篡改当然是很危险的,它对人类既可以产生积极影响,又可以产生消极影响。我想到的是诸如柏拉图和帕斯卡、康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思想家,就某种特殊意义而言,他们被认为是比其他天才人物“更深沉”、“更深刻”的思想家,因为他们达到了足以改变人们整个生活观的境界,这样一来,可以说人们几乎最终改变了信仰,好像经历了改宗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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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替这六位思想家说话,声称他们都是或几乎都是这种不同寻常意义上的天才人物、危险的天才人物。他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那些接受他们观点的人,那些受他们影响的人,受到的并不是某个具体论点的影响,也没有将这类思想家仅仅视为一个漫长的、精深细致的思想时代的终点,这个时代还有其他思想家,他们只是那些思想家的领袖,或只是在某方面比那些人高出一筹。相反,人们在这六位思想家那里受到的影响,就好像有人置身于不同以往的关系之中,突然改变自己的视角,从而受到影响一样。在这方面,这六位思想家也都完全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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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而且是很有意思的特征。虽说他们都探讨过人类自由问题,而且,或许除了迈斯特之外,他们都赞赏人类自由——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激情洋溢地为人类自由申辩,而且自认为是他们所谓真正自由的最真诚的捍卫者,这种自由与各种似是而非或有缺陷的自由截然对立——然而,到最后,他们的学说却与通常意义上的个体自由或政治自由相抵,例如英国和法国的大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鼓吹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洛克、托马斯·潘恩、威廉·冯·洪堡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孔多塞及其友人,还有法国大革命之后贡斯当和斯达尔夫人所理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主要内容体现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见解之中,穆勒说,自由就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个人生活的权利,去创造他们尽可能丰富多样地(如果有必要的话,尽可能离奇古怪地)发展他们天性的环境。对此,唯一的障碍是需要保护他人享有相同权利,或者保护他们的共同安全,所以说,就这种意义而言,如果没有哪个机构或个人干预我,我就是自由的,除非它或他的干预出自自我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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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种意义而言,这六位思想家都敌视自由,他们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显然与自由背道而驰,他们不仅在19世纪对人类产生了影响,而且在20世纪尤甚,在反自由意志论这个方向上影响非常大。在20世纪这已成为最尖锐的一个问题,这一点无需多说。这些人是最早论述这个问题的人,他们的论述方式尤其新颖、生动和简单,最好在这个问题被太多的细微差别、太多的讨论、太多的因时因地产生的变化遮蔽之前,去考察它的原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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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所有政治哲学家迟早会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服从别人?”在爱尔维修开始从事著述之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五花八门。在他生活的时代,其他人类旨趣的领域,例如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这都是伽利略、笛卡尔和开普勒之类人物的功劳,还应加上那群杰出的荷兰人,他们的名字我就不提了,他们对科学贡献良多,虽说相对而言他们的独特功绩至今尚未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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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都被牛顿的光芒给掩盖了,牛顿的显赫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当时所有人物当中,他的名气和成就传播得最广泛。诗人颂扬他,散文作家颂扬他。他几乎被当做半人半神。他之所以得到这种待遇,乃是因为,人们认为整个自然界最终得到了充分和完整的解释。这是因为,牛顿成功地用极少数简单明了的定律表现了自然界,按照这些定律,宇宙中每一个物质微粒的运动和位置原则上都可以推断出来。以前通过其他手段得以解释的万物——有时从神学角度加以解释,有时根据晦涩的形而上学加以解释——最终似乎都沐浴在新科学产生的光明中。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万事万物都是和谐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从其他事物中推断出来。这样做依据的法则,数量也是很少,很容易被那些不惮其烦、悉心学习的人所掌握。做到这一步无需特殊才能,无需神学上的洞见,无需形而上学的天分,只需明确的推理和客观观察能力,以及尽可能专门去筹划实验,从而证明观察结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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