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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02 在政治领域，在道德领域，这类协调原则，这类权威，无法一目了然地发现。如果有人问我，我为什么要服从统治者，也就是统治国家的那些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服从别人，答案可能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为，正像有些人所说，这是上帝的意旨，是上帝在一部起源无从考稽的神圣经文中恩赐的；或上帝直接向某些世人启示的，那些人在这些事情上的权威是通过教会而得到认可的；或上帝直接向个体本人启示他的意旨。或者是因为上帝本人下令（建造）世界这座大金字塔——这就是某些人，例如17世纪的菲尔默或伟大的法国主教波舒哀所说过的。15臣民必须服从国王，因为，这是世界的秩序，是由上帝一手操办的，无论通过理性还是信仰都可以认识这一点，上帝的命令是绝对的，探询其权威的来源，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够虔诚。因为，有人说过，服从统治者这一号令是统治者或者他的代理人发布的。法律就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而且正是因为出于他的意志，所以，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都无从下手去考察它。这就是绝对王权理论。还有人说了，世界被创造出来（或许正如某些人所说，未经创造就已存在）就是为了完成某一特定的计划或达到特定的目的。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然目的论，根据自然目的论，宇宙就是一幅神圣卷轴逐渐展开的过程，或许也可以说成是一个卷轴的自动展开，据认为上帝即在其中。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就是一种自我发展，是作为上帝化身的建筑师的计划的逐渐发展。根据这项伟大的计划，宇宙之中万事万物都自有其位置，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源于它的功能，源于这个计划需要它去完成这个特定的任务，过这种特定生活，假如它要与整个和谐状态相吻合的话。这就是宇宙中万事万物何以各行其是，各守其位，各逢其时和各司其职。我之为我，是由于我行我是，持守本位和适逢其时，而且，在我偶然所处的特定环境之中，我必须如此这般行事，而不能如此那般行事，才能在这个位置上发挥我的作用；我必须服从这个而不是那个权威，因为它是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是事物程式的组成部分。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当然我也可能在小的地方阻挠了这个计划，我就要打乱这一设计方案的和谐，使他人受挫，最后也使自己受挫，从而感到不快活。这项计划终究比我的力量大，如果我反对它过头，这个计划就会把我彻底消灭，它的逐渐发展过程会把我粉碎。有些人修正了这个观点，他们说，你履行你在这个计划中的任务，这可能不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或不容变更的，因为这项计划并非那么严格，那么不可避免，不过，它也许是保证人们达到幸福、满意或生活过得去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最低标准而采取的最为便捷或最为经济或最为合理的方法。虽说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但计划还是存在的，如果你不去调整自身去适应它，你的生活就不会那么美好、那么舒适、那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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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04 这些观点绝非已发表的观点的全部。有人说，我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们是自然或上帝赋予我的内在权利（比如说生命的权利，或自由的权利，或财产的权利），据说它们是我固有的权利，所有动脑思考的人对它们都一目了然。这些权利提出了人们必须服从的义务，以及让某些人以某些方式在某些场合必须服从的权利。另一方面，有些人说，我必须服从某位国王，某个政府，因为我已经答应这样做，这就是契约理论，为了自身利益，我同意遵守这份契约，因为我想清楚了，只有这样做，我才能获得我在同别人合作和协作时得到的那么多利益。或者说，也许我本人实际上从未答应这么做，但别人可能代表我作出这一承诺。或者说，这种承诺在历史上没发生过，但是它“内在于”我的行为方式之中。我的行为显示，它好像果真发生过，虽说它并未发生；假如我违背了它，我就是自食其言，或违背了别人代表我所说的话，这与道德律令背道而驰，因为诺言是应当遵守的。还有人说，我去遵守我应当遵守的东西，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或社会压力，或担心不这样做就要遭罪的恐惧，限制我只好如此行事。还有人说，某种被称为公意的东西，或者被称为良知的一种内在的声音，或者说所谓道德意识命令我去服从，在某种意义上，公意与道德意识是一回事，或者说公意是它的一种社会化形式。还有一些人说，我之所以服从，乃是因为，这样做的同时，我可以满足世界精神的要求，或满足我的国家、民族、教会、我所在的阶级、我从属的种族或我的职业的“历史使命”的要求。有人说我之所以服从是因为有一位领袖，他把我给迷惑住了。还有人说我服从是由于我的家庭、朋友、祖先、后代，或通过劳动来供养我的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缘故——我总是去做别人期待我去做的事情。最后，据说，我之所以服从乃是因为我乐意这么做，我喜欢服从，而且每当我不想服从的时候，我就不去服从；或者干脆说，我之所以服从是出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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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06 在这些答案当中，有的答案回答的是“我为什么服从？”这个问题，有的答案针对的是“我为什么应该服从？”这个问题，它们当然不是一个问题。康德将二者截然分开，注定要在整个这一主题的发展历史上开辟一个新时期。不过，重要的是，整个论题在18世纪几乎成了一桩丑闻。如果科学方法能够在化学、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天文学等学科当中建立某种秩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由相互冲突的观点所造成的可怕乱局当中，让我们不得要领？为什么有人坚持某一件事物，而其他人则针锋相对坚持另一桩事物；有些人是教会的虔诚信徒，有些人却是无神论者；有些人信奉形而上学，有些人信奉个人良知；有些人自以为在实验室里可以发现真理，有些人则认为真理掌握在某一位得到神启的导师即先知手里。这样一来，岂不是没有人能建立起牛顿在自然界这个大领域所建立的那种秩序？很自然，人们开始倾心于勾勒一种简单的原则，这种原则是这类秩序的保证，它产生了人们在关注外部世界之时成功获得的那种客观、普遍、明晰、无可辩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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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08 在那些最为坚定不移、努力勾画某一原则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首先要探讨的思想家：爱尔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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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13 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1703358461]

1703358614 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爱尔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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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16 克劳德—阿得里安·爱尔维修生于1715年，祖上是德意志人，家族原姓Schweitzer，爱尔维修（Helvétius）是它的拉丁文拼写形式。他的父亲是法国王后的御医，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的和有天分的青年，通过他父亲以及其他关系，他得到当时一些最有才智和最有情趣的人物，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和丰特奈尔的资助，并与他们结下了友情。在职业上，他当过总包税人；这就是说，他在法国的财政管理中发挥过非常突出的作用，他在这个位子上捞取了丰厚的利益。他性情和蔼可亲，有许多忠心的朋友。在他那个时代，他成为后来所说的启蒙运动的一位思想领袖。他的主要著作是《论精神》（De l’esprit）。这部著作于1758年出版，结果人们发现，它的无神论思想竟然如此严重，这本书如此异端，遭到了教会和国家两方面的谴责，被刽子手当众焚毁。他只好将它收回，而且不少于三次。虽说他屈从了当局，答应了他妻子和岳母的祈求——她们对发生的这一切深感不安，不过，他显然不肯改变他的观点。当他的第二本著作《论人》（De l’homme）在他死后于1777年出版之时，人们发现，这本书里包含了完全相同或者说几乎完全相同的亵渎宗教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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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18 爱尔维修在当时是闻名遐迩的人物。他曾到国外旅行；英王乔治二世和德意志的腓特烈大帝都曾盛情接待，他被视为当时这场新的启蒙运动的一位伟大领导人而备受崇敬。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是：寻找一种原则，用它规定道德的基础，真正来回答如何建立社会、人如何生活以及人应当何去何从等问题，它应当具有牛顿在物理学领域所享有的同样的权威性。爱尔维修还认为，他已经发现了这条原则，因而自认为是一门伟大新科学的创立者，借助于这门科学，他最终平息了这场道德和政治大混乱。简言之，他自认为是政治学领域的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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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20 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实属天经地义。让我从孔多塞的著作中引用几段文字，此人是持有左翼观点的一位激进的百科全书派，他出生比爱尔维修略晚，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年死在巴黎罗伯斯庇尔的监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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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22 当一个人在思考道德科学性质的时候[当然他也用道德科学表示政治学]，实在无法回避这一结论，即，由于同自然科学一样，它们依赖观察事实，它们应当遵循同样的方法，具有一套同样准确和精密的语言，从而达到同样程度的确定性。假如有一个与我们人类迥异的物种，他着手研究我们，他就会发现，这两项研究没有区别，他考察人类社会就像我们考察蜜蜂的社会和海狸的社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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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24 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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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26 正像数学和物理学完善了满足我们简单需要的技巧一样，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进步应当对支配我们的行动和情感的动机产生同样的影响，难道这不是同一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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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28 如何才能做得到呢？霍尔巴赫，知识大百科全书的另一位作者，是这样说的：“道德是研究人的精神、意志和行为之间关系的科学，就好像几何学是研究天体之间关系的科学一样。”什么是伦理学的几何学？什么是政治学的几何学？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些科学当中归纳出与物理学和几何学程度相同的确定性和明晰性？爱尔维修自以为发现了答案。允许我引述他说的一段话。在上帝与人对话的过程中（因为爱尔维修不信上帝是出了名的，这只是一个寓言），他让上帝对人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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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30 我赋予你们感受力。单凭借这一点，你们这些盲从于我的意志的工具，是无法摸透我的目的的，你们一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履行我的目的的。我让你们痛苦，让你们快乐；痛苦和快乐将守卫你们的思想和行动，激发你们的恶感、友情、伤感、快乐，燃起你们的欲望、恐惧、希望之火，向你们显示真理，让你们犯错误，使你们产生形形色色的荒唐的道德和司法制度之后，将来有一天再向你们揭露一些简单的原则，道德世界的秩序和幸福取决于这些简单原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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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32 难道这不是对功利主义原则最早的清晰阐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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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34 根据这一原则，人类唯一想得到的就是快乐，人类唯一想避免的便是痛苦。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事实上，是影响人类的唯一动机，就像人们所说的重力作用和其他物理学原理对无生命物体的作用一样。最终我们发现了这条核心原理。如果你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类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使他们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使他们如此行事，使他们产生爱和恨、激情和思想、希望和恐惧，它便是这种有意或无意对快乐的追求，对痛苦的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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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36 这个发现着实令爱尔维修兴奋不已，因为他认为它确实为他提供了生活的全部答案。它不仅向他解答了人类行为的原因，而且似乎向他提供了以下问题的答案：“人的正确目标是什么？”因为，假如人类只渴望快乐和避免幸福，那么，建议他们渴望他们无法渴望的东西，岂不是荒唐之举。如果说让树变成桌子或让石头变成河流是很可笑的一件事，那么，请人类去追求他们在心理上不能去追求的东西，不也同样可笑吗？他们受到两股力量的限制——喜欢快乐和憎恨痛苦，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假如他们顺利地、有效地和永不停息地继续追求快乐的话，他们岂不是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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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38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不幸福？为什么世上会有这么多苦难、不公、无能、无效、残酷、专制？”答案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获得快乐，如何避免痛苦。他们对此茫然无知，因为他们一直很愚昧，还有，他们一直饱受恐惧。他们一直昏聩愚昧和饱受恐惧，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即非善类和明智之辈，而是因为，统治者过去一直不让他们治下的大多数人知道如何正确发挥天性的功能。这是统治者有意施展的伎俩，是国王、军人和教士，还有18世纪受到启蒙的人们所强烈谴责的其他权威人物所玩弄的伎俩，统治者念念不忘让臣民蒙昧无知，这是因为，如果不如此行事，他们的统治所造成的不公正、专断、道德败坏、无理性就很容易大白于天下。所以说，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少数人用以对付多数人的一个阴谋早就被策划出来，而且延续不断。因为，不这么办，极少数人就无法让大多数人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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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40 人天生就有追求幸福、美德、真理的权利。这三种事物是并行不悖的，阻碍人们追求这三件事物的是：其他人的鬼蜮伎俩，他们自己的软弱天性、他们的蒙昧无知，还有这种可治疗的思想疾病。因此，哲学家的首要义务便是，利用一种社会卫生学去治疗这些很容易治好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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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42 伦理学是一门技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已经给出。要是你发出疑问：“我们为何应当如此行事？”答案是：“天性使然，我们舍此别无他途。”假如结果已经给出，就无需深入探究了。专家或哲学家唯一的任务便是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以最小的痛苦，最有效、最省时、最便捷的方式去获取他们只能去追求的结果。爱尔维修所说的相当于这些。他说，哲学家实际上是大厦的建筑师（他指的是建造者）。计划已经摆在那里，因为它可见于人的天性之中；这项计划的内容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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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44 “重农学派”哲学家，是18世纪主要经济学家，他们说过类似的话：立法（legislation）不是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最好被称为“legisfaction”（意为“制定法律”）]，立法就是把我们能够在天性中发现的某些东西：目标和目的，转换成司法术语。人的真正目标已经给出：它们是可以被发现的，就好像发现物理学定律似的；我为什么应当服从某位国王、某个政府，对这个问题，简直就像对物理学定律那样，是可以证明的。如果这种或那种行动的原因导致更大的幸福——也就是说，如果它符合自然为我们确立的目标——那它就是好的，如果说它减少幸福或以某种方式阻碍幸福，那么它就是坏的。这是真理的简单规则，它应当适用于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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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46 与18世纪其他一些思想家不同，爱尔维修对于人性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即认为人性本善。他认为人非善亦非恶，人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和适应力；人是由自然和环境，主要是由教育随心所欲加以塑造的一种自然事物。因此，他认为，只通过论辩来改进人类是无用之举。改良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制度，以此最大程度地争取快乐和避免痛苦——尽可能让人们幸福，尽可能消除一切苦难的根源，例如，无知或不公正。但是，通过戒律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树立榜样也做不到。单凭布道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因为人太无知、太盲目；他们盲从于自身的激情，他们盲从于自身的习惯，他们盲从于毫无意义和毫无合理性的忠诚。过去基督教牧师的布道，几乎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人就是人，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有害教育，他们所处的悲哀环境，他们的贫困、软弱、无知、恐惧——所有这些因素使他们偏离了他们的真正目的，使他们天生就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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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48 如何根治？只有借助于人为的操纵。爱尔维修不相信进步会自动发生。18世纪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却对此深信不移。那位了不起的财政大臣杜尔哥和他的朋友孔多塞当然相信永恒的进步，爱尔维修则不然。他揣测道，假如有足够数量经过思想启蒙的人，带着改进人类的坚决意志和无功利的激情，着手去促进人类的进步，尤其是转变统治者——国王和大臣们——的思想，教他们治国之术——因为管理国家当然是一门艺术——那么，人类就会有进步。它是一门追求幸福的艺术。同其他艺术一样，它需要知识。正像打算建桥的人需要懂得大量数学、机械、物理学的知识一样，一个人要想统治国家，就必须了解许多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道德方面的知识。只有当他发现人实际上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制约行为的规律是什么，他才能产生他想产生的东西。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会犯下许多可怕的大错，使人类落入比以前更糟糕的悲惨境地。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合情合理的希望，希望当时的一些统治者听从这种哲学忠告的观点，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或许包括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当然还有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显然都受到了这种启蒙教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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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8650 这如何做得到？哲学家们该做什么？他如何去改变世界？这不能靠传道，因为人们不愿意去听。他必须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他必须通过立法和为人类这头犟驴发明一套大棒和胡萝卜的制度才能做到。哲学家掌权的时候，必须创立一种人为的奖惩制度，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获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给予奖励，当他们的实际行为不利于获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给予惩罚。人类的动机是什么，完全不重要。人们是否有助于幸福，这一点也不重要，无论因为他们是善良的而且赞成幸福的，还是因为他们从某种利己主义的、低劣的、卑鄙的动机出发。人们是否妨碍人类的幸福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心怀恶意或道德败坏，或因为他们是蒙昧无知的蠢材或理想主义的傻瓜——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造成的破坏都是一样的，他们所带来的好处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放弃所有对动机的讨论，这种讨论是无关紧要的。试图采取行动反对人类的偏见，反对人类的迷信，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些偏见只有在很长时间之内才能根除。在短期之内，这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正如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在20世纪用愤世嫉俗的口气建议的那样，“不要反对偏见，要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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