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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攻击陷入困境后，美军在阿富汗东部山区投下了两枚破坏性很强的高压气浪炸弹，美军怀疑该地区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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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信息部门宣称美国拥有两枚重达两千磅（九百零七公斤）的可以在洞穴产生窒息气浪的“温压”炸弹，正准备把炸弹投向敌军藏身的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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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2月试爆了温压炸弹，美国官员称炸弹将在一月内很快运抵阿富汗，用于清除反美分子沙特人奥萨马·本·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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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制导炸弹的内部装有特殊的爆炸混合物，可以产生高压气浪，把洞穴中的空气推出来，从而使洞中的人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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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曾经在车臣使用过类似的燃烧空气炸弹，并曾引发了国际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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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一场没有结局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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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现在，洞穴经常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事件的发生之地，那里上演了“一场没有结局的大戏”。活埋、镇压、引起窒息（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肺里的空气吸干），今天这些已经变成了一个对殖民地本身进行镇压的隐喻——殖民地所需的空气已被吸干。西方世界喜欢把这样的时刻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殖民遭遇”，如今窒息而死和殖民暴力已经成了回忆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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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方对殖民地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西方人还在继续去剧院看戏。他们总说艺术与政治没有关系。以美学来划分世界是摩尼教的观念，或者是殖民色彩和等级意识很强的二元观念，革命心理学家弗朗兹·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一书的开篇就对这些观念进行了区分。法农说，它们的“美学表达遵从的是现已确立的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大批德育教师、大学教授、顾问和‘迷失方向的人’（即昏头昏脑的人）总是把被剥削的人与掌握权力的人区分开来”。作为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的消费者或生产者，你要么与定了型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加强了两种人之间的区分）同流合污，要么与其竞争，比如把剧院变成一个反抗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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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后殖民批评中的基本思想的转向：认识到维系西方财富和利益的野蛮军事力量与其美学生活相联系；认识到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所罗门宝藏》（1885），洞穴恐怕就不一定会引发人们兴奋的想象，或者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印度之行》（1924）里的马拉巴山洞，就不一定会引发精神和性文化的困惑，就会发现其中到处是窒息和殖民暴力的记忆。迈克尔·翁达杰在《英国病人》（1992）的结尾处描绘了凯瑟琳的死亡过程，她的死从反面表现了这种不和谐：在克比尔高原的欧维纳特山脉的游泳者洞穴里，石壁上刻着根据崇高美学思想画成的古老人像，在这些画像之下，这个英国女人在冰冷的黑暗中裹在降落伞里躺着死去了，这个残酷的欧洲战争的牺牲品在满眼是沙漠的环境中演完了自己人生最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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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建议大家关注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知识从根本上讲是非政治性的（反之，具有太多政治内涵的知识则不是“真正的”知识），这一自由观点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却忽视了知识产生于严密的政治情境之中（尽管很隐蔽）。今天，人们可以随意地将形容词短语“有政治色彩的”作为标签不怀好意地贴在任何敢于违反所谓的政治客观性协定的作品上，在这一时代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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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主义》（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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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未决状态：国家与其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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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称“印度外围的边界既不正确也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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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地图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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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边境以外有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地构成了国家？有些“国家”没有有形的边境，比如加拿大境内最早的国家（那些北美洲的土著人宁愿选用这个称呼，也不愿意选用“第四世界”这个更常用的术语），再比如“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管辖它自己的边境）。边境限制了国家的疆域，在一定的空间内，国家的基础设施、政府、税款征收体系得以运行。国家是一种合作组织，边境的存在使其他国家认可其为一个国家，国家派出外交代表，参与到全球的国家团体中来。这个国家团体是一个没有公共价值观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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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疆土分布就像是一幅由许多国家组成的镶嵌作品。或者说是由许多政权组成的镶嵌作品？是什么使一个政权成为一个国家？政权和国家必须合二为一吗？政权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其权威合法化了（拥有天授神权的君主除外）。1789年法国人发现，国家的观念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履行着这一功能。国家如同一个巨大的公司，国家的公民别无选择地归属于它，就这样，国家变成了一个真空地带，潜在的各种形式的认同都可以填充进来，比如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历史和土地，那么是什么使你成了你的国家的一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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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过去常常这样假设，要想成为真正的国家，那么它的人民应该尽可能相似。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外表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将会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政治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总结出的）。有许多人，许多种语言，许多种文化为此受到了国家的压制。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解决如何使万众归一的问题上作了有趣的尝试。首先，美国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或他的先人都是作为移民来到此地的，当然令人难堪的是，这并不适用于美洲大陆的土著人，他们为了给新来者腾出地方居住，或者被驱逐或者被灭族。其次，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事实上美国与其旧帝国的情况又非常相似，那就是美国大片的陆地是独立存在的，并不与别的大陆相连，而是分布于其他国家和大洋之间（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所谓的世界联赛中使用“世界”这个词来代指美国的原因）。美国与土地、历史、文化缺乏传统联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要从其自由政权的意识形态（民主、自由、自由经营的资本主义）中衍生出一个使其与众不同的身份，为什么美国不得不创造出一些被妖魔化的、据说对其生存构成威胁的敌人（这些被妖魔化的敌人相继是：巫师、中国移民、共产主义、拒绝说官方语言英语的西班牙裔美国人、说黑人英语的非裔美国人、非洲杀人蜂、伊斯兰教……）。这些敌人让不同的美国人感受到了集体的威胁，并使大家团结一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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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些共同的价值观都从在美国各地飘扬的美国国旗上体现出来了。美国国旗随处可见，任何可以想到、可能的甚至不可能的地方都插有美国国旗，例如门前的草坪、车窗、建筑物的侧面、公司网站。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为共同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使美国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扩散使大多数美国的城市极为相似。美国不仅有遍及世界各地的麦当劳，还有沃尓玛、JC Penney百货零售公司、维益公司、Chick-fil-A快餐连锁店、邓肯甜甜圈、IHOP烤饼连锁店、Friendly’s餐饮公司、史泰博办公用品公司、Office Max办公用品公司等。在美国，无论你走在哪条路上你都能知道你在哪儿。正是因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如此一致，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开始容忍少数族裔的人们宣扬身份的不同，但这种容忍有一定的限度，这样一来任何居于美国的人都不得不被吸纳进来直至最后变得与“美国人”一致。然而，在美国有一种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经济上的不同：美国有许多富人，也有许多穷人，事实上有许许多多的穷人。坚持不同的文化掩盖了一些裂痕，但是也成功地使人们对贫富差距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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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种国民身份的同质化在美国很成功。它确实允许了某些种类的差异存在。后殖民政权的错误在于，它选择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提出并被德国纳粹政权所采用的国家理论，并把这一理论作为建国的唯一方式：国家由语言、历史、文化和种族相同的民族构成。虽然此种模式有利于巩固政权，也有利于在反殖民运动中实现共同的目标，但是在独立之后，用国家监督的手段稳定和强制推行这种模式，在总体上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独立前是好的，独立后则变坏了。这种矛盾则意味着后殖民主义本身可能被当代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主义挪用，尽管这与其理论初衷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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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印度教复兴运动以重回古印度文明黄金时代的思想为指导，坚持对希望独立的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不可剥夺的主权（显然包括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还包括印度整个东北边界的那些“限制区域”，这些区域不被列入给外国人发放的旅游签证的范围之内）。印度教复兴运动是新近的民族运动，它要实现的是源自19世纪德国的民族单一化理念的民族同质化幻想。如果你对这种关联有疑问，那就问一问为什么新近印刷出来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能在印度北方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大街上到处售卖。同质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印度化，就是要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一个纯粹的印度教国家，而这样的纯印度教国家将会把少数族裔人口，比如穆斯林或基督徒消灭或者排除在外，并且同时把达利特人（贱民）和原住民（部落）永久归于其种姓等级制度之内。印度教复兴运动想学邻国斯里兰卡，并仍然紧抓着内战后冷酷的同质化不放手，但是，在实践上，这个排他性的运动——“只有僧伽罗语”运动最初是在1956年S.W.R.D.班达拉奈克在全民普选胜利之后被用来对付泰米尔人的。西方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民主体系一定是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最好的政治体系。然而，在许多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在这样的国家里个人湮没于占绝大多数的人群之中，民主会变成一种被大众以民主方式认可的暴政与压迫。在这样的国家，少数人没有合法的政治渠道去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你自己数数看有哪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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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压制性的民族主义计划并不必然产生于内部。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通常是由那些离开了国家的人所创造的。这些人过着安逸、富足的流亡生活，热衷于在一个遥远的未来重建那种被他们理想化的过去的辉煌。这难道不是边境之外的流散民族在建立一个国家吗？思乡怀旧的文化思想是全球化影响的结果，它使得那些远离故土但又从来不接触国家日常生活现实的人产生了这种思乡怀旧的文化想象。据一份2002年发表的广泛引证的报告统计，印度教复兴运动在印度的燎原之势与印度过去几十年中大多数的教派暴力行为有关，而其资金大量来自一个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慈善机构——印度发展救济基金会，尽管美国法律禁止这样的慈善机构参与政治活动。就这样，这些来自美国的、没有住在印度的印度人花钱使过去理想化的辉煌与现存的印度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暴力产生了联系。单一民族观必将带来种族主义和褊狭，使得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支持另一种对国家的解释，主张国家不是发端于它理想化的过去，而是发端于它的现状，他们关注的是国家作为一种压迫力量是如何行使其权力的。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从碎片的角度对后殖民或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思考。所谓碎片就是指那些不能被轻易地归入某一国家的人或部分，他们存在于社会的边缘和外围。他们又构成了国家理解自身的一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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