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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常常被理想化成一个女性的形象，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常常赋予民族核心以理想的、男性眼中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女性，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女性却没有了国家。女性、难民、寻求避难者……整个20世纪女性通过建立跨国组织，一直在为反对父权民族主义而奋斗。1917年推翻俄国沙皇的起义就是以国际妇女节的示威为开端的。支持女性参政的著名人士希尔维亚·潘克赫斯特成了192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劳动妇女大会的代表中的一员。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国际妇女运动和工会运动是在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框架内组织起来的，那么之后几十年里妇女运动的壮大则是由联合国妇女十年领导的（1975年到1985年）。许多跨国妇女运动都是那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其中以国际妇女同盟最为著名。许多其他妇女组织也独立发展了起来，比如新时期妇女发展选择（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亚洲等地设有分支机构），还有生活在各种伊斯兰教律法下的女性国际团结网络委员会，还有地中海妇女联合会（其成员主要来自非洲北部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跨国运动与抵抗运动的跨国联合在整个20世纪都是应对父权民族帝国主义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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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殖民压迫或国家压迫的最好方式就是突破边界的限制，向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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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试图把自己的一些碎片清除出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是由碎片组成的，比如印度尼西亚就是由荷兰人、日本人和爪哇人从不易控制的多样性中建立的，这种多样性现在仍不时威胁到国家的完整。有的国家每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比如巴勒斯坦就是这样。《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巴勒斯坦的地图就像一个多云夜晚的天空。如同分散的星星之间存有大片空隙一样，数以千计的印尼岛屿之间是空旷的大海，巴勒斯坦地图上的星星之间是军事检查站和由以色列控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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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零星的土地组成的控制区严格地讲能说是国家、政权和祖国么？这幅地图使人回想起早期的殖民政权：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班图斯坦，那块小小的黑人居住地就是他们所谓的独立的“黑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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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国家依赖封闭的边境。如果边境处于开放的、可渗透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就不容易被控制。他们可以离开，别人也可以非法进入：向外的移民、向内的移民和不受欢迎的入境。现代政权的功能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对边界实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又宽容甚至暗地里鼓励劳工非法移民——这些劳工是没有权利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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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巴勒斯坦的班图斯坦”：《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的约旦河西岸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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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总是划出边界，建起高墙。结果是我们总是被墙所包围。人们住在墙内，墙上有门，人们由门口进进出出，通过窗户向内外张望，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夏日的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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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被拘禁在墙内。军营、监狱的大墙限制了他们的自由。美国称之为“生活在门里面”，南非称之为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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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被关在墙的外面。有许多墙的地方就没有了家。有些墙是没有窗户的。这些墙从乡村延伸到城市或曲曲折折地穿过城市，成为阻止人和物出去的阻碍。这是自由主义的界限，为了保卫政权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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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虚拟的纪念墙，比如越南老兵纪念墙，上面就有士兵的“自由之脸”。点击索引中的一幅照片就会看到这个人完整的纪念网页。看着他们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读着他们的家庭信息，就会感觉到他们自以为在保卫国家时，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筑建樊篱古已有之。中国人修建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罗马人修建哈德良长城抵御皮克特人。为加强《英国盐税法》在印度的实施，从旁遮普邦的莱阿到马哈拉施特拉邦边境的布尔汉普尔南部建起了一堵大墙，这堵大墙最终在1930被甘地领导的“食盐长征”运动彻底地破坏掉了。澳大利亚人修起了遍布乡村的防兔栅栏，既为了防止野兔迁移，也为了防止偷来的澳洲土著人的孩子潜逃回家。柏林墙在非正常的情况下把柏林这座城市分为两半，把人们挡在了墙的两边。现在正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的墙和栅栏横穿过巴勒斯坦的农场，把以色列的非法定居者与怀有敌意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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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城市都面临着巨大的移民偷渡压力，特别是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直接接触点上的城市，比如西班牙在非洲大陆北部的两块殖民地休达和梅利利亚。就像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一样，它们是欧盟的一部分，这两个城市利用布鲁塞尔提供的资金，建起了高十英尺的栅栏，配有带刺的铁丝网和电子感应器，顶上还有红外摄像头。但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特别是西非的移民仍然试图爬进来。许多是孤身一人的孩子。如果被抓，西班牙当局会把孩子放在滞留中心，而他们在那里经常遭到虐待，然后被非法地遣送回摩洛哥，接着又被摩洛哥警察殴打虐待，最后在深夜被扔到陌生的街道上。许多人不愿冒被卡在铁丝网上的危险，而是宁愿花大价钱冒险乘坐不结实的小船，就是被称为“帕特拉”的小船，在大浪翻滚的大海上航行九英里偷渡到西班牙。没人知道有多少人淹死在了偷渡的路上——也许一年大约有一千到两千人。来自欧盟的压力迫使西班牙政府现在不得不花一亿两千万美元安装一套雷达系统，这就等于在直布罗陀海峡建起了一堵电子墙。这样移民又不得不选取更危险、更漫长的路线来跨越这一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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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蒂华纳市依靠其边境城镇的优势，实现了相对的繁荣。革命大道长长的道路标线在美国随处可见，可是这里的颜色不同，这就可以告诉人们这里就是蒂华纳市。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清淡柔和相比，这里的色彩绚丽得肆无忌惮。在主要的交通路口，萨拉族人开的红黄色的商店正对着天蓝色的龙虾俱乐部，俱乐部面对着“酒吧、烧烤、跳舞”这几个亮紫色的大字，与药店的粉色和红色相对。在这个边境城市，一个内外颠倒的城市，除了西班牙语，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夜半时分在城市的外围，想要偷渡的年轻人聚集在莱维河的河岸。“守门人行动”成功阻挡了他们向外偷渡，关着的门使得人们像疯了一样奔跑，偷渡者飞快地穿插于5号州际公路的车流中，以躲避边防检查，因为情况太危险，卫兵不会追赶他们。或者他们会游过里奥格兰德河，如果被在得克萨斯州鹰坳巡逻的当地的义务警察逮住，那他们又将在枪口下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些人实际上只是想溜回到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而现在他们被排除在自己的土地之外。边境最繁忙的部分是因皮里尔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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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接触》这部电影中有这样的场景：汽车整齐地沿着大街排下去。电影大胆地以一个著名的三分钟长的摄像机跟踪拍摄镜头开篇。镜头移过散落在黑暗中的四块霓虹灯闪耀的区域，移向墨美边境，产生了一气呵成的效果。镜头过渡自然，毫无痕迹，人们之间没有边境——无边境的渗透。一个有钱的美国人旁边坐着位金发碧眼的女伴，他开着一辆大型敞篷车通过边境检查站进入美国。一会儿车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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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第四章 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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籁乐和伊斯兰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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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大部分是在充满韵律和活力的阿尔及利亚籁乐的激励之下而写成的，同时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也不时地被这种音乐所打断。本书最理想的读法是，伴随着《查不拉斯》、《格温德兹妈妈》或者《瓦莱奇》的粗犷而强烈的打击乐旋律，一边听着“切伯”哈立德、凯克哈·雷米提和海姆的歌声一边阅读。阿尔及利亚的成年男人、女人和孩子亲历了令人震惊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饱受了战争的煎熬。在他们奋力捍卫国家主权的过程中，法国人屠杀了一百五十万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在19世纪用帝国主义的军事手段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占领了这一方热土，但生活在这里的人永远不会屈服。20世纪7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籁乐的出现特别令人振奋。籁乐常被描述为原始的、粗犷的和粗陋的，同时它也是骄傲的、坚定自信的和充满激情的。歌手们带着一种难以想象的愤怒让自己沉浸在节奏之中，同时这种愤怒也给籁乐增添了独特的活力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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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非常有力的东西，这种有力确实超出了我的解释能力。站在舞台上，我不会撒谎。我在舞台上会奉献出我灵魂中和精神中所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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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克哈·雷米提，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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