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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孩子们都知道我在用母亲般的爱去爱他们……我总是用母亲观察自己女儿的目光来注视女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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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她们特有的性别特征激起了男孩子们的欲望时，甘地对此的反应使他更像一位道德上极为拘谨的虔诚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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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我用柔和的语气向女孩们建议，她们应该让我把她们那优美的长发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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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总是喜欢放弃，喜欢弃权——如果开始就这样，那当然很好。他希望由他提出来的“精神力量”这一女性原则能被男女共同遵守，因为他惧怕女性的性别特征；他喜欢使用“姑娘”或“姐妹”这种称呼，而不用“妻子”之类的叫法——他也的确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妻子的。即使甘地本人在使用女性的斗争方式时，他也往往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女性。他的许多关于女性特征和家庭角色的观念，其实就是对传统的印度教和道德要求极为严格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观念和女性气质的进一步强调。甘地总是宣扬诸如妻子要忠于丈夫一类的传统价值观。他虽然是一位改革家，但在女性权利方面，他并不像尼赫鲁那样习惯性地赞同革新的思想。共产主义者的传统观念认为赋予女性权利毫无疑问是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结构的一部分，而尼赫鲁很明显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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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甘地还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他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反殖民政治活动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他并不是一位寻常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者。甘地想改革印度社会、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和性别的不平等状况，而且还要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他预见性地提出了许多后殖民女权者所使用的政治策略，并在各个方面为女性争取权利。他提出来的非暴力理论并不只是针对英国人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男女平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饮食习惯和天然药材对人体进行温和调节的基础。就此而言，甘地称得上是第一位环保政治家。他观察到女性所进行的政治活动要比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更为激进，她们拒绝对公共和私人空间进行划分，此举触犯了殖民当局的政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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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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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女性来说，甘地对现代性的批判可能是有问题的，而具有现代性的政治活动对女性更加有利。实际上，现代性的许多特征就是女性的发明。现代性可以用它自身的技术和关于平等、民主的政治概念来界定自己，这些政治概念必然包含着父权制的终结以及让女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对于许多男性民族主义者来说，现代性就是对经济、政权和公共领域的重新定位。即使是在今天，正如印度小说家阿兰达蒂·罗伊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印度教徒对真正印度性的追求也不会包括拒绝对手机、火车、飞机或投放原子弹的火箭的使用。在1909年出版的《印度自治》中，甘地把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扩大到对科技的批判，他抵制火车以及殖民现代性的各个方面。因此，实际上他比现代的具有印度教特性的理论家更激进。他的思想就是“可持续性发展”（可能性的艺术）这种现代观念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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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用反映和适合欧美女性平等标准的观念和术语去谴责第三世界女性所受的压迫，这是对种族意识形态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把连贯的文化主题作为科学知识的来源来解释当地的文化，这就使发生的每个活动都落入了具有性别特征的定势当中。这种背景中的女权主义就意味着“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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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T.名——哈，《女性，本地，他者》（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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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族主义者把目标从改革运动转向文化复兴时，女权主义者就开始与之分道扬镳了，她们继续利用现代性的因素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文化民族主义者往往在技术方面并不反对现代性，而只是反对现代性对女性的影响。女性通常被认为是代表民族文化身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当前的民族文化身份是从过去的社会中追溯而来的。在男性民族主义者看来，相对没有受到殖民控制的家庭才是传统价值观、文化以及“民族”身份的捍卫者。这种身份是按欧洲模式所创造出来的反抗欧洲宗主国的新事物。女性和现代性逐渐被看作是对立的，结果就造成了民族解放的目标往往不包含女性期望的所有进步性的变化。当殖民政权试图要宣布诸如童婚、寡妇火焚殉葬以及阉割女性外生殖器之类的习俗为非法时，以上这一点在印度和非洲就显得格外具有戏剧性。保留这些习俗成为当地民族主义者重要的斗争目标（尽管甘地或尼赫鲁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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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权对压迫女性的社会习俗的干预被称为“殖民女权主义”，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殖民政府代表了女性的利益，它宣称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有时这些措施会同时作为殖民控制的形式起作用。殖民当局往往对这些干预持赞同的态度，它们认为这些干预是改变当地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方式，而且这些建立在社会价值观基础上的传统反对它们对当地的统治。法国在马格里布地区所实行的强迫女性摘除面纱的殖民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所有情形下都完全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法令将会成为民族主义者抵抗的焦点问题。然而矛盾的是，对于女性来说，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代表的可能是自由的新形式。所以，生活在殖民主义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夹缝中的女性更加矛盾。这也意味着在后殖民时代，当女性同殖民主义的残余作斗争时，她们也在不断地被指责她们自己的脑子里也输入了西方的思想意识。西方女权主义者、人权组织和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善意干预，有时却使当地女性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各种形式的发展最好是来自基层群众，而非由统治阶层强加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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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思想，那么你将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性本身就是西方所独有的。从历史角度看，女权主义确实是开始于18世纪的西方政治运动。女权主义的开始和现代性的开始是很难区分的。现在人们认为，现代性并不是由西方发明的，它是西方同世界的其他地区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产物，包括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最早为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从那时起，随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现代性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发展，女权主义的情况也是如此。和现代性的其他方面一样，两个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的女权主义所信奉的原则也发生了变化，与以往相比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差别。现在，所有的政治活动，无论是女权主义的还是宗教激进主义的政治活动，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因此都是现代性的一部分。现在争论的焦点不是现代性与其对立面之间的问题，而是对现代性的不同解释版本的看法问题。对现代性的某些看法被认为是提供了西方模式以外的选择对象，当然这种对于西方模式的理解并非总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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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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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和女性为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反殖民斗争时，两者间存在的许多差异相对来说仍未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当国家获得独立后，根本的冲突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阿米纳·赛义德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1956年埃及女性志愿参军的事情，文章用了一个简单、准确的标题——《女性的角色并不因和平而告终》。对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来说，独立时的权力转换和国家主权的获得虽然合乎了她们的心意，但她们的要求并非仅限于此。这仅仅是漫长斗争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然而对男性而言，国家获得独立则意味着国家进入了后殖民这个可以明确表示的新阶段，而对女性来说却并没有这样的突破。因为斗争仍在继续，现在她们仍要为反对不再需要女性支持的父权社会而斗争。独立往往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但并不是把权力转交给新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的人民，而是转交给当地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继承了军队、警察、司法、行政以及发展机构等整套殖民体系。许多国家为了取得国家主权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一旦国家获得了独立，女性的政治目标不得不再次被人们提及，于是又一场解放斗争开始了。因此，后殖民政治通常和女性的殖民斗争而非男性的殖民斗争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政治上的平均主义支持文化上的多样性，而非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文化上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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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时期，宗教民族主义的显著发展——这种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界定了后殖民时期——事实上已经把女性置于一种与殖民时期相似的境地之中。然而，并不像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所想象的：伊斯兰国家的女性受到了宗教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教的压迫。世上并不存在单一的伊斯兰教，也没有单一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在伊斯兰国家，女性的定位是与以下几点相联系的：她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她们与西方和西方殖民势力的关系，她们围绕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律作出的解释，以及她们在当今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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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埃及的女志愿者积极参加反对英国占领的大众抵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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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洲的许多国家激烈反对这一观点。可与此相反的是，“西方”也并非持有统一的观点。甘地就清楚地看到西方内部的裂痕，并主动地加以利用，为印度政治上的发展带来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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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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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在甘地的影响在印度急剧下降，但是，他的一些政治哲学要素仍然在继续向前发展。例如，印度主要由女性组织的契普克运动就能说明这一点，此运动的根源已经被范达娜·席瓦直接追溯到了运动的发动者米拉·本那里，而米拉·本却是和甘地关系最为亲近的女性之一。席瓦认为，国家的殖民化同时引起了诸如森林之类的自然资源的殖民化，而后又引起了精神上的殖民化：人们在面对农业和环境问题时，想到的只是技术革新和以市场为导向。早在殖民时期，农民和部族就已经开始对滥伐森林进行过抗议。当时木材被用作军事和工业目的，人们并没有考虑过滥伐森林和荒漠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或破坏当地经济和生态所引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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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即甘地遭暗杀之前不久，米拉·本搬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农场上定居。她逐渐开始关注当地一年一度的洪灾，她发现引起洪灾的原因是滥伐森林以及种植非本地品种的树木，尤其是松树。为了能专心研究森林问题，米拉·本建立了一个叫作戈帕尔的修行所。在那里，她研究了当地的环境，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从熟悉当地情况的农民那里了解了许多关于当地情况的资料。在聆听当地民歌和民间故事时，她注意到其中的许多歌曲和故事都提到了一些基本上已经消失了的树木和其他植物。她断定当地出现的生态问题是由栎树的消失所造成的。栎树对生态环境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像松树这种最近纯粹出于商业原因而被种植的常绿植物，除了提供松脂和纸浆这样的商品外，对当地的生态经济没有任何益处。不久其他一些甘地的追随者，例如萨拉拉·本和桑德拉·巴哈古纳，也加入到了米拉·本的工作中，他们建立了新的修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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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往一样，每个使穷人的状况恶化的计划，总是声称穷人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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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达娜·席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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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发展，重大的分歧开始出现，而这个分歧就本质而言是由性别差异造成的。最初，当地许多效法甘地的组织把工作重心都放到了建立合作社以及维护当地人民而不是大型商业公司的权利方面，这些大型商业公司把木材作为商品作物加以开采。席瓦指出，这主要是男性的观点。而负责耕种口粮、采集燃料和饲料的女性并没有受到这种短期利益的诱惑，她们并不想种植单一品种的经济作物而获益。她们注重的是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中，植物、土壤和水构成了一套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因此而出现的分裂并不仅仅存在于当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也存在于村庄内部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女性对整个体系的原则提出了异议，她们指责男性在意识形态上被短期的市场商业价值殖民化了，他们就像在父权社会控制女性一样，试图把自然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女性并不想通过科学手段控制自然，从而直接获益；她们的目标是要使整个森林系统能够自我支撑，自我更新，使之能够保持住水和食物资源。她们长期担当着耕作者和粮食生产者的角色，这使她们的家人能在这套系统中生存下来。这也表明，女性对耕作以及各种植物的药用和营养价值更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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