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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女性与像巴哈古纳那样被女性所说服了的男性一起，共同构成了契普克运动的基础。契普克运动于1972——1973年开始于印度西北部的杰莫利地区，当时当地的人民成功地组织起来，抗议通过拍卖把三百棵白蜡树出售给体育用品制造商，而政府却禁止当地的合作社为制造农业生产工具而砍伐少量的树木。这场运动很快就扩散到其他地区，例如卡纳塔克邦，人们开始广泛抵制将木材砍下来卖给商业公司。契普克是“拥抱”的意思。这个名字源于三百年前拉贾斯坦邦的比什挪依人最初采用的一种方法。在昂瑞塔·德维的领导下，比什挪依人通过拥抱神圣的科耶里树来抵制对这些树木的砍伐，在斗争中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村民们通过拥抱树木来阻止伐木者砍伐树木这样的事例在现代几乎没有了。然而，这场运动的名字总是让人觉得，即便在这些积极的参与者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也会采取拥抱的做法。拥抱树木的想法在象征层面也强烈地体现出人和树的关系。面对越来越多的山崩和洪灾，契普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米拉·本早期思想著作的激励下，把这场运动推向了更为激进的层面。她们鼓动在北方邦全面禁止对森林的商业采伐，后来又反对中央政府实行的根本不考虑地方需要和环境的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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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运动都是由当地的基层群众组织和执行的。像哈玛·德维以及桑德拉·巴哈古纳这样的个人组织者挨村挨寨地宣传运动纲领，就组织运动的方法提出建议。尽管一些人在大多数基层群众运动中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但与传统政治组织的政党领袖相比，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契普克运动是积极参与者共同努力的产物。住在加瓦尔的喜马拉雅山居民一起成功地阻止了对本地区森林的滥伐，取得了非凡而广泛的影响。从那时起，契普克运动就开始把斗争的目标转到把森林作为一种生态和社会系统而加以保护上来。逐渐地，对森林的保护发展成为一种内容更为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政治哲学，而这种政治哲学也成为当地人民共同价值观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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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哲学究其本质来说仍是效法甘地的（尽管甘地关注的是物质的、实践的和社会的需要），而且在对现况的回应中甘地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正如萨拉拉·本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政治哲学在更广的层面上包括了对一系列目标的追求：正义、道德原则（比政府要求得更高）、在处理环境和社区关系上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自给自足以及当地人能享有更大的权力（反对中央集权、腐败、剥削、权力的丧失以及饥饿）。总之是要使家庭伦理观与市场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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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普克运动的参与者认为，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的、建立在林业科学标准基础上的造林项目既破坏了森林生态种植的多样性和公众的资源，也破坏了当地人的食物、燃料、建筑材料、药材等的来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忽视当地树种，却大规模地种植桉树等单一品种的非本地树种。因为桉树不能产生腐殖质，所以不能保持土壤里的水分，从而破坏了维持植物、动物和人类生活的食物系统。为达到殖民化的目的，殖民者使公地私有化并引进外来树种，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夺走了他们的生活财产，使他们的生活不能维持下去。最终这些项目都是通过当地的政府官僚组织来管理的，这些政府官僚组织使当地的农民处于当权者、特权阶层和财产所有者这些腐败阶层的共同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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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契普克运动中的抱树者，印度北部，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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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杰莫利地区、卡纳塔克邦、加尔克汉德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女性、当地村民和部落进行的种种斗争成功地阻止了众多这样的行为和计划，而且他们还提出了一整套的环境政治哲学。范达娜·席瓦和其他一些生态女权主义者进一步把这些基本的原则向前推进，开始批判那些被她们称为“不良发展”的行为。她们把这种工业发展的模式称为是一种新的殖民（“独立”后殖民主义的继续）。这种“发展”的典型特点是：邦一级的政府负责组织，世界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种植的是西方最新发明的转基因作物和树木，化肥都是根据西方最新的观点施用的。以市场为导向重新分配本地土地的想法，仅仅着眼于为购买土地而能担负起大量债务的少数人，而穷人赖以获取口粮和燃料的公共土地却被私有化了。这些计划的多次失败——直接失败或没有预料到具有破坏性的副作用——甚至已经使从事发展研究的经济学家开始认真了解当地的情况，而这些情况过去被人们视为原始的、不真实的和不“科学的”，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这些未被人们认识到的情况激起了抵抗性的政治活动：反对后殖民国家的中央集权，反对伦理道德和市场惯例在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化，还反对从外地引进的、不适应当地情况的植物物种对当地土地的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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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民运动所构成的这些政治斗争在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已经得到发展，而且令人瞩目的是处于斗争最前沿的往往是女性。在印度它们以所谓的女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基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像契普克运动这样单一的例子不能被当作普遍的模式来加以概括。在印度，对于居住在山区和森林里的人而言，他们的状况是某个社会特有的，而这些群体中的女性并不能构成女性整体范畴的基础。然而，如果维持家庭生活的农村女性直接受到了环境退化的影响，那么这些斗争的性别力量就会明显得到加强。她们可以用相似的激进策略来反击对环境的不同威胁。例如，纳马达反水坝组织[3]就格外勇敢并坚持不懈地反对兴建属于庞大的纳马达河谷发展工程一部分的萨达萨罗瓦水坝。纳马达反水坝组织也得到了激进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公开支持，而且很清楚这个组织是按相似的原则活动的。这项巨大的基础工程要耗资数十亿卢比，而且还要让当地的土著居民和生活在森林中的游牧居民共二十万人移民，这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环境代价。对受灾民众的无视已经到了极端冷酷的地步。经过长期的斗争，纳马达反水坝组织成功地以对人类和环境有不利影响为由，使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世界银行撤出了。但此后古吉拉特邦的政府宣布政府将会出资以弥补世界银行撤走的资金。经过裁决，印度最高法院于2000年10月驳回了纳马达反水坝组织提起的诉讼，该组织试图通过合法的抗议阻止该工程继续进行下去。这一工程重新开始了无序的、疯狂的破坏性进程。斗争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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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对于破坏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抗议，还有由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在1977年所发起的绿带运动，他是在听取了当地女性对当地环境恶化的关切之后，发起这一运动的。它们表达的忧虑涉及全世界的农民都常见的问题：以前他们可以在当地拾柴，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到数英里之外的地方去拾柴；他们种植的庄稼产不出足够吃的粮食，孩子们因此而营养不良；洁净的水源也干涸了。旺加里·马塔伊发起了种植树苗的植树运动，以便能给人们提供柴火、树荫，为庄稼提供腐殖质以及防止土壤退化。到2000年，肯尼亚人民已经种植了一千五百万棵树。同时，马塔伊领导人们反对为发展建筑业和种植短期的出口作物而对森林进行砍伐。现在绿带运动已经扩展到非洲的其他国家和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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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的生态运动确实产生于一定的内在联系之中，对某些因素的强调是以牺牲另外一些因素为代价的，如在契普克运动中就存在着阶级和种姓的不平等。可以把相似的一些运动提出来，放在后殖民政治下加以考查。就那些在印度北部林区生活的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情况和需要与伦敦东区贫民窟里的移民的生活情况和需要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活动都受到所有属下阶层人民（并不仅仅是那些被划分为工人阶级的产业工人）对权力和需求的共同要求的激励。他们要求改革目前不平等、不公正的政治状况，他们认可文化、社会和生态多样性的原则。这些运动通常是由基层群众，而非国家政党或国际性组织发起的，其中也有一些在两者间转换。这些运动之间不断加强的联系也为彼此增强了政治力量：尽管这些运动的组织者对科技持怀疑的态度，但实际情况是网络使这些基层组织能更加有效地计划和开展运动。网络给它们提供了便捷的联系方式，使它们能与国际机构，慈善机构，以及救援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乐施会、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保持日常的联系。这些国际组织可以向它们提供资金或当它们在当地法院或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时，向它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外界的监控，并在战略性的关键时刻唤起全世界人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运动和控制力量相抗争，而且这种抗争力量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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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170335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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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是什么使后殖民女权主义具有了“后殖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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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女权主义是否可以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或“第三世界政治活动中的女性”之类的范畴加以区别呢？从广义上讲，后殖民女权主义包括所有第三世界中的女性对父权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抗。这些激进的政治活动包括与当地权力机构进行抗争，或对种族主义者和第一世界中的人们（包括女权主义者）的欧洲中心观发起挑战和提出质疑。在后殖民国家，后殖民女权主义认为，它的政治活动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展开的：对殖民主义的积极继承，以及当地的精英分子对殖民者的基础设施的继承、接管或占有。所有为平等而斗争的女性都反对这个框架中的诸多障碍，并在后殖民时代同这些现实情况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女性斗争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反殖民斗争反对的是殖民统治，其政治目标是要争得国家主权；而后殖民斗争反对的是后殖民政权，反对的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大多数有关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著作强调的是对反殖民过程的历史性分析，而不是后殖民国家中反抗当代种种权力的政治哲学。女权主义者所采用的则是相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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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打倒你们这些大坝建造者”。当地女性组织起来反对建造纳马达水坝，默黑什沃尔，印度，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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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殖民”这一术语的普遍使用意味着，就其历史意义而言，后殖民这一概念可以在众多不同的政治活动中加以使用。后殖民国家的任何政治行动都可以被认定为具有后殖民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动包含着后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而许多有女性参与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也不一定掺杂着不同的性别观点。即使那些女性的活动可以从境遇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被准确地描述成具有后殖民的特性，也不能说她们具有相同的特点。以突尼斯两个著名女律师——哈蒂亚·纳斯哈维和吉赛尔·哈里米工作上的不同为例，纳斯哈维一直在突尼斯这个后殖民国家为反抗侵犯人权而斗争，可她并没制订任何明确的女权主义的运动计划；哈里米则从突尼斯移居到了法国，但在反殖民问题和女性问题方面，她同法国的殖民者和后殖民者进行着斗争。可以说这两位女性的工作都具有后殖民色彩，但作为女性中的活动家，她们的政治活动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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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向数百万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印度城乡女性学习或同她们交流呢？这些女性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毛孔”之中，很难共享交流的渠道，明确共同的敌人。那些为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而写的、关于第三世界的、开拓性的著作都是由有特权的消息灵通人士写就的，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读者才能理解这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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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疲惫的民族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当地人才知道这些情形。为了能够对第三世界的女性有足够的了解并且发展出不同的读者群，在此我所要强调的是，该领域中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必须被正确地评价，而且第一世界的女性必须要学会放弃作为女性所具有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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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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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者的世界里》（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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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11日，突尼斯一个平常的早晨，一个摄影记者拍下了这样的场景：哈蒂亚·纳斯哈维站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原来的办公设备、档案和计算机都没了。但这并不是搬家。警察搜查了她的办公室，把她的档案、法律文件、书籍和计算机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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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她的丈夫哈玛·哈玛米被指控是突尼斯共产党党员，所以他躲藏了起来并被缺席审判，但他最终在苏塞被捕，遭到警察的折磨，随后被关入巴格内监狱。大赦国际受理了此案，二十一个月之后他才被释放。1998年2月大学生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几个学生和早已被列入当局名单的可疑分子（包括哈玛米和他九岁的女儿）被暂时关押起来。获释后哈玛米又过起了逃亡生活，此后再次被缺席审判。由于他的家人全都遭到当局的不断骚扰，他于2002年1月15日公开露面，开始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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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蒂亚·纳斯哈维为反对腐败的后殖民政权而进行着斗争，在这样的政权之下当权者会对其政治对手施行任意的、不公正的监禁和折磨。作为一名律师，纳斯哈维为这些遭受监禁的人辩护，当然最主要是为她丈夫哈玛·哈玛米辩护。哈玛米是突尼斯共产党——一个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政党的创建者之一，而且是遭禁的《埃尔巴迪尔报》的执行编辑。2002年6月26日是世界禁止酷刑日，在这一天，纳斯哈维宣布她开始进行绝食抗议。绝食抗议的目标就是要求当局立刻释放她丈夫，并且抗议自从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总统当政以来她丈夫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以及由于警察的不断骚扰而使她女儿“经常遭受精神折磨”。持续了三十八天的绝食抗议引起了突尼斯以外的国家的广泛关注，在讲法语的国家里，人们更加关注她丈夫的案情以及突尼斯国内对人权的普遍侵犯。迫于外界的压力，9月4日突尼斯当局有条件地释放了哈玛·哈玛米。哈蒂亚·纳斯哈维同突尼斯政府的不公正进行斗争，她的勇敢斗争当然称得上具有后殖民色彩。现在她仍在继续斗争，拒绝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她把斗争的中心放到了政府权力的滥用上，她将政权对于人权的侵犯作为斗争的出发点（毛泽东可能会这么总结）。这与后殖民的政治活动相一致，但其本身并不是源于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埃及女权主义者奈娃勒·赛阿达微写的她在狱中的经历就与此不同。这同样也使人们想到昂山素季在缅甸为争取民主和人权而进行的斗争，不过她要在一个根据不同文化和道德原则构建的国家里建立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她的想法与甘地所提出的结合了法律要求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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