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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信守要与非洲团结一致的承诺，在联合国之行后就到了非洲，在那里和中东地区出席了一系列累人的会议，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与四年前法农参加过的活动相似，不同点只是切跟随泛非主义者黑人W.E.B.杜波依斯的脚步访问了中国。就是这次非洲之旅使切真正体会到了《全世界受苦的人》当中所揭露的现实。1965年他返回阿尔及尔的时候接受了法农的遗孀乔西·法农为《非洲革命》杂志所进行的人物采访，采访中他强调了非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尽管前途凶险，但是仍存有许多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包括法农所说的“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国家人民头脑中所留下的仇恨”。怀着对法农人道主义精神的敬意，格瓦拉在这次旅行期间写下了他最伟大的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1965），他在文中有力地论证了，以实现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应该而且只能通过改变思想意识才能建立起来。在切看来，他所特指的新男性和新女性应该是一个新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强调说，社会主义不是强加于人民的，而是应该按照人民自己的伦理标准和物质标准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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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非洲访问后不久，格瓦拉就领导古巴远征军进入了中非。随后他领导军队进入了玻利维亚，这次远征是他的最后一次，但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继承了法农的光荣事业，成为了武装革命一面活的旗帜。然而他们在去世后愈加出名，成为生气勃勃的传奇人物和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切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1966年再版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把格瓦拉和法农象征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版书的封面上第一次印上了照片，但并非是我们所预料的那些照片。照片上不是阿尔及利亚而是一群非洲革命者，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正在丛林中进行一场游击战。这本书以这张照片来纪念切·格瓦拉与他的非洲和古巴联合军队那时在刚果进行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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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6年的再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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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切一样，法农最伟大的品质之一就是他鼓舞他人的能力。他的出版商弗朗斯瓦·马斯伯乐曾有力地描述过法农的这种和切同等的行为天赋，正是这种天赋使得他们极受同时代人的推崇。马斯伯乐这样描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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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非洲革命》（1959）一书中，法农用一种近似残酷的简单语言方式把书中所针对的那些人逼入了绝境。一旦他所传达出的信息被人们听到和理解，那么采取积极的态度参与进去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继续保持沉默只会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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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人像我自己一样，从《走向非洲革命》中找到了他们职责的根本以及他们为何而战。而这种答案多年来一直十分匮乏。我们可以看到，法农只是不断地在呼吁一种兄弟般的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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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农的第一个出版商和编辑弗朗西斯·杰森对此书也有相似的反应。他是《阿尔及利亚，法律之外》（1955）一书的作者，这本书相当有名，他在《黑皮肤，白面具》（1952）的初版序言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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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或许永远不会停止，但却有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节奏失去了耐心，他们耻于承认除了反抗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无事可做了（这个世界碰巧也是他们的），他们在接受失败时，准备迎接遥远的人道主义的胜利。他们的存在使得反抗有了唯一的结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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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遥远的人道主义的名义下，无论是切的文章还是法农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内部报纸《圣战者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明显地提出了对国际主义的强烈关注。这也正是法农通过《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普救说试图去实现的。我认为，切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个可以在他与乔西·法农的谈话中看出来。在谈话中切提到，他计划通过联合亚非拉地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去建立“一个洲际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内部同盟的统一战线”。每当提及他的环非之旅，切都会强调古巴的解放斗争与非洲的解放斗争的一致性，指出不仅要在非洲而且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一切反帝反殖民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统一阵线。切和法农的知识背景出奇地相似，都融会了萨特哲学、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格瓦拉极具社交能力，法农却是一个艰难的孤独者。两个伟人不仅有着深邃的思想，同时也有着充沛的体力。法农对暴力的反复强调，似乎是在发泄自己无法遏制的激情、热情、力量、憎恨、愤怒和不耐烦，以及他语言和态度中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构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以上的内容再加上“桀骜不驯”这个词和他对激进的喀麦隆领导人费利克斯·穆梅吉（人称喀麦隆的胡志明）的描述，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农。他是这样描述费利克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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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为坚强的、最有活力的、最易冲动的人，他向来高调。他粗暴好斗，义愤填膺，深爱自己的国家，痛恨懦夫和操纵国家的人。他一丝不苟，勤奋廉洁。革命的激情洋溢在他那六十公斤重的肌肉和骨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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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还有一个相似点，即无论是法农还是格瓦拉都不是职业的革命家，甚至他们都算不上是职业的政治家。但他们却是专业的，他们因为坚信自己同胞的悲惨处境是整个社会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或者个人的不幸，而义无反顾地进行着革命斗争。由他们倡导的、跨越三大洲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源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被压迫者的怜悯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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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记住，事实上法农和格瓦拉都是训练有素的医生，无论何时他们都会运用自己的医术治病救人。与此同时，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担负起暴力革命的责任。通过暴力革命来拯救苍生的哲学悖论，在他们的生平和作品中留有深刻的印记。他们将这一点与医务工作进行了类比：要治愈殖民统治这一硬伤，就应运用外科手术而不是早期甘地所倡导的整体疗法。马提尼克的诗人和政治家艾梅·赛萨尔在法农逝世后给他写了篇赞语，其中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极具挑战性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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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责任”这个词有什么意思的话，在法农那里它才获得了真正的意义，那就是他们说的暴力革命。法农为自己树立起了暴力理论家的形象，认为暴力是殖民地人民用来反抗殖民暴行的唯一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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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暴力又是非暴力的，这并不是一个悖论。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暴力就是正义、纯洁和决不妥协。我们必须这样理解法农：他的反抗是道德上的，他的努力是慷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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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农的反抗是道德上的，他的努力是慷慨的。同格瓦拉一样，他的反抗也具有不屈不饶的决心：“不选择社会主义，就是选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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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170335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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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全球化与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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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世界是一个混杂的世界。自1968年麦克卢汉创造出地球村这个概念以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逐渐碰撞、融合，而且并存着。全球化主要是科技和传媒系统的产物，传媒系统可以在瞬间把发生的任何事情传播到世界各地（只是在现实中，允许我们看见的东西都是被精心控制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苏联和所谓的东方集团解体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当多国和跨国公司在西方成熟市场寻求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不再可能时，它们转向了世界市场，不约而同地在贫穷和政治稳定的国家（专制的国家最好）采用外包、设立呼叫中心的方法来降低成本。今天，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大环境下，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受到了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施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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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世界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日用品的生产被标准化了，结果无论人们在哪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牙膏和剃须刀。这种情况也许不会再继续了。麦当劳——这个名子已有了全球化的含义——如今已成为反资本主义者的斗争对象的象征。据称麦当劳两年来利润不断降低，尽管它每天向一百二十一个国家四千六百万人提供汉堡包，最近仍然遭受了损失。这可能是因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总的来说还是本土食品更加可口，也许还更加健康。毕竟在这个疯牛病流行和给动物注射生长激素的年代，含大量脂肪的牛肉一般不是人们的健康选择。为什么美国人越长越高？想想这个问题吧。南美洲的情况就很不一样，那儿的人给牛注射雌性激素以使它的肉更加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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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现已发表了它的《社会责任报告》，承认“麦当劳或许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代表不同的意义”，过去麦当劳自称是“实践社会责任的典范”，现在这一举动威胁到了它的形象。抵制麦当劳扩张的运动可能是美国商业全球化历史的分水岭。当世界人民把美国本身与美国梦中的富有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时，美国商品品牌的全球化运行良好。在向往边境以北幸福生活的墨西哥人当中，人均喝的可口可乐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喝的都多，此事绝非巧合。如果你被边境警察遣送回来，还可以坐下来喝杯可乐安慰自己。另一方面，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在伊斯兰国家广泛推行武力压迫的帝国主义政策，在那里情况却大不相同。在以辛辣食物为主而且禁酒的炎热国家，可乐是一种理想的饮料。然而口渴的穆斯林选择喝“梅卡可乐”，一种为穆斯林生产的饮料，“梅卡可乐”的利润被捐给了巴勒斯坦的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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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或跨国公司产生了两种影响。对这种公司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污染或破坏环境，比对本土自行其是的公司施加压力更容易，这一点近年来已很清楚。与跨国公司相比本土公司可能对这种抱怨不予理睬，例如亚马逊地区的伐木公司和采矿公司。相反，像壳牌或耐克这样的公司在当地的行为最终还是容易受到国际压力的影响。壳牌公司纵容它的尼日利亚子公司在几年当中进行了一系列压迫欧格尼人民和破坏当地环境的活动，这种做法已经臭名昭著。在遭到连续的抗议后（由尼日利亚小说家肯·萨罗——维瓦领导，直到他服死刑），壳牌最终大大改变了做法。在尼日尔三角洲工作的其他许多石油公司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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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食品——雀巢——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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