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62260 最后，从实证分析到规范性陈述是重要的一步。这么做不是为了直接改进个别单位带有战略意义的行为，而是要改进描述组织的一套工作准则。这一步——它肯定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只有在上述理论已经使观察者有能力对不同选项进行某些比较之后才能进行。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用于开发这种规范，以“改善”等级制组织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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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62 当然，塔洛克的“政治人（politician）”类似于“经济”人。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个人，这个政治人，就是对现实世界不折不扣的表述。塔洛克比较谦虚地说（如果他还没说，也应该这么说），参照政治人是一个理想模型，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这个参照政治人恐怕并没有霸占现存的官僚结构而排斥所有其他人，但他常常是现实中的一个部分。塔洛克的主要贡献之一，或者说是我看到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有能力赋予这个官僚人物鲜活血肉，让他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决策、去行动。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官僚体制的理论家们，在用人物来说明其等级制方面，尚未取得真正的成功。在现代管理理论中，什么是激发官员们行动的动机？我猜想，人们得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个像塔洛克说得这么清楚明白的答案。由于有了明确的动机，就可以建立起有预见价值的模型，有些预言可以引用事实从概念上加以否定。从任何有意义的角度说，很难想象，研究官僚体制的“理论”，怎能不以这种方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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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64 我对这点的评论，其隐含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塔洛克研究行政管理理论的方法是一种“经济”的方法；而这本书最准确的简略表达方式或许可以说它代表了“经济学家”研究官僚体制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同时，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也会遮盖和降低塔洛克的第二大贡献。这个贡献存在于他对人们中间“经济”和“政治”关系敏锐的两分法中。由于这本书几乎是专门考察“政治”关系的，因此书中内容极少涉及“经济”关系。这是一位经济学家研究个人之间政治关系的方法。这是一种更为恰当的概括，但是这也会让不熟悉塔洛克特殊用语的预期读者，不能很好地领会这种分析的适当范围。在上述讨论中，我已经在尽力澄清这种“经济学家方法”的意义。在“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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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66 这种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在一篇前言中不便就作者某个词的用法进行争辩，但是有时候换个同义词可以帮助清除模棱两可的含糊之处。总的来说，塔洛克区分了交换关系和奴隶关系，他把前者称为经济关系，而把后者称为政治关系。我在这里使用了一些粗体字，但我是故意这么做的。在纯粹或理想的形式上，上下级关系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如果下级除了取悦上级没有其他选择来改善自己的待遇，事实上，他就是个“奴隶”，绝对的。即使有某些可以抑制或无法抑制上级行为的特殊的制度条件限制，这一点也是成立的，无法改变。至于上级是否能把下级的人格变为资本，并把他作为一种资产推销出去，这并不重要。足够有趣的是，“奴隶制”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指一种制度结构，而交换是在这种制度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换言之，至少对社会科学家来说，一提到“奴隶制”，心中想到的就是交换过程，被交换的东西是“奴隶”。这个词本身一点儿也没有使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变得有什么特别。因此，当遇到塔洛克书中那么多的例子时，我找不出适当的词来表述他所讨论的那些关系。然而，例子可用来澄清问题。假若你是主人，不能拿我去交换，只能让我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收入来源，我是不是就算不上是个“奴隶”了呢？我的收入只能唯一地通过取悦你，我的主人，才能得到，尽管事实上，你可能也被锁定在这种关系里了。区别于“奴隶制”的“农奴制”，可能是更能说明这种情况的术语；在塔洛克从封建制度中为自己的分析找出许多例子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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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68 解释“政治”关系的困难本身证明了塔洛克分析的重要性。而且，也正如他所说，这整本书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定义。困难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人们通常遇到的“政治”关系，并不是它的纯粹形式，如上所说的那种卑劣的奴隶制的形式。相形之下，其对应关系——经济关系或交换关系——却是，至少在概念上，是可以看得见其纯粹形式的。而且，在某些例子中，这种关系也确实存在。这导致了那种说法：我们还没太意识到自己在做些什么，就把自己当作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了。经济关系多少是自然而然地来到我们身边的适当组织状态，通过这种状态，个人之间的合作共事得以在一个社会体制内进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在一种奴隶或农奴文化中背叛了自己的主张，而且我们，也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拒绝面对现实——事实上，我们与同事之间的许多关系是塔洛克意义上的“政治”关系。只有这种闭目塞听拒绝事实，能够解释现代学者的失败——他们没能形成一种比较令人满意的有关等级制结构中个人行为的理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塔洛克认为有必要深入东方的文献资料，并利用较早历史时期的讨论进行比较分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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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70 传统的经济分析能够帮助说明这种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的根本区别。一个卖东西的人遇到许多要买他东西的人，这时，他与这些买主就处于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中，任何一个买主都准备用已确定的市场价格购买他的商品或服务。卖东西的人不是哪个买主的奴隶，也不必“讨好”谁，他要做的只是按约定完成任务——“发货”。相形之下，想想吧，如果这位卖东西的人只遇到一个买主，不存在其他的买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关系就完全变成了“政治”关系。这时的价格变成了“一口价”，即经济学家所说的“纯粹租（pure rent）”，因为，根据假设，这位卖主没有卖掉其商品或服务的其他选择。这样，他就处于单个买主的绝对优势之下。事实上，他成了这个买主的“奴隶”，为了获取优惠条件，为了提高自己的待遇，他必须“讨好”。这里请注意，签约去“取悦”购买其服务的一位买主的家庭佣工，如果有足够数量想购买其服务的其他买主可供选择的话，仍然有可能主要处于一种经济关系中；而监管大量人员的公司行政管理人员与他自己的顶头上司，有可能主要处于一种政治关系中。对经济学家，塔洛克提供了对经济租起源的讨论，还提供了关于经济租的捐赠者与受让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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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72 这里，塔洛克的区分在讨论一个古老的哲学难题时也是有用的。人在什么时候能面对一种自由选择？公路劫匪可以让旅游者在要钱包还是要命之间做出选择，可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选择。然而，哲学家们还是发现，要在自愿与不自愿或者被强迫的几种选择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来区分这几种情况是很难的。这里有一种可用的分类方法，根据外部观察者可以预测出来的个人对明显的选择情况做出的反应程度进行分类。事实上，如果个人在遇到明显的选择时，由于可选范围狭窄有限，他的具体行动可以预测出来，有效的选择或决定过程就不会发生了。相比之下，如果个人的反应不可能以很高的准确率得到预测，那么他的选择就可以说是自主有效的。塔洛克的分析隐含了这样的意思：个人在政治关系中的行为要比个人在经济关系中的行为容易预测一些。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多种选择。如果这个隐含意思得到正确引导，发展出一种有预见性的“政治科学”的可能性，原本会比发展出一种经济科学的可能性大。然而，我们当然观察到，经济理论已经获得了确立的与合法的地位，成为了唯一具有真正预见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明显的悖论可用一种普遍性来解释，即：经济学家能把他的准则普遍用于评估个人选择的结果。由于经济学家有能力用“金钱尺度（measuring rod of money）”衡量许多结果，他就能对“一般的”或“有代表性的”人的行为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这种行为，对于许多个人，都是出于自由的或自主的选择。只有通过这种对有代表性的个人做出预见的可能性，经济学才能成为一种有预见性的科学；除了极罕见的情况，一个一个可以识别出来的人的行为显然是不可预见的。相比之下，正因为官僚等级制中政治人个人的选择不那么自由，对其行为的预见才可能更准确一些，远比预见市场中个人行为的准确性高。但是，还没有能让外部观察者用来检验政治行为假说的一般量化测度标准；也没有相当于经济学家的“金钱尺度”那样的尺度可用于官员的晋级提升。由于这些原因，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说在塔洛克的分析中就更加重要，而可用于量化计算的外部变量的缺失，也使反驳实证假说极为困难。为了提供帮助，塔洛克在此引入了一种简单的但被人忽视了的方法。他问读者，读者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会引导他去接受或拒绝这种有关官僚体制中政治人行为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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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74 塔洛克并不打算隐瞒他的这一看法：大型等级制结构是不必要的恶，是与好社会不相称的部分，尽管有些明显的例外。然而，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事实上，这已不只是主张，不只是个人价值判断的表达；而恰恰是重点强调了更多科学分析的必要性。我担心，社会科学家在分析还不该终止之前，就已经过于经常地引荐了一些明确的价值判断。当然，讨论最终必定要归结到价值观念。但是，当讨论进行到这一步时，讨论也就完成了。如果哪位懒汉学者从一开始就求助于价值观念，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在诚恳的讨论中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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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76 塔洛克为我们描绘的这个官僚体制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世界；即便这个世界中的抽象人物已得到公认，即便这位参照政治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是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也是一样。我们当中接受了自由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人们感到，这个世界难以想象，更不要说进行批评性的讨论和评估了。然而，外部事件迫使我们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由自由订约的“同等地位的人”组成的理想社会一向是一部辞藻华丽的虚构小说。从所有实际意义上说，在这个政治、经济和哲学具有日益增多的集体化特性的时代，这种理想社会即便作为一种规范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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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78 面对如此现实，自由论者不必灰心丧气。20世纪的技术已经使小型组织在许多方面失去了效率，而杰斐逊心目中的自由社会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然而，正如自由放任经济秩序的批评者曾经成功地破除了公众对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机制的信任那样，新兴官僚秩序的新的批评者也能成功地破除对政府官僚体制的仁慈同样天真的信任。塔洛克的分析，尤其会唤醒读者意识到大型等级结构的无效率，不管人们认为这些组织有着怎样的目的或目标。现在似乎还存在于许多人心中的政府的仁慈专制君主形象，实际上已经被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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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80 当人们认识到，事物的理想秩序既不是赫伯特·斯宾塞的自由放任梦想，也不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W. H. 费里先生鼓吹的仁慈专制主义的“法制下的经济”时，真正的社会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有可能开始了。西方的人们，还有东方的人们，必须明白，政府，即使是民治的政府，都有可能把许多事情办糟，甚至根本办不了许多事情。如果大多数民众（从长期来看，他们是所有社会的最高领导）能广泛认识到这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一个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真正自由的社会，就可能再次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从而更好地组织人类活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社会的结构，我们可能还要花费数十年时间摸索我们的道路。然而，确定无疑的是，人们必须坚信近代史中那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人，作为个体的人。如果我们抛弃或是忘记了这个发现，任由自己被巫婆神汉（false gods）拉上诸多通向奴役的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我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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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82 詹姆斯·M. 布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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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87 官僚体制的政治 [:1703362134]

1703362288 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一篇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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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90 官僚体制的政治 [:1703362135]

1703362291 第一章　本书是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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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93 “政治”绝对是一个好词，它具有非常宽泛的意义。我们谈到“国家政治”、“官僚政治”、“军队政治”、“公司政治”；我们也知道“政治人”这个词是指在这些组织的环境中，具有一些特定特征的个人。关于政治的任何一般理论都应该涉及每个这类组织的结构。传统上，国家政治——包括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活动——要比上述任何一种其他类型的政治，譬如说，军队政治，吸引了人们更为广泛得多的兴趣。就政治活动本身而言，发生在几乎任何具有大型组织特征的重要等级结构中的数量，肯定要比任何时候发生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从事国家政治的人群之中的数量多得多。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说，传统的政治理论似乎忽略了这种非常重要的“官僚政治”，或者“低层政治（politics at the lower level）”。本书则打算纠正这种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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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95 “政治”也被用来指集体决策过程中贯彻执行的“政策”。本书不会用很多篇幅对这方面的讨论多下笔墨。实质性的政策问题将被用于说明各种各样的原则，但是，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组织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实际上，从本书的分析中所能得出的对政策本身有意义的东西是，行政管理和组织所受的约束对政策选择所施加的固有限制。没有哪个政府应该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会看到，有些可以想到的政策，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上说，是不可能实施的，因此，也是必须加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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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97 有了这个限制，一般来说，本书中对于“政治”一词的使用将与人们日常言谈中的使用一致。我们不会把它绝对地等同于这个词的通常意义，因为我们将用一种稍微有些不同的方式来看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任何一位作家，在用一种新的方式或以不同的意义使用某个词的时候，哪怕只是略有不同，都应该给他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可惜的是，我自己使用“政治”这个词的时候却无法遵从这个非常令人想往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本身就是我给这个词下的定义。然而，对这个词涵盖的关系或行为的一般差异性特征，还是可以简要描述如下：一般说来，“政治”讲的是由上下级关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或居于主要关系的社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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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299 政治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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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301 “政治”一词的这种一般含义，在与“经济”进行比较对照时，可能会说得更清楚。后者作为一门学科，讲的是人与人之间作为自由签约的平等双方相互交往的社会情形。或者，更谨慎的表述为：它讲的是这种关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或居于主要关系的情形。纯粹的情况可能难找，但它们无疑是存在的——有组织的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就是例子。大多数的经济交换发生都在多少接近于理想的状况下，至少理想的程度足以保证根据纯粹交易类型分析建立的模型有效。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比其他例子都更有争议。美国的普通劳动者，尽管他的收入可能比他的技术熟练的同伴低得多，却可以在看到合适的机会时随意跳槽；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他的雇主也同样可以随意解雇他。但是，在就业机会的替代选择受到限制，而且不论换工作还是换雇员都要付出成本的情况下，就连这里也会出现次要的或说“政治的”关系。然而，只要还有可以选择的机会，主要关系就肯定仍然得说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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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303 相比之下，在高级管理层内，政治则变得重要得多。提供给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组织得很差。从一家公司的某个职位上辞职的人，可能得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在另一家公司就业，而且即使有了工作，恐怕也不得不安心于一个令人不大满意的职位。人们不必因为这样的事实而为高级管理人员感到特别难过，但是应该认识到，面对他们的劳务市场，他们的处境比起级别和收入都比他们差得远的普通劳动者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最明显的经验证明，就是他们对上级的顺从程度。根据合同规定，普通工人必须服从工头或监管人员的命令。然而，即使不考虑工会的存在（美国的大部分工人没有参加工会组织），工头也会严格克制自己，少对工人颐指气使，因为他懂得，他的工人随时都可以辞工走人，更换雇主。如果哪家公司对待工人专横苛刻，人们就会料到，这家公司支付的工资肯定比它的竞争对手高。然而，当一个人在管理金字塔中向上移动时，雇员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就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管理政治花样繁多，但是许多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会利用这一事实：紧挨着他们的下一级管理人员都会指望他们提拔自己（或是保证自己不降级），而这些下一级管理人员要换个职位也难。结果，人们就会从这些拿高薪的管理人员身上看到一定程度的个人奴性；而这是工头们从来不敢妄想从普通工人身上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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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305 政府职业是上下级关系最具特色的一个领域。对于某些政府雇员，转换到非政府职业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政府雇员而言，这样的转换要付出重大的个人牺牲。处于严格“政治”关系中的典型政府雇员，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取悦上级得到提升。如果他使上级不悦，或者上级本来就很讨厌他，他的升迁机会就十分渺茫了。他不能轻易更换雇主。换个部门或处室也会难以安排。因此，大多数公务员，特别是处于高层的公务员，都把投上级所好当作分内的工作（常常还不是件容易办的差事），而且抱着希望这么做，期盼上级以后会用晋级来奖励这类行为。在美国的文职官员中，职业雇员个人已经普遍不被认为还会通过任由上级“摆布”得到提升了，因为他有可能在某个大公司的高层中得到职位，继续自己的仕途。为了斟酌去留，他也会愿意接受较低的薪水；他大概还会发现，要他去执行的命令不如私人行业中的那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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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307 再说一遍，我们不必同情这个官僚等级制中的个人。他愿意留在目前所在的工作中，只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离开这个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个人金钱方面的牺牲。在有些政府部门，特别是武装部队，雇员要离职是极其困难的，有时候（在战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类情况下，经济因素根本不在考虑之中。选择机会对于行为的影响就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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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2309 要找到纯粹的或理想的、不掺杂任何经济因素的政治关系，我们就得离开美国。“多元社会”是历史的特异。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从属于“大一统”的政权。在这类政权统治下，〔1〕不是有许多个多少是独立的（尽管也有相互影响）组织，而是只存在一个控制或者试图控制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单独的庞大组织结构。这种结构的统一性，与其说存在于现实中，还不如说存在于理论中。苏联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可能完全控制苏联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同样，中国的皇帝也不可能控制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如此，这些体制在理论上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为了某些目的，也必须这样来分析它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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