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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说法有可能被看作是对民主方法的攻击。说真的，我并不认为创造出一个集体领导就会导致某种想要执行的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一位把下级组织起来执行自己意志的上级，应该避免建立委员会。在近代初期，欧洲非常流行的合议式行政管理制度，被证明是可以“制服”封建领主的一种方法，但它天生效率低下；代之而起的比较现代的方法——个人负责制，无疑是一种改善。委员会不仅具有我们提到的种种弊病，而且还很可能由相当糟糕的一些人员组成。如果我们有一笔钱，可以用于某种目的，而且我们可以选择用这笔钱雇用一个人还是雇用一个五人组成的委员会，我们显然能够支付给那一个人五倍于每个委员会成员的报酬。因此，我们通常能找到一个比那五个委员都优秀的人。倘若我们是在一个极权国家，或是在军队中，我们自己就能指挥调动人力而无须雇人的话，会出现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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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讨论的是实现最高领导意志的最有效方法，与谁或什么机构是最高领导无关。如果我们觉得人民应该是最高领导，我们便可以在本书展示的论证基础上，讨论人民的意志应该如何得到贯彻执行。本书并没有认真关注任何特殊类型的绝对领导，并为之辩护。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的政府，是我能对之发表意见的政府，不管这种发言权有多么小，而且这个政府的雇员都懂得，他们的饭碗最终取决于选民是否满意。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个拥护非民主政体的人都不言自明地认为，要么他自己会在那个政府中掌权，要么掌权的人与他意见大致一致。他所寻求的那个政府，肯定不是父亲的替身，而是自我的替身。纳粹分子绝不会信任由犹太人担任首脑的独裁政府。拥护独裁政府的人总是臆断独裁者的某些愿望。独裁政府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它自身而建立的，而是为了实施对那个想要独裁政府的人有吸引力的某些计划而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计划在民主制度下难以实现。拥护独裁政府的人应该去读一读历史上著名的有关专制统治的细致描述，并且问问他们自己，转换到这样一种制度，让一位中等水平的专制统治者当政，会不会真的会使情况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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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让人民对政府施加尽可能多的影响是可取的，那么，让人民对各种问题进行投票表决，看来是实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方法。人们不必拥有同样的选票数。公司实行的是民主制（尽管其中的大多数选举人对他们的职责都漠不关心），但是其中的各类人员拥有的选票数是不同的。同样，也可以实行英国直到最近才放弃的给予大学毕业生两票的制度。每个人应该有多少张选票的决定，必须在进行了各种考虑的基础上做出，而那些考虑与本书的论证并不相关。我们关心的是最高领导如何能使他的意志得到贯彻执行，而不管最高领导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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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人民选出代表，代表参与政府事务，而不是人民直接对每件事投票表决。这是个省心省力的办法，既减少了普通选民必须关注政治的程度，也减少了他对政治的影响。是否采用这一策略，取决于这两方面考虑的彼此平衡。最古老而且可能也是当代最成功的民主国家，瑞士，经常采用全民公决的方法，这在美国人看来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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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书的主题，为了使命令得到贯彻执行，采用任命委员会的办法，常常是最无效率的。如果是个人负责，而不是集体负责，最高领导的意志，无论最高领导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的还是伟大领袖（Great Vozhd），都能最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只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建立委员会才可以说是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最佳方式：如果我们更关注的是某一领域中各项决策的长期一致性，而不是其实际内容，那么，委员会就会比任何个人都能更好地保证这种一致性。首先，这种委员会可以逐渐替换，这是个人很难做到的。其次，委员会比个人更倾向于按惯例办事。所有的人都会改变主意，而所有人群都会受到潮流和时尚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么一个集体做出的改变大概不会像个人那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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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可能与集体领导相混淆的有用机构是皇家顾问委员会。马基雅维里非常重视君主得到大量意见和建议的好处。听取意见和建议被普遍认为对于一个人拿主意是有帮助的。因此，人们在拿主意之前，常常会向许多他们信得过的人征求意见。向人民、国王或必须做出重要决定的少数官员经常性地提供一个“顾问委员会（council）”，这种做法已经制度化了。这种顾问委员会通常作为一群个人提供意见，而不是作为一个集体提供意见，所以它不是集体领导。〔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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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作为集体领导的官方委员会去贯彻执行高层领导的意志，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建立的是一个顾问委员会。官方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会希望取悦于可以奖励自己的领导，并很可能向这位“高级裁判”提供各种异议。这个官方委员会简直变成了这样一个组织：处理初步意见，经过筛选，拿出最终要上报给领导的设想，让领导去做决定。倘若委员会的不同成员在高层领导面前对不同做法进行争辩，那么，这个委员会也就只不过是个顾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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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向某集体领导寻求工作的政治人。我们暂且也假设这个集体领导是民主的——是我们所用术语意义上的民主，而且规模足够大，以致政治人对选民的个别成员不感兴趣。这是最易于进行分析的一种情况，而我们对它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经过适当的修正，就可适用于其他类型的集体领导。政治人为了自己能被选中，会从两个笼统的方面提出论点。他会为自己的个人品德和所谓“问题”进行辩解。大多数政治人都会同时使用这两种技术，尽管给予两者的分量会不一样。代议制民主的早期理论把选举过程看作是对特别适于进行政治决策的人员进行的选拔。近来的讨论中则把选举本身看作是决策。这两个过程无疑是并存的，而选民可以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思考：他是相信一位候选人的判断呢，还是相信候选人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立场。相比于就“人格”投票而言，政党制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偏重于就“问题”投票。我们的讨论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注重选举涉及的“问题”，而不注重“人格推销术”，因为在这个方面抽象推理可以得出更加有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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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设，关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问题，选民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在两端相连的直线上占据一个位置。由于选民的分布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我们正在开始的表述，我们假设他们是按最可能的简单方式沿直线分布的，也就是均匀分布的。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沿着这条线分布的所有个人都具有所谓的“单峰”偏好〔37〕。根据我们的目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个人总是喜欢从一大堆点中选择最接近于他的第一偏好位置的点。〔38〕因此，在上图中第一偏好处于A点的人们宁愿选择A′，而不选择B′，宁愿选择B，而不选择C、A′、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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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两位政治人，他们都想让对自己的支持最大化，也都把上图所述的问题当作实现支持最大化的机会。打算确定哪个位置能得到最多政治支持的第一位政治人选择了B，这点正好就是整个分布的中间点。如果1的选择是合适的，那么2就必须：要么与1一致，选择一个不太好的政治位置，要么就得在中间点的这边或那边再选一个位置，这会导致1比2获得的支持多。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两位政治人中不论谁得到的有关该问题公众分布的信息都不会是完全可靠的，而第一位政治人最初选择的位置也不大可能正好就是中间点。政治人1宣称他倾向于政策B多半会引起公众的讨论，所以政治人2在拿定主意时，会享有比1更了解公众意向的优势。倘若政治人1犯了个小错误——这种错误就连最有本事判断公众意向的人都可能犯，那他就不会正好选在中间点上，而政治人2可以选择位置A，这一点就像B点一样接近于分布的中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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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假设，政治人1在判断公众情绪上犯了个大错，并选择了B′。政治人2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不选择处于中间点的位置B，因为那个位置，尽管好于B′，却还不是能得到最大化的点。假如政治人2选择位置B，那么处于B与B′之间的人有一半会支持政治人1。另一方面，假如政治人2选择位置A′，那么他就能得到A′点左侧所有人，再加上A′与B′之间一半人的支持。显然，政治人2应该尽可能接近政治人1。唯一的限制条件是必须保持他们两人之间足够的空间，以便人们能分清这两个位置。政治人1对政治人2所采取的行动应该采取的对策显然是，从他头顶上跳过去，找到一个离中心更近的位置，比如说是位置C，但是在现实政治中，这种事情通常很难做到。这时，加入到竞争中的第三位政治人自然会在A′的左侧选个位置，打败1和2。但是现在我们考虑的只是两位政治人。因此，如果我们让这两位政治人争夺公众的支持，他们的位置大概会彼此接近，尽管他们可能谁也没有处于选民意见分布的中间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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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策略的本质在于，抓住你的政敌犯下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例如，就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段时间，罗斯福非常精明地利用了这一原则。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公众比政府政策更信奉“干涉主义”。然而，共和党已经犯下了错误，就是他们在1930年代常犯的那种错误，采取了本质上是孤立主义的立场。罗斯福把从这种情况中获得的政治资本用到了极致，采取了一种不远离共和党的立场，却又站在干涉主义者一边的姿态，并且“领导”了一场反对共和党的“强劲战斗”。他小心谨慎，把自己的优势仅限于取得足够的立法胜利，而不完全破坏共和党的立场，因为那样的话，他的战略优势地位就会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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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可以施展计谋，陷其政敌于这样不利的境地，而非只是坐等对方犯错误。如果我对1957年初那些事件的解释是正确的，艾森豪威尔就是利用他的“中东主义”对民主党人这么做的。不管别人对这个议案在外交政策领域里的价值怎么看，我始终觉得这个议案不怎么样。艾森豪威尔的策略是站在美国国内情况的立场做出的精心选择，这个议案的类型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喜欢的，而且总体上几乎得到了各方面美国公众的赞同。然而，发布“中东主义”的方法一直被说成是“拙劣的”，因为它在新一届美国国会中引发了民主党多数派的对抗。假如艾森豪威尔的目标是改善中东的状况，他确是拙劣的；但是如果他旨在取得国内政治斗争的胜利，那么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却是在策略上极为成功的。用激怒民主党人，使之反对这项受人欢迎的议案的办法，艾森豪威尔把民主党人推入了最艰难的境地。在我看来，民主党人对该议案的愤怒，主要在于他们意识到，总统比他们技高一筹。他们一怒之下走了步臭棋，而且早知是错，却不得不走。然而，他们除了向杜勒斯先生大发脾气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最终被迫通过了那项议案。一般人得到的印象是，总统提出了一个好议案，民主党人却因纯粹党派之见而反对它。在这件具体事情上，我的解释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种事情是民主条件下老练的政客们惯用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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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的抽象模型，我的假设是：“每个人都根据距自己理想位置的远近判断各种不同位置，并且总是选择与自己的位置最近的一个位置。”有几种可能偏离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政治人只对离自己相当近的那些位置使用这种方法，也就是说，当不同位置与他自己认为是理想的位置超出了一定距离时，他就不再区别对待那些位置了。请注意，这与在直线上随便什么地方选个位置可不是一回事。对某个特定问题，有许多人不在乎达成了怎样一种解决方案，但这些人并不在我们的这条直线上。有头脑的政治人从这个变化了的假设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再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逼你迫近你的对手了。的确，向你对手的位置靠拢，会得到处于你们两人之间的人们的支持，但是这样做也会使你失去一些人的支持，他们是把你移动前的位置和你对手的位置加以区别对待的人，现在则认为你们两人的位置都不在考虑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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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有个有趣的变体。选民在表达对较近位置的喜爱时，他们与这个位置的距离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假如图形右侧的人遵循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并且从任何一对位置中选择离他们最近的位置，而不考虑距离；而图形左侧的人只选择距他们的位置一英寸以内的最近位置。那么结果是，能够获得最大限度公众支持的那个点就会向右移动。人们有时候会说，共和党在1954年输掉了在众议院的席位，是参议员麦卡锡的追随者拒绝投票造成的，因为他们觉不出两党之间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话，这个结果就说明，国会的构成远离了麦卡锡的追随者选中的位置。选民若想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总要选择离自己最近的位置，不论其间的距离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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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假设还有另一个变体。只有在各个位置之间的距离超过了某个最小量时，选民才会在这些位置之间进行选择。情况肯定是这样，政治人必须仔细把自己的位置与其对手的位置充分区分开来。我们可以再次从考察以下情况中获益，即：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细致程度区分对待不同的位置。让我们假设，对于某个问题有A、B、C、D和E五种可选的位置。在选民中我们将观察两组人：一组人宁愿选A而不选B，选B而不选C，依此类推，一直到E。另一组人宁愿选E而不选D或C，但对C和D不加区分。同样，他们宁愿选D或C，而不选A或B，但是对A和B不加区分。倘若选民偏好的一般结构使政治人必须在D或C（或A或B）之间做选择，那么他在做出自己的决策时会忽略第二组人。想要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的选民，应该对各种位置进行细致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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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的假设中只有两位政治人和一个问题。可惜的是，我们必须使这个分析复杂化。首先，打算要赢得选举的政治人必须了解选情，知道自己赢得的是哪一类选票。这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别很大。我们要讨论最古老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我们称之为英式体制。这种体制，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正，已经用于世界上讲英语的国家，而在有些不讲英语的地区，如盎格鲁—萨克逊的政治影响很强的韩国和印度，也可以看到这种体制。这种体制的纯粹形式表现为：每个选区只能有一人当选，而当选的人是得票最多者，不管他是不是得到了大多数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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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算进入这种选举的政治人，多少和百货商店的经理处境相同。他要吸引非常大的客户群，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库存货品。政治人的库存货品由他对多种问题的立场构成。我们已经讨论过政治人该如何选择他在个别问题上的位置，但是他还必须在他的不同的“思路”上求得一种逻辑平衡。就像百货商店的经理，他要确定哪种式样的鞋子会把顾客带到商店来，顾客来到商店还会买别的东西；每个问题对所有其他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都在权衡考虑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人对所有问题的立场都必须是逻辑上一致的；尽管想利用特别理性和智慧的选民参选的政治人很可能会发现，高度的逻辑一致性是必要的，但是大多数选民肯定不会在这个方面对政治人有什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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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稍稍说些离题的话，讨论一下政治人与百货商店经理之间的某些其他差异，这些差异与我们的一般主题并不直接相关。我们的道德规范对百货商店的管理人员向竞争对手的商店恶语相加的直接攻讦有大量严格限制；而对政治人在这方面的活动有一些限制，但是并不严格。再有，为防止百货商店提出不能实现的诉求，有大量法律方面的限制，而顾客所处的地位是，如果他们对商品不满意，不用等到下一次选举，他们就把购物习惯转到别的商店去了。因此，百货商店的经理们在同顾客打交道时，在整体上，要比政客们诚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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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政治人还必须决定他是不是要参选。〔39〕这个决定如果是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做出的，就将由权衡竞选成本和胜利后的得益，再扣除一个适当的风险系数构成。倘若没有他人宣布参选决定，这个问题就非常容易解决。倘若赛场中已有一位候选人，政治人就要考虑自己击败对方获胜的机会。如果获胜的机会不大，他就不该参赛。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还不曾在分析中引入政党——只有单个候选人的选举并非不常见。应该指出，这种情况可以是完全民主的。每当我们看到没有对手的候选人时，我们总会表示怀疑。但是如果没有对手的原因仅在于这位单个候选人备受人们欢迎，那么这种情况尽管不是特别健康，却是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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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人都会仅从政党的角度看待选举，我恐怕应该停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把政党现象引入到我的分析中来。首先，在历史上和当代民主国家的世界中，有大量例证表明，没有政党组织，民主也可以运行。例如，在美国的南部诸州，民主党的初选是真正的选举，参加这种“选举”的候选人通常没有组成政党。他们有时结成过渡性的联盟，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能使这种联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强大，但没有真正的政党。对民主的分析应该适用于这种情形（还有我们将简单扼要地讨论到的第三种情形）和政党制。其次，对任何有政党的民主制度历史的考察，通常都会揭示出一个初期阶段，这个阶段可能很短暂，但是没有政党。相反的情况通常不存在。据我所知，美国南部是政党制被无党制取代的唯一地方，而这里显然有一些特殊因素在起作用。通常情况下看来，政党制应该是从无党制中生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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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政治人认定，他确有很大机会击败已在赛场内的单个候选人，他就会参赛，并对各种问题表明立场。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第三位政治人面临的问题，他打算参赛时场内已经有两位候选人。他的基本方法是掂量一下他获胜的机会与竞选的成本孰轻孰重。我们仅考虑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现已在场的两位政治人已经选定了他们的问题，以致他们能大致平分选民。第三位政治人进场，有可能从他们双方都拉走一些选票。例如，在各种问题上选择与前两位候选人同样的位置，但依靠人格推销术取胜。然而更多的时候，他可能不得不选择“支持”两人中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在某个特定问题上将比原来两位政治人的最近位置更极端。通常的结果会是，第三位政治人与原来两位候选人中离他位置最近的那位，都将被击败。因此，不存在促使第三位政治人加入这场竞赛的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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