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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政治人还必须决定他是不是要参选。〔39〕这个决定如果是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做出的，就将由权衡竞选成本和胜利后的得益，再扣除一个适当的风险系数构成。倘若没有他人宣布参选决定，这个问题就非常容易解决。倘若赛场中已有一位候选人，政治人就要考虑自己击败对方获胜的机会。如果获胜的机会不大，他就不该参赛。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还不曾在分析中引入政党——只有单个候选人的选举并非不常见。应该指出，这种情况可以是完全民主的。每当我们看到没有对手的候选人时，我们总会表示怀疑。但是如果没有对手的原因仅在于这位单个候选人备受人们欢迎，那么这种情况尽管不是特别健康，却是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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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人都会仅从政党的角度看待选举，我恐怕应该停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把政党现象引入到我的分析中来。首先，在历史上和当代民主国家的世界中，有大量例证表明，没有政党组织，民主也可以运行。例如，在美国的南部诸州，民主党的初选是真正的选举，参加这种“选举”的候选人通常没有组成政党。他们有时结成过渡性的联盟，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能使这种联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强大，但没有真正的政党。对民主的分析应该适用于这种情形（还有我们将简单扼要地讨论到的第三种情形）和政党制。其次，对任何有政党的民主制度历史的考察，通常都会揭示出一个初期阶段，这个阶段可能很短暂，但是没有政党。相反的情况通常不存在。据我所知，美国南部是政党制被无党制取代的唯一地方，而这里显然有一些特殊因素在起作用。通常情况下看来，政党制应该是从无党制中生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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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政治人认定，他确有很大机会击败已在赛场内的单个候选人，他就会参赛，并对各种问题表明立场。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第三位政治人面临的问题，他打算参赛时场内已经有两位候选人。他的基本方法是掂量一下他获胜的机会与竞选的成本孰轻孰重。我们仅考虑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现已在场的两位政治人已经选定了他们的问题，以致他们能大致平分选民。第三位政治人进场，有可能从他们双方都拉走一些选票。例如，在各种问题上选择与前两位候选人同样的位置，但依靠人格推销术取胜。然而更多的时候，他可能不得不选择“支持”两人中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在某个特定问题上将比原来两位政治人的最近位置更极端。通常的结果会是，第三位政治人与原来两位候选人中离他位置最近的那位，都将被击败。因此，不存在促使第三位政治人加入这场竞赛的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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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推论出，倘若一位政治人在某个问题上选择他的位置时犯了个错误，那么第二位政治人通常会选择一个距那个错误位置非常近的位置。因此，从代表了某次竞选中在某个问题上的选民分布的上图来看，第一位候选人选择了位置A，第二位候选人选择了位置B，那么任何在B的右侧选择一个位置的第三位候选人，就会处于比前两位候选人都优越的位置。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第三位政治人进场参赛就会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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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第二位候选人对这种“背后捅刀子（stab in the back）”的做法没有真正的防御措施。在上图中，假如第二位政治人选择了这个分布的中点，位置B′，而第三位政治人选了他稍右侧一点的位置，他还是会被第三位政治人击败。只有在B″位置，在最右边，他才能保证自己不会被从他右侧进场的第三位政治人击败。然而，B″这个位置可能太靠右边了，第一位政治人会打击他，而且这个位置肯定还会让第一位政治人调整其错误。从你的对手头上跳过，在民主政治中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是采取一个妥协的位置靠近他，通常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第一位政治人会移动到B′，并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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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上面讨论过的情况：两位候选人都非常熟练地选择了各自的位置，以致选民在他们两人之间大致平均分布。我们要简化这种情况，假设在这次选举中只涉及一个问题，而且所有可能参选的候选人具有同等的人格魅力。当前的两位候选人占据了下图中的位置A和B。第三位候选人已经没有取胜的位置可占。由于人的心中总会涌出不竭的希望，第三位政治人可能会犯错误，最乐观地讲也是算计失误，他进场参赛选择了位置C。这立刻就能造成保证A获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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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第三位政治人犯下这个错误，就有了让精心计算的第四位政治人进场的机会，他选择位置D，并获胜。依据这前四人选择的准确位置，也就有了第五位政治人成功的希望，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与寡头卖方垄断的标准经济学描述有相似之处。哪个政治人都不可能选到他的最佳位置，除非他知道所有其他人的位置，然而，他肯定会认为他的选择会影响别人的位置。正如在寡头卖方垄断的情况下一样，这里没有确定的解。然而，这种情况与在寡头卖方垄断中看到的情况有一点根本不同：只有一位政治人能获胜。这与通常的寡头卖方垄断假设“哪位竞争者也不能打倒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相形之下，这是唯一可能的结果，而唯一的问题是谁会获胜。正是这个寡头卖方垄断的问题，涉及了梦魇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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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到政党，而且在我一直在进行分析的模型中，事实上没有政党的位置。是的，政治人个人或许可以发展这样或那样的个人追随者，但是在直到目前为止对选举制的讨论中，两位候选人之间的结盟还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可以随时改变。我们还只讨论了政治人争夺同一群选民支持的情况。倘若我们想象一下，有大量的政治职位是由面对不同选民的人来担任的（英国的每位议员都是从他自己的选区中选出的）；或者，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每个选民投票选出大量职位的候选人（美国的选民投票选择其州政府成员），那么，这些没有竞争关系的候选人是有可能结盟的。竞选州长的人和竞选副州长的人结盟对双方都能有帮助。这种相互的帮助不仅采取在多种计谋中合作的形式，而且表现为在多种问题上的一个立场。因此，一位没有同盟者的英国议会候选人，大概无法让其选区中的许多合格选举人相信，他将有能力贯彻执行他的竞选承诺。另一方面，倘若他能把在许多问题上的一种立场不仅表现为他自己的立场，而且还是一个很可能赢得多数人支持的强大集团的立场，选民们很可能就会觉得，给他投上一票将会增加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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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说明，在大多数选举中，问题相对来说处于主导地位。倘若候选人结成政党，那么，获胜的党很可能有能力通过立法兑现其承诺，而那些承诺对选民来说要重要得多。同样，要求选民投自己票的候选人个人的品质，对于选民就不大重要。相互之间没有直接彼此竞争关系的不同政客的联盟，范围可能有限，只涉及几位候选人，但也可能范围很广；在时间维度上也可有多样变化，可以仅在一次竞选中持续（甚至仅存在于一次竞选的部分时间内），也可以持续更长时间。我们将忽略短暂的过渡性的联盟，把它们看作是无党制的正常发展，而只关注持续时间长的联盟，以及每次选举中有多人加入的联盟。这类联盟可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最重要的，在数量上占有压倒的优势，可称为寡头政治；〔40〕倘若所有胜算在握的政客都聚集到一个联盟中，他们就有能力把相互的支持发挥到极致。大多数的俱乐部、工会等，就按这种制度运行，在其他领域也可看到这种情况。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州的拜德政治团体（Byrd machine）〔41〕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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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政治集团对于能进入“圈内”的职业政治家有极大的好处。由于同其他真正称职的政治家结成了联盟，他在对付其职位的当地竞争者时就有了强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处于“圈外”的人，这是个很大的障碍。但是，倘若寡头政治集团要长期持续，它们就必须偶尔改变政策和撤换人员，以符合选民的意愿。在这类组织持续时间很长的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遵循一个简单的制度，以保证这种变化。偶尔也会出现某位特别有才能的圈外人士击败寡头政治集团的某个成员赢得选举的情况。这表明，这位新人在政治上比他取代的人更称职。寡头政治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地位，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的旧同志，并欢迎这位新人占据旧人的位子。因此，随时间推移，寡头政治集团中的人员会完全换掉，但这种制度仍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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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政治的情况，就像只有一位候选人的选举，可以与民主并存，尽管寡头政治集团的成员承受的那种为了在下一次选举中当选事无巨细都必须牢记在心的压力相对较小。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制度时，我们要加倍怀疑，因为一个不民主的制度很可能就隐藏在它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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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寡头政治制度是常见的，但它极少为政府的重要政治制度提供基础。从本质上说，寡头政治制度是从选民不大关心政治组织活动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俱乐部大概是其天然栖息地。在对选民比较重要的一些场合，俱乐部定期“把捣乱分子踢出去”。由于寡头政治集团的运行要依赖于赢得几乎每次选举，它不能在俱乐部那样的情况下运行，因此要么形成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无党制，要么形成我们现在就必须考虑的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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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最简单的情况入手，让我们想象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其中的大量职位是由通过“英式”制度选举出的人员担任的。这些职位是否由不同选区选出的代表机构的成员担任，抑或担任这些不同职务的人，全都由同样的选民们投票决定，我们现在大可不必理会。假如选民定期投票反对当权者，利用这一现象的政客联盟就会捞到好处。因此，会有两个政客联盟为赢得选举相互竞争。我们称这样的团体为政党。应该再次强调的是，政党并非不可避免，无党制确实存在。但是，尽管从无党制过渡到政党制相当容易，反向运动却是非常艰难的。当然，在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律限制，使得独立候选人或是一个“新”党的道路充满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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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选区只选一人的选举制度（a single-member constituency system）〔42〕，如果出现了政党制度，就会出现要求两党制的强大压力，而不是要求三党制或更多党制。这是因为，一个成功的政党必须吸收称职的政治家，还必须让投票给它的人们感到，它能干成一些事情。我们来看看存在三个政党的情况。假设，在一般选民中，35％的选民总是投A党的票，25％的选民投B党的票，还有20％的选民投C党的票。还有另外两伙人：10％的选民有时投票给A有时投票给B；另外的10％选民有时投票给B有时投票给C。显然，C党永远不可能赢得选举。而A党会孤注一掷，把所有竞选力量用于争取那些在A与B之间调换的选民；同时B党会把部分竞选力量也用于这伙人，并把另外部分力量用于争取在B与C之间调换的选民。因此，B在各种问题上的位置，很可能会比A的位置更接近于投票给C党的一般选民的位置。而且，在经过了许多令人灰心丧气的挫折之后，投票给C党的选民多半会转投B党。C党就会很快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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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还没有讨论政党的性质，但我已经暗示，政党就是政治人个人的联盟。当然，情况确是如此，但也总会还有些更多的东西。政党可以发展成作为一个整体获胜的组织，并且争取获得最多的选举胜出次数，而不仅仅是帮助其个别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管理很像一位理性的企业家，尽力去赢得可能获得的最大权力，也愿意为此目的牺牲任何成员个人的福利。真正的政党总是处于自愿签约的个人联盟与理性运作的公司这两极之间的某个地方。一般说来，左翼政党会趋向于后者，而右翼政党会趋向于前者。偶尔，至少在组建初期，政党基本上是为了宣传某种政治理想而建立的组织。共和党恐怕是这种组织最成功的范例。最初于1856年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月组织成立的共和党，是非常成功的，以致在面对1860年的选举时，竟能抱着这样的心态——惠蒂埃〔43〕曾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心态——“再卷旗帜，重吹号角；已有数月取胜在先，四年何事不能成？”我想，不必提醒读者了，从1860年到1932年，只有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入主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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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理性的企业家一样行事的政党，相对于整体性不强的政党，在施展政治计谋时具有明显的优势。看看1956年日本立法机构上院的选举情况吧。上院的150位成员是经由县一级选举产生的。每个县依其人口在这150人的席位中得到其应得的合法席位数。选举方法是，每位选民一票。如果某县可享有五个席位，那么这五位候选人就由得票最多的五人出任。在日本，政治权力的实权在下院，当时有两大政党处于下院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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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党之中，一党在普选票数和议会成员中都占有明显的多数；另一党，社会党，仅希望不要使这个多数上升到三分之二的水平，到了这个水平就会允许修宪了。社会党人选择的策略依赖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比执政党纪律严明。假设，某县将选送五位代表进入上院。再假设选民在执政党与社会党之间按7∶3的比例分化。执政党——主要是政治家个人的联合，如果这些成员想要参选的话，执政党没有能力阻止——派出五名候选人。守纪律的社会党人只能竞选两席。这不是数学上的一个确定值，但是最可能的结果会是执政党三席，社会党两席。如果执政党能将其候选人限制在四人，这四人就会全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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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可能提出的政党组织类型的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来看一下由一院立法的议会制管理的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譬如说，是从40个选区中选出来的，每区选送五位代表。20％的选票就可以保证某位候选人获胜当选，而通常情况下，他获胜的可能为10～15％。因此，这位候选人就要将他的竞选力量集中针对某个认准的选民部分，而且不指望拿到其中半数以上的票数。对各种不同的候选人，这种“策略”很可能会有极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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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位候选人能从与自己在同一选区中的另一位候选人结盟捞到好处，但是与其他选区中的候选人结盟却可以互有帮助。因此，政党制是相当可能的。也许会有至少五个政党，但是很难说有更多的了。在英式制度下，很容易看到要求产生一个两党制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更为复杂。是否要有五个政党、六个政党，甚至十个政党，才能达到“均衡”，这个问题得等一个数学比我好的人来解决。可惜我们不能通过任何实际的例子搞清这个理论问题。尽管类似于我们想象的制度已足够普遍，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但是他们全都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不同的选民集体有不同的规模，此外，选送到全国性代表大会的代表数量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另外的选举规定，这使情况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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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这个简单模型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事实上，用这个工具做更多的研究还是有可能的。这个模型基于的假设具有极简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切合现实世界中政治的程度是相当令人惊讶的。显然，开发另外一些比较复杂的模型也是非常可取的。幸亏在这个领域中，目前已有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完成的工作也在日益增多。或许仅仅几年之后，我们对各种民主运行方式的了解就会比现在多许多，具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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