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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170336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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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八章 多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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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要讨论的情形，是最常见的。尤其是在行政管理等级制的低层级中，政治人大概最容易发现自己处于多位领导的情形。当一位政治人面对多位上级，而这些上级不是作为一个集体，而是作为个人来行事时，这种情形就出现了。下图说明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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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领导的情形比此前讨论过的任何一种情形都要复杂，原因有二。首先，受到影响的领导更多。其次，政治人寻求晋升的目标并不像在以前的情形中那么好限定，有多条渠道向他敞开。在下图中，这位政治人希望移动到“y”。这样做之后，他就能把他现在的一些领导变为平级的“同僚”，同时也会把一些远距离的上级带入他的领导的类别。为了晋升，这位政治人必须获得一位或多位高层领导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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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多位领导，这位雄心勃勃的政治人将会尽力与其中一位或多位上级建立关系。由于领导之间通常也存在着竞争，也由于每位领导都得在这种竞争中利用低层级人员的支持，这位政治人会有一定的自主权来选择领导。当然，他也可以根据职务升迁的需要而转换联盟。在极端的情况下，领导的数量多到足以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与自由签约下的关系相类似。在这个极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政治”关系会与“经济”关系合并。根据我们的目的，这种经济关系可以定义为，能够获得数量足够多的有吸引力的不同选择，从而使转换联盟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在比较常见的多位领导的情形中，年轻而职务低的政治人仍然可以转投到另一位领导门下，而领导也会充分意识到这种前景。因此，上级既不会期望这位年轻人对他忠心耿耿，也不会强求这位年轻人对他恭敬顺从，就像他是单个领导时会做的那样。然而，基本的上下级关系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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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上面的图形中，参照政治人的多位上级并不都处于平等的层级上。现实情况就是如此。正常的组织图，对于不了解等级制工作情况的外人，可能会方便些，但是它并不能表现组织的内部结构。在组织图上表现为平级的人，在权力和影响上可能天差地别，而寻求晋升的政治人会对他们的实际地位感兴趣，而对他们在组织图上占据的“点”毫无兴趣。了解了等级制中直接处于其周围的这些上级的实际地位，政治人就会有了如何对待他们的好主意，而且政治人也就处于一个瞭望台上，可以观察到这些人地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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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多次说过，金字塔顶端行政管理层中的关系，一般会比下层至底层各级中的关系简单。然而，在封建制度下，所谓的多位领导体制，会一直扩展到整个结构的顶层。国王或皇帝只是最重要的大地主（territorial magnates）当中的一个。而且，从国王一方到最低级的小贵族的另一方，权力运转都是连续统一的。各级统治者为了掌握或改善其相对地位，都在不断地施展计谋。这与在任何现代等级制中可以看到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历史上封建结构的情形中，这类事情在公开进行，而在现代等级制下，较为隐晦。这一点可以帮助学生们进行区分，而且我们也发现，封建制度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一般关系能提供有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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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情形：一个年轻人成功地攀附上了一个大领主（feudal lord）。如果他很能干，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引起他这位领导其他追随者的注意，包括那些级别高的人，也会引起别的领主的注意。这时，他就面对着多位领导的情形了，而且他会随时利用这种情形。基本上有三种做法可以供他选择：其一，他可以尽量改善他在现领主眼中的地位；其二，他可以帮助他的领主晋升，并随之与他的领导一起晋级（这前两种做法不一定是冲突的）；其三，他可以改换门庭，投奔其他领主。第一种做法导出的行为模式与在单个领导情形下看到的相同，尽管政治人目前可用的其他选择，必然会削弱迫使他去取悦领导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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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政治人选择了第二种做法，他就必须想办法，以保证领主得到的晋升也能使他自己的利益得到报偿。这里的关键是，政治人所依附的上级是否愿意，并有能力用联盟来奖励他。通常情况下，领主只忙于他自己的权力斗争，但也会关注等级制下层中对其地位不断增强的支持。在严格的封建情况下，这实际上有可能采取军事能力的形式，因为投身战斗构成了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种联盟有可能采取别的形式。这就要提到两位名人：菲利普·德·科米纳（Philippe de Commines）和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他们都是在这种本质上属于封建类型的环境中提升到高位的，尽管他们两人看起来谁对战争都不大在行。他们的政治和外交天赋对其领导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参与战争活动可能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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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倘若这位追随者想从其领主地位的改善中分一杯羹，他必须有理由期望，那位领主愿意把部分胜利果实分给他。这种期望有可能表现为一种含蓄的讨价形式，上级可以此承诺奖励来换取追随者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位上级因为对这位下属很有信心，也可能直接派给他一个责任更大的职位。成功的领导奖励下属的这两个理由，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但这些区别在大多数领导心中大概是混淆在一起的。然而，政治人不必过于关注为什么领主要提升他。对他来说，只要领主得到提升后，能保证他获得奖励，这就足够了。除非政治人得到了这样的保证，否则，他就没有理由替他的上级出头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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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追随者可选择的第三种做法是改换门庭，投奔另一位领导。在新领导能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时，这样做特别可取。追随者这样做的可能性，是任何等级的领主都必须牢记在心的一个基本考虑，也是他用给追随者奖励，使追随者满意，从而能够尽力留住追随者的重要理由之一。然而，政治人也须避免过于频繁地改换门庭。倘若他在领导遇到麻烦时还能坚守门户，这样的名声会使他比他的对手——那种随时准备见风使舵的人——得到高得多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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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读者将会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领悟到许多与此相同的情况。在1960年代的美国大学中，教授要求提薪的一种手法是，找到校方，威胁说他要转到另一所大学去，与之“结盟”，结果他就会得到校方的保证：他的薪金将定期增长。他肯定给了校方这样一种印象：尽管他是忠诚的，他也是会“走人的”，除非他能得到更优厚的待遇。事实上，当他能从其他竞争院校得到明确的金钱方面的待遇保证时，他就常常可以这样做，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其内部讨价还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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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关于封建制度内部固有的多位领导情形的简短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由签约的商业制度下显然也有大量同样的事例。但是在封建制度下，没有法院对已订立的契约进行解释和执行。斯坦利勋爵在博斯沃斯之战〔44〕中背叛了理查，却因此获得巨额奖励。假如是理查三世赢得了这场战役，斯坦利被国王砍了头，那也不是任何法律程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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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把目光从中世纪的欧洲转向现代的行政管理等级制，可以看到几点差别。在这些差别中，有的从表面一看就明白，如：攀上某位高官的政府下级官员，不会学他上级的做派，而他为上级服务时也未必恭敬。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差别：在历史上的封建制度中，领导者与依附于其门庭的人们的关系是明显不加掩饰的，这些关系被看作是整个行政管理结构的基础。而在现代官僚体制中，从行政管理的全球视角来看，这种关系是“不可取的”，因此，势必要被隐藏起来。高层官员们一面在培植自己的个人追随者，一面还要尽力防止低级官员培植亲信。而且，整个组织结构的建设也要有意实现这样的目的——使建立这种性质个人关系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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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差别，事实仍然是，在现代行政管理组织的低层惯常可以看到的多位领导的情形，可以准确地说，就是封建社会结构中多位领导情形的弱化版本。同样的考虑对于政治人是重要的，而且他也必须利用在这两种情形中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技巧。对于这位政治人来说，差别仅在于他施展计谋的自由度。若菲利普·德·科米纳再生于当代，他毫无疑问会在通用汽车公司或美国内务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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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领导的情形在政治人所处的环境中已经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最常见关系，而且在政治人到达行政管理金字塔的最顶端之前，这种关系往往会支配着他的生涯，尽管如此，要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在任何“解”中都肯定会留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具体形态因情况而异，而且几乎总结不出一般适用的原则。在一个极端上，这种情形会与单个领导的情形合并。当参照政治人发现他难以改换门庭，或者他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时，他就处于这个极端了。在另一个极端，多位领导的情形与自由签约合并。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发现自己可以在多个上级间转换立场而无须付出多少个人成本，上级争相邀他加盟的情形，使他几乎与任何一位特定上级都没有纯粹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极端，双方的关系变为“经济的”，而非“政治的”，而有关的分析也可以留给经济学家去进行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是最难进行分析的；之所以难于分析，也正因为它们事实上介于两极端之间，包括了从单个领导到自由签约之间的各种因素，特定的混合构成比例将决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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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用市场理论来做相似的说明。商品或服务的销售者，面对其产品的一个纯粹垄断买方时，就处于非常相似于前面所述单个领导的情形。他必须依赖于这个唯一买方的慈悲心，因此，就得想办法讨好买方。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会在现实市场中广泛存在，但在官僚体制的理论中，它恐怕就比较讲得通了。在另一极端，会有一位卖方，面对着想要购买其产品或服务的大量买方。在纽约证券市场上售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股份的个人，甚至不会知道是谁买去了他卖掉的股票。在索斯比拍卖行卖掉一件老旧艺术品的人可能也不知道买主是谁。至少，他不必劳神以任何个人的方式去打听出买主。大多数市场的情景，就像行政管理的情形一样，也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卖方并非面对唯一的买方，但是他们大多没有足够的选择，使自己能摆脱市场契约中的全部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就是用我们的术语所说的“政治”因素进入了“经济”的制度安排，正如“经济”安排进入了“政治的”制度安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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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面对多位领导的政治人的真实描述，文学原始资料要比科学原始资料更具有启发意义。马昆德的小说常常用极具想象力的方式处理这类情景。《梅尔维尔·戈德温，美国》和《诚挚地，威利斯·韦德》这两本书在这方面特别有用处。卡梅隆·霍利所著《经理套间》也值得研究。现代小说家还有其他一些处理这类冲突情形的办法。为了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我们还得主要查看历史资料，尤其要注重中世纪史，特别要注意中世纪史中二流人物的史实。还可以找到数量大得多的中文资料。主要官员的生平传记和回忆录在中文史料中数量巨大，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几乎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料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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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九章 同僚、侍臣和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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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僚”指的是那些与政治人平级的人，他们在组织位置上与政治人很接近，近得足以加入政治人的权力斗争。同僚在标准图形上的位置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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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这个群体包括政治人的主要竞争对手，以及与政治人组织联系最多的那些人。政治人个人对这些人的态度存在着一种顾虑，但是这种情感必须隐藏起来，而且这种隐藏本身，有可能导致正常顾虑的加重。在前一章中提到的有关多位领导情形的文学和历史信息资源，对于研究政治人与其同僚的关系也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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