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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个领导与集体领导下同僚的行为之间却有巨大差别。作为集体领导，全体选民在评价政治人履行其职责的效率时，恐怕连个中等程度的专家都算不上。另一方面，政治人要想欺骗全体选民，恐怕要比欺骗一位领导难多了。这种概括，对于我们中间熟悉民主过程的那些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因为民主过程中已经包括了政治人许多非常不确定的行为类型。但是，在对任何一位独裁统治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近距离的研究之后就会发现，独裁下的欺骗机会远远多于民主下的欺骗机会。想要用谎言影响选民的人，必定得公开进行诬告。因此，谎言就被曝光，有了遭到反驳的可能。尽管事实真相或许压不过谣传，但毕竟有了反击的机会。反之，在单个领导的情形下，除了这位领导和那位打小报告的下属（这里假设小报告是编造的），就没人能确定真相了。在这种情形下，遭到诬陷的人将没有反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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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选民不大会过多关注政治人竞争对手之间的任何相互指责，但选民中却总有一些个人会去进行必要的调查。出现这种个人调查的可能，将会约束面对集体领导的政治人，而处于单个领导情形下的政治人则不那么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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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同僚关系中不大容易上升却可能下降的高官，在集体领导下，出现公开保持沉默私下合谋的情况也会比较少。这种类型的行为，只有在单个领导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发生，因为单个领导是单独一个人，这肯定限制了他的各方面关系。他个人所能见到的所有人，肯定都是处于等级制上层根基稳固的人。相比之下，集体领导，作为一个实体，可能根本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会有个人关系，而这些个人关系加在一起，就会非常庞大。几乎任何一位想升官的人都能吸引到这个集体领导中至少几位成员的关注。如果这位雄心勃勃的新人再有一些必要的才能，就会引起他需要的所有人的关注。他可能随时打破任何资深同僚们想要实行的保持沉默合谋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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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领导下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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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领导的情形，在政治人处理他与同僚间的关系时，会带给他一系列非常不同的问题。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我们关于政治人世界的示意图。小黑点表明的是其他政治人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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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回忆一下，参照政治人的目的总是要使自己在等级制中的位置向上移动，为了能达到这一目的，他开始盘算，至少有几位现在是领导的人会成为他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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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这种情形前进，就要得到一位高层领导的青睐。这位胸怀大志的政治人将尽力与高层领导中的一位（要是可能的话，数位）建立联系。但是在多位领导的情形中，这些领导本身是相互竞争的对手，他们还得向更高的领导争宠。在这种竞争中，他们得利用低层人员的服务和忠诚。正如我们先前表明的，这时，政治人就获得了一些选择机会，以确定自己要投靠哪位领导。而且，他还可以在领导之间改换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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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分析中已经概括了这种情形中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大都能决定同僚中的关系。对于参照政治人，他的同僚们本身就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像他自己一样，与高层领导中的同一位成员结成联盟的那些人；第二组是与多位领导中其他成员结成联盟的那些人。政治人与这两组同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与第一组同僚，他会加入到他们的共同愿望中，要看到他们都依仗的那个领导肯定能得到提升，并保证把他们一干人马都带起来。在这组同僚中，他要警惕个别成员与他争相向这位领导邀宠，成为他的竞争对手。至于第二组同僚，由于他们支持的是多位领导中的其他成员，政治人将把他们总体上看作是敌人，是阻碍他的圈内人提升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他也不必把这个圈外人中的所有成员都看成是他个人的敌人，而且一旦时机投缘，政治人还可以考虑改换门庭，成为这组人中某个圈子内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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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位领导情形中同僚关系的原则，已经没有多少可再说的了。当然，实际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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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臣与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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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对政治人做个总体区分了。在任何一个等级制中，总会有一些个人差不多是完全靠着领导的青睐到达目前的职位，并期盼着继续提升的；也总会有另外一些个人，拥有一些外部的支持资源。外部“资产”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在美国的情况下，政治人有可能自己就很富有，因此他用不着特别依赖他在这个等级制中的工作来养家糊口。此外，这位政治人可能有一些权势关系，使他在与领导打交道的时候可以得到区别对待的好处。还有一种支持资源在于政治人的技术专业知识，这些特殊的知识或技能，至少在他的顶头上司眼中是不可替代的。最后，政治人可能在这个等级制中的低层级成员中已经获得了可靠的人脉关系。与这些外部独立资源略有不同的是，这位政治人可能有个性上的内在强势，使他能不在乎个人成本而采取一种独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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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上级能给他的奖励或施加的处罚都不特别感兴趣或在乎的人，就不会真正依赖于这位上级。我将把这种类型的官员称为“男爵”，采用的是中世纪贵族的称谓，这类官员活像贵族。领导对于等级制中真正“男爵”的态度，经常有些模棱两可。他知道，他不能随意“支使”这些人，而且由于他们地位的优越，他们对他的重要性还要大于他们的同僚。“男爵”也给他们的同僚带来了一个特殊问题：他们不可能轻易地遭人诬陷失去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的地位，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是靠领导的个人青睐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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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型的政治人，处于与“男爵”相反的极端，完全依赖于上级的垂青。我要把这些政治人称为“侍臣”，也是因为通常用这种称谓所指的人似乎已经接近于纯粹的类型。由于“侍臣”完全依赖于领导的垂青，他们会被迫付出比“男爵”们愿意付出的大得多的努力去讨好领导。然而，“侍臣”依赖于领导的这个弱点，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区别对待的好处。领导肯定知道，“侍臣”比“男爵”更“值得信赖”，因而也愿意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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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中世纪的宫廷。从国王的观点来看，宫中的人士可以泾渭分明地划分为两类，他的官员和这个王国中的贵族。倘若国王是睿智的，他的大臣们就不会是有大片土地的大领主，相反，大臣们会从文官中选拔出来。这些人应该是纯粹意义上的侍臣，而且完全服从国王的控制。从历史记载来看，贵族是个势力大得多的群体。国王对他们只能多迁就（primes inter pares），而且如果国王不听劝告，给了贵族机会，他们完全有能力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在这种结构中，为国王的利益着想，显然就要破坏“男爵”的地位，使权力从他们手中转移到侍臣手中。同样清楚的是，为“男爵”们的利益着想，就要防止这样的权力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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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各国直到现代的历史可以用这种基本的竞争说来解释。在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国王赢得了斗争，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中，有一些带有封地头衔的贵族，但是他们都是完全服从于国王的大臣。另一方面，在神圣罗马帝国，男爵们赢得了斗争。再有，在路易统治时期，皇帝的头衔差不多就是个荣誉称号，由德国贵族中最有势力者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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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个例子表现出的区别，男爵和侍臣的划分肯定是个程度问题。这证明，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男爵们处于比较令人满意的地位。他们服从于领导意志的程度较小，个人不受侵害的保障较多，而且通常比他们那些侍臣同僚的权力更大。这简直就是用另一种方法去说明，在政治人一方，总是存在着寻求“安全”的压力。事实上，一个不能被辞退或降职的人，都会向着男爵的方向演变。只有在他仍然对保证进一步的提升感兴趣时，才会继续做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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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层级官员中发展忠诚而专一的追随者，是成为男爵的另一种方法。例如，美国国务院的人曾把迪安·艾奇逊〔45〕作为崇拜偶像。当共和党在1952年赢得总统大选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46〕费了很大力气才使国务院服从他的掌控。在这个具体例子中，艾奇逊在国务院的地位，从他自己一方来说，并非是他有意识谋求来的，但是其他领域的政客们早就懂得故意利用这种技巧了（J. 埃德加·胡佛〔47〕和罗伯特·摩西〔48〕不都是很好的例子吗？）。政治人也可以尽力安排自己的位置，好让上级依赖于他的技术专家意见。他若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变成了一个“男爵”。档案管理员不能被解雇，因为他是唯一可能了解档案制度并发现升官传奇的人，而传奇恰恰说明了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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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升的问题上，“男爵”和“侍臣”的地位区分更为复杂一些。假设领导不想扩大等级制中一位“男爵”的权力，因为后者可能在任何一个特殊场合藐视他。另一方面，晋升到高层会使这位“男爵”皈依，变为侍臣。例如，在封建时代，一个小采邑的领主有可能在宫廷中得到一个高位。由于高位仅能从博得君主的欢心取得，这位原本可以继续当个男爵的领主，就可能像个“侍臣”那样行事，以在宫廷中掌握权力。一位君主可能只愿意与侍臣打交道，但是为了把“男爵”降至侍臣的地位，他也会考虑给男爵晋升。但是，为这种目的进行的提升，通常要比等级制中一次简单的向上调级重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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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也不能使升官的人结束其“男爵”身份的情况是存在的。遇到这种情况，君主就会不愿安排晋升了，但他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再用封建时期的欧洲为例，为了政府的运行活动，政府系统中必须有高层贵族。国王可能偶尔会发现，有必要把男爵提升为伯爵。一个新伯爵即便是个比先前重要的人物，但可能仍然是我们的术语所说的“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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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的文官和军官，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这种特性。降职使用或辞退开除是极其困难的事。领导唯一可用的奖惩办法就是晋升或拒绝晋升。然而，在一次晋升之后，能够促进下级的也只是再一次晋升的愿望。这个事实，一旦与一种普遍的轮换制相结合，就使领导难以获得其下属的合作。一位已经积累了足够获得晋升资历的官员会千方百计谋求晋升，也就是说，他会开始花大量时间来讨好他的上级。但是，在他得到晋升之后，他会放松下来，仍然像个“男爵”那样去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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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在下次晋升之前的这段时间，由于轮换制，他会在不同的上级手下工作。因此，尽管他当前的上级最近给了他晋升，但他已没有多少兴趣再去执行他们的意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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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具体例子中，领导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等级中再分出许多可用的层级，使晋升的可能性永远存在。美国文官制度中就存在许多级别，远比根据普通行政管理理论应该建立的级别多。我认为，这至少部分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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