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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读者将会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领悟到许多与此相同的情况。在1960年代的美国大学中，教授要求提薪的一种手法是，找到校方，威胁说他要转到另一所大学去，与之“结盟”，结果他就会得到校方的保证：他的薪金将定期增长。他肯定给了校方这样一种印象：尽管他是忠诚的，他也是会“走人的”，除非他能得到更优厚的待遇。事实上，当他能从其他竞争院校得到明确的金钱方面的待遇保证时，他就常常可以这样做，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其内部讨价还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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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关于封建制度内部固有的多位领导情形的简短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由签约的商业制度下显然也有大量同样的事例。但是在封建制度下，没有法院对已订立的契约进行解释和执行。斯坦利勋爵在博斯沃斯之战〔44〕中背叛了理查，却因此获得巨额奖励。假如是理查三世赢得了这场战役，斯坦利被国王砍了头，那也不是任何法律程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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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把目光从中世纪的欧洲转向现代的行政管理等级制，可以看到几点差别。在这些差别中，有的从表面一看就明白，如：攀上某位高官的政府下级官员，不会学他上级的做派，而他为上级服务时也未必恭敬。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差别：在历史上的封建制度中，领导者与依附于其门庭的人们的关系是明显不加掩饰的，这些关系被看作是整个行政管理结构的基础。而在现代官僚体制中，从行政管理的全球视角来看，这种关系是“不可取的”，因此，势必要被隐藏起来。高层官员们一面在培植自己的个人追随者，一面还要尽力防止低级官员培植亲信。而且，整个组织结构的建设也要有意实现这样的目的——使建立这种性质个人关系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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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差别，事实仍然是，在现代行政管理组织的低层惯常可以看到的多位领导的情形，可以准确地说，就是封建社会结构中多位领导情形的弱化版本。同样的考虑对于政治人是重要的，而且他也必须利用在这两种情形中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技巧。对于这位政治人来说，差别仅在于他施展计谋的自由度。若菲利普·德·科米纳再生于当代，他毫无疑问会在通用汽车公司或美国内务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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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领导的情形在政治人所处的环境中已经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最常见关系，而且在政治人到达行政管理金字塔的最顶端之前，这种关系往往会支配着他的生涯，尽管如此，要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在任何“解”中都肯定会留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具体形态因情况而异，而且几乎总结不出一般适用的原则。在一个极端上，这种情形会与单个领导的情形合并。当参照政治人发现他难以改换门庭，或者他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时，他就处于这个极端了。在另一个极端，多位领导的情形与自由签约合并。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发现自己可以在多个上级间转换立场而无须付出多少个人成本，上级争相邀他加盟的情形，使他几乎与任何一位特定上级都没有纯粹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极端，双方的关系变为“经济的”，而非“政治的”，而有关的分析也可以留给经济学家去进行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是最难进行分析的；之所以难于分析，也正因为它们事实上介于两极端之间，包括了从单个领导到自由签约之间的各种因素，特定的混合构成比例将决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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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用市场理论来做相似的说明。商品或服务的销售者，面对其产品的一个纯粹垄断买方时，就处于非常相似于前面所述单个领导的情形。他必须依赖于这个唯一买方的慈悲心，因此，就得想办法讨好买方。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会在现实市场中广泛存在，但在官僚体制的理论中，它恐怕就比较讲得通了。在另一极端，会有一位卖方，面对着想要购买其产品或服务的大量买方。在纽约证券市场上售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股份的个人，甚至不会知道是谁买去了他卖掉的股票。在索斯比拍卖行卖掉一件老旧艺术品的人可能也不知道买主是谁。至少，他不必劳神以任何个人的方式去打听出买主。大多数市场的情景，就像行政管理的情形一样，也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卖方并非面对唯一的买方，但是他们大多没有足够的选择，使自己能摆脱市场契约中的全部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就是用我们的术语所说的“政治”因素进入了“经济”的制度安排，正如“经济”安排进入了“政治的”制度安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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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面对多位领导的政治人的真实描述，文学原始资料要比科学原始资料更具有启发意义。马昆德的小说常常用极具想象力的方式处理这类情景。《梅尔维尔·戈德温，美国》和《诚挚地，威利斯·韦德》这两本书在这方面特别有用处。卡梅隆·霍利所著《经理套间》也值得研究。现代小说家还有其他一些处理这类冲突情形的办法。为了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我们还得主要查看历史资料，尤其要注重中世纪史，特别要注意中世纪史中二流人物的史实。还可以找到数量大得多的中文资料。主要官员的生平传记和回忆录在中文史料中数量巨大，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几乎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料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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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九章 同僚、侍臣和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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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僚”指的是那些与政治人平级的人，他们在组织位置上与政治人很接近，近得足以加入政治人的权力斗争。同僚在标准图形上的位置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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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这个群体包括政治人的主要竞争对手，以及与政治人组织联系最多的那些人。政治人个人对这些人的态度存在着一种顾虑，但是这种情感必须隐藏起来，而且这种隐藏本身，有可能导致正常顾虑的加重。在前一章中提到的有关多位领导情形的文学和历史信息资源，对于研究政治人与其同僚的关系也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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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僚间的关系基本上由领导的情形来决定。单个领导的情形使一组同僚服从于一个人，即单个领导的意志。同僚中每个人的升降职都要取决于那位领导个人的决定。同僚组中各成员间的竞争会因权力结构的简化和明确而加剧。这位领导通常不会在他所有的直接下属中平等分配奖励，结果就会在同僚中出现一种“亲信”等级。对亲信等级的了解，以及要改变它的尝试，都将在绝大部分同僚组成员的各项计划中占据主要地位。政治人个人一定不能只竭力讨好这位领导，他还必须记得，他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依靠其他在这同一目标上取得成功的人。倘若政治人是明智而有抱负的，他很可能会既努力讨好领导，又暗地里破坏其同僚的这类努力。他在尽力向上级展现自己最好形象的同时，也会暴露其同僚的最坏形象。这个双重任务的确困难，因为，在某些道德体制下，“说人坏话”会让干这种事的人名誉扫地。政治人在向他的领导谈论他人时，必须时刻认识到，领导很可能不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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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政治人可以有许多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有一个办法看来可以适用于多得让人吃惊的例子，只要政治人一开始就树立个样板说法“我从不搬弄是非”，然后再去传播流言。这种做法常常会奏效，因为领导会意识到，倘若每位下属在打探到下属中的一个对手做了一件领导可能不同意的事时都能向领导汇报，他对自己领导下的这个等级制的控制就能得到改善。因此，领导对普遍的文化道德标准最多也不过就是点头认可。还有其他一些可以让同僚中的竞争对手名誉扫地的办法。克拉夫钦科讲述了一种在他工作过的某个苏联机构中使用的简单方法。政治人对某个竞争对手的行为做了些记录，为的是“仅供自己参考”，然后把这些记录放进自己的保险箱。由于秘密警察知道所有保险箱的暗码，并且定期进行检查，政治人对其竞争对手的看法保准会通过这种例行检查被送到他的上级手中，但并不直接提到他。这种故意不让领导用耳朵“偷听”别人评论或对话的做法，看来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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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种可以实现同样目的的方法，只要巧妙掌握同僚之间的谈话技巧就行了。同竞争对手谈话时，安排一个谨慎的谈话线索有可能使对方相信，领导已经觉察了对方的某方面行为。用这种办法，竞争同僚有可能被误导，去向领导做不必要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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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方法——引发领导对某个特殊领域的兴趣，结果某个竞争对手在该领域的缺点很可能就会暴露出来。或者，也可以让两个竞争对手中计发生冲突。这会使他们双方名誉扫地，而使政治人从中渔利。总之，可用的方法多种多样而且简单易行，这里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类研究。当然，只有在时机允许时，政治人个人才有可能利用这样一些机会。总之，他能充分控制的只有他自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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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还必须对其同僚同样的活动不断保持警惕。最简单的保护方法是，绝不做领导有可能不批准的事情。然而，这是个万全之策，但也极少实际效用。正如前面谈到的，什么能讨领导喜欢，什么会招领导厌恶，将取决于领导掌握的信息，而政治人恐怕永远也无法准确知道那个信息是什么。再有，政治人的一位竞争对手可能会不怕麻烦，刚好在他做出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决定后，帮助领导了解了那件事的真实情况；再加上这样一个事实，政治人有可能忽略了领导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棘手。最后，我们必须回忆起，政治人为领导效力，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倘若政治人全心全意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自己的愿望置于领导的愿望之下，那么即使他讨得领导欢心，实际上也会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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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在私人活动范围和公务活动范围之间存在明确的划界，这个最后的复杂事物可以化简。一个人有可能相当愿意在每天的8小时内服从另一人的意志做事，以换取适当的收入，同时保持在余下的16小时中完全的个人自由。然而，大多数领导对下属的个人生活实行某种控制，尽管这并不总是有意识的。帕尔默斯顿曾拒绝一位外交官的晋升，说他“打老婆”。而我们也很熟悉现代美国公司中调查一位有前途的中级管理人员妻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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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必须接受这种可能性——他的同僚会让领导了解他个人生活和公职中的不光彩事实。轻易就可蒙骗上级的活动可能骗不了同僚。同僚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留心可能出现的失误。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说，同僚这伙人就是作为领导的代理人在行事，对这伙人中的每个政治人个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按照领导的意志办事。因此，政治人必须努力让自己的行动，不只对领导也要对他的同僚，明白无误地表现为领导意志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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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与大多数原则一样，也服从于几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首先，同僚捏造的是非偶尔会被当真，从而中伤政治人。领导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面调查某个下属每一项受到指控的辜负信任的行为。他通常会根据他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初看貌似有理的可能来判断听到的坏话。因此，政治人必须在领导心目中树立一个过得硬的可靠形象。如果这个形象充分有力，政治人就可以抨击其同僚的声誉，而不大惧怕同僚抨击他。反之，倘若政治人已经被认为不可靠了，他就可能被有关他个人或公务的明显的谎言彻底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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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限制同僚作为领导执行代理人效力的第二个条件，寓于同僚们自己利益的必要互动之中。举个极端的例子。假若内阁的所有成员都在从组织的钱匣子里掏钱，那么，他们谁都不大会提出审计账目的建议。用潜规则交换在许多问题上的沉默，这种情况在同僚这伙人中间是常见的。尽管，如果明智的政治人对这种潜规则多一些自信的话，这看来就很成问题了。当然，在人们意识到政治人并非只寻求晋升时，这种潜规则也就有了存在的基础。政治人也必须保住自己的职位，防止被降职。在单个领导的许多种情况下，有着同僚关系的各位政治人大都会行为保守，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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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领导下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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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关注的同僚关系范围内，集体领导的情形与单个领导的情形没有很大区别。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集体必须作为一个单位行事。集体领导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某个特定的政治人去执行某项任务。各色争相向集体领导邀宠的政治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按他们在单个领导情形下的同样行为行事。有同样的关注放在确定领导的需要上，有同样的努力用于给人留下满足领导需要的印象，也有同样的用心要让竞争对手名誉扫地。这种情况可以在绝对统治者的私人班底中看到，而总统竞选在许多方面则表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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