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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十八章 放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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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我打算讨论某些类型的组织，即那些应用广泛而又避开了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的限度问题的组织。从实质上说，避开这些限度的方法有两种：首先，等级制组织有可能被约束在那些监督变得相对容易的领域，因此，在这些领域中，该等级制的负责人几乎不费力就能使自己的意愿得到贯彻执行。这种类型的组织将在以后各章讨论。其次，对这一官僚体制的要求有可能放松了。人们可以把等级制必须贯彻执行上面“命令”的要求丢在一边，并允许该组织自行其是。谁也不打算为这样的组织形式辩解，但是，在对官僚体制进行综合研究时必须意识到，人们时常是遵循这类方法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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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内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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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一方法之前，必须说明一个特殊问题，即使是稍稍偏离了主题，这种代价也是必须付出的。现代官僚体制常常受到抨击，即官员们不做事。这个抱怨更为复杂的一个版本是，尽管官员们忙得烦躁易怒，他们还是像沙漠孤岛上的中国洗衣人，只不过是在洗相互的衣裳，而他们对外界的影响无异于他们不做事。〔23〕显然，这类官僚的组织几乎不会提出什么监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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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指责有某些道理。在官僚体制外面同它打交道的人可能对它完成了多么少的“工作”印象深刻。例如，美国国务院中的大部分工作是雇员准备报告和分析资料，然后，这些报告要由另一些雇员来阅读，然后准备文件；这些文件则只由第一份文件的作者来阅读，如此等等。然而，这些指责基本上是肤浅的。从外部来看官僚体制，并根据“认为”它“应当”做的事情来判断它，这样的指责看似有理。从内部来看官僚体制，从官员个人的视角来看，则可以看到，这个组织的成员通常正在做着那些将使他们得到上级奖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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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为获得奖励而做事的情况可能并不是很明显。当我还在芝加哥做一个法律文书时，在凯利当政期间的后半段，我逐渐熟悉了一些市和县级政府中的各种办事机构。很明显，并非所有这些办事机构中工资单上的雇员都必须定期汇报工作，而汇报工作的人中也没有谁有过度操劳的危险，这也是很明显的事。然而，要说这些人啥事都没做，恐怕还是不正确的。他们是被其上级雇来“拉选票”的，而做这件事他们是相当积极而有效的。一个人若只看到他们在其正式任命的职位上的活动，或许会轻易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这些人游手好闲，那可是大错特错了。这个特定人员的例子表明，在判断某个组织是不是在做事情时，必须考虑到的是上级的、领导的真实意愿，而不是外部观察者认为他们应该有什么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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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华盛顿的官员们不过就是把文件翻来翻去”的共同看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譬如说，由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局准备的文件，可能从未被任何人读过，也没有人认为重要，人们可能就由此推理说，这整个事情是白费力。实际上，该组织的上级确实需要这些文件，尽管他们也极少去读。例如，该组织的一位高层成员写了一篇好文章，有14页。由于单看这篇文章似乎不大有吸引力，他就让其下属每人准备一篇有关同一主题的文件。尔后，他把这些文章收集成书，油印成册，共有150页，并把他的文章标上“导言和摘要”置于卷首。用这种方法，这位聪明而有抱负的政治人就能让他的上级对他的能力留下印象。即便恐怕没有人读过这整本书，读过“摘要”的却大有人在。该书因此而对委托制作它的上级有了大用场。取自《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中的空白页和摘录都不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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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情况通常还要复杂得多。就算绝大部分内容都没能引起多少注意。这里的关键又是，外部人士可能看到老长一串报告还没人读过，就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活动，而从内部人士的视角看，这些报告却可能相当必要。这种同外部人打交道的官员似乎都很有趣而且彬彬有礼，但是似乎却什么事情也没办的情况，或许可以用同样的背景来解释。这位官员可能真诚地想帮助外来人解决困难，但是，如果要解决困难就得向他的上级提出一些问题，他就会非常谨慎。这位官员最终可能会表现出不愿采取行动。这里的困难并不在于这位官员个人的懒惰，而在于从职业立场来看，他对该等级制中的其他成员施加压力的做法不可取，除非这种压力有可能给他带来某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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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自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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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暂短离题，针对一种共同的批判为现代官僚体制做了辩护之后，我现在打算来讨论我要称之为官僚体制中的“官僚自由企业”和“帝国”体制。这些情况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存在于这样的官僚体制中，这种官僚体制已经大大超越了控制限度，因而实际上并非正在履行领导建立该体制原本要履行的职能。每一种情况下的特殊因素可能相当复杂，但是我们可以用代表该谱系上两种极端情况的两种纯粹类型来简化分析。历史上有一些接近于每种极端情况的事例，但是大多数真实的组织都是这两种极端情况的某种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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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自由企业”，正如我要给它的定义，是当努力扩展一个等级制组织的规模超出了其实际限度时，一种多少自然发展而成的体制。正如本书的分析反复表明的，组织越大，其直接代表该组织最高领导、高级官员意愿的行动就越少。想想看，一个非常庞大的行政管理结构或金字塔，从顶层到处于“前线”的人们——也就是与外界打交道以贯彻执行组织任务的人们——之间有着10个等级或层次。如果我们接受——作为一种粗略的近似值——第十五章中做出的数量估计，处于顶层的单独个人或集体对底层的那些人肯定没有多少控制力或根本控制不了。在这种类型的一个大型组织中，“指挥链”上的每个环节都会对从上面接到的命令做一些修正和改变，而改变还会相互叠加复合；作为这一系列改变的结果，中央的控制就被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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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得出结论说，在这类非常大型的组织中，官僚体制具体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将可自行其是，无论据称它应该服从的权威是谁。“它”，也就是这个官僚体制，会去做事情，会采取行动，不是由于这些行动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威——权力中心——所属意的，而是由于这些事情，这些行动，是该官僚体制自身的发展过程所导致的。这并不是说，该官僚体制中的各色人等都能自由选择其各自的做法。相反，根据我们的假设，每个人每采取的四项行动中，就有三项要受到其直接上级的控制，余下的25％代表了个人行动非常有限的一点自由度。个人行动的实际自由度因不同组织，以及同一组织内的不同层级而有所变化，但是我们假设的75％的行动受到上级控制，很可能是个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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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为这种体制，或为带有这类模式特征的组织，提供任何合理的辩护。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会带来最坏的情况，既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也缺乏个人的行动自由。正如先前已经提到的，这些体制通常是偶然发展而来的，并非由设计或有意识的选择而来，它们是因努力要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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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国务院似乎就大致接近于这里讨论的纯粹类型。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极度扩展，美国国务院就是这种扩展自然而然带来的结果。直到不久前，对外事务还是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根据世界各国外交部的规定，它只包括某些国家间的关系。还是直到不久前，没有哪个国家想要同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在那些确与某个特定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在许多场合下，这些关系是纯粹走形式的。大多数大使和部长们的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例行公事和等待之中。人们期望他们能熟悉其驻在国，但是，只有在该国由于某种原因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扮演积极的角色。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只有少数几位大使会积极执行外交政策。因此，外交部长或国务卿会发现，监督三四位大使的外事活动是个相当轻松的任务。而在旧体制下，这是个将能应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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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直到最近外交还受到范围的限制。即便是一国与最重要的那些大国的关系，在旧体制下，也只会关注它自己与别国关系中的几个方面。这并不是说，不关注现代宣传活动中的许多内容，如颠覆活动、间谍活动、贿赂行为、贷款、经济援助和技术建议等。旧体制与现代体制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范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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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国务院不仅试图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许多国际组织保持积极的关系，而且也涉足这些国家国内生活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方面。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务院，试图对伊朗的三年级课程或者韩国玻璃制造厂的选址等事提出“政策”（或者更准确地说，掺和进去）。一旦试图执行这样的外交政策，要处理范围如此广泛的问题，官僚自由企业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官员个人会按他们自己对上级愿望的理解去决策。做出的决策说是“政策”，但是根本不存在协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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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自由企业体制具有如此明显的弊病，却没有补偿性的长处，这使支持这种体制的论点似乎无法立足。然而，例如削减美国国务院这类官僚结构的建议，总是遇到巨大阻力。这种阻力很可能部分建立在一种单纯的对等级制的专注上，部分建立在“我们必须这么办”的感情上。后一种立场天生就是非理性的。例如，我曾与各种人士讨论过美国外交政策机构，他们都同意我的分析。他们接受了这些事实：那里没有真正的协调；那里有一种让各个单位反向运动的倾向；而且一般来说，在贯彻执行其目标方面，差不多可以说是全面失败了。然后，当我向那些人建议说，应该对外交政策任务的范围进行某种激烈的缩减时，他们几乎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说，这在现代世界是不可能的。为了使现存体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会捡起那些要求外事部门以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有效方式运行的论点。当他们发觉自己的立场出现了矛盾时，他们会表现出恼怒和尴尬，除此之外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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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官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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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体制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的：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大致会用同样的方法。处于这样一个体制顶端的最高领导，并不想在其“帝国”内把他自己的想法当作应该完成的事情加以强制执行，只是任命一些来自相似文化环境的下属。任命之后，就或多或少地让他们自行其是。监督的工作可能仅限于消除偶尔出现的离经叛道者，以及确保这些下属中无人能获得足够大的权力而威胁到这位领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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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熟知的一个例子是，英帝国在其最强盛的时期几乎完全不靠白厅的直接命令来运行。各个殖民地的总督，在许多情况下，从上学的时候起，就为伦敦所有内阁成员所熟知，因此他们得到充分的信任，可以自行其是。这回轮到这些殖民地总督遵循同样的体制对待他们自己的下属。“地区专员（district commissioner）”极少收到其上级的命令或指示。由于他“可靠（sound）”，他从一开始就得到选拔，而且就因为他“可靠”，他可以在自己的职位上发号施令。这种体制使得行政管理的范围可以非常宽，差不多有30位殖民地总督直接向殖民部大臣汇报殖民地的事务。而且，也是在英帝国的辉煌时期，这位殖民部大臣在伦敦竟然几乎没有办事人员。他的主要任务不是为执政党拉选票，而是任命总督，偶尔也撤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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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重视中央控制的情况可以从英属西印度群岛看到，英国在那里控制着大量岛屿，其中的许多岛屿非常小。“管理效率”的要求显然会建议，这些岛应该组成一个大的单位，由单独一位总督来领导，然后，这位总督再为每个小岛任命一个下属。但是这并非实际采用的做法。由于历史的偶然，有些小岛被归为一组，但是大部分背风群岛和向风群岛有各自的总督直接对伦敦负责。显然，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指望殖民部大臣对巴巴多斯的发展倾注多少关注。这种体制能起作用，就是因为听任总督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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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帝国”体制非常近似的体制被罗马帝国、波斯人，而且实际上被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庞大帝国利用过。这种体制曾是中华帝国行政管理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那里，它与一种教育结构结合起来，以保证所有可能成为政府雇员的人都得通过政治哲学方面强化和同一的训练；同时还伴随着一种考试程序，以保证那些在接受这种教育中最成功的人士会被任命为政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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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帝国”官僚体制由于控制范围很广而常常很好识别。试图认真控制下属的政府等级制常常允许一位上级直接监督三五位下属。然而，倘若这位上级只是任命和撤换下属，他就可以“监督”多得多的人，控制范围甚至可以从10人扩大到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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