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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强调，公民应积极直接参与，并由此在民族国家内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共好。这样的共和主义在实践上是不容易的。这种共和观强调群体的一致共识和直接民主。它很难在幅员广大、多民族、多地域差异的现代国家中得到实行。即使在有可能实行的情况下，这种共和也很容易被民粹政治所绑架，蜕变为以集体意志为名的政治专制。共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理想，所以它往往被用作批判自由主义的武器，包括自由主义的缺乏群体意识，忽略群体内平等问题，不力倡积极公民参与，等等。尽管共和论者不一定反对市场本身，但他们却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把社会群体简单地市场化，反对自由主义把社会群体和公民个体的关系建立在消费者关系的模式之上。共和论者认为，自由主义所说的群体太强调个人利益的主导性，太容易接受贫富的悬殊差距，太不在乎贫富差距对社会凝聚力的破坏。共和论者坚持认为，商业社会所营造的那种物质主义与公民共同享有公共财富的理念不符。希腊时代倡导共和最有力的是鄙视物欲贪婪的斯多噶派禁欲主义者。今天的共和主义者虽不再持禁欲主义，但他们仍然痛恨商业社会的奢侈消费、放纵自我欲望、只顾自己满足而不顾他人需要。他们反对人与人之间的财产鸿沟，因为这种鸿沟就像传统的身份地位、权力鸿沟一样在破坏公民群体的团结。各种各样的人际鸿沟都是社会不公的表现，也都使人们无法以平等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公民群体的共同事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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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主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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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是一切群体的构成元素，自由主义因此可以很自然地把国家群体扩大为全球人类群体。自由主义在想象国家或全球群体时都不把群体共同价值基础作为一个条件，这是它和共和思想的根本差异。自由主义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政治理论，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对它有不同解释和不同的强调，对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更有不同的理解。17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伴随着市场社会的形成而发展起来，当时的市场代表着一种颠覆传统等级社会的变革力量。早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是明了自己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的理性主体，社会和政府应当是个人为追求自我利益而在彼此间形成的契约关系和维护形式。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是公民权利、良心自由和政府来自公民认可的合法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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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信念延续至今，但今天的自由主义内部却存在着两条造成多元解释的分歧线。第一条分歧线是对自由市场的看法。自由主义者中有的继续强调个人自由与自由市场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政府控制必为祸害。这是当今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自由主义者中还有的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与自由主义价值并不完全符合，市场必然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适当的国家政府干预。他们还认为，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平等，就必须维持公民的社会权利（如社会福利和通过工会争取合理工资和良好劳动条件的权利）。这是社会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派的立场。第二条分歧线是对民主和政治参与的看法。直到20世纪初，还有自由主义者不赞成将投票权扩大到贫穷者和妇女的范围。自由主义者大都对多数人暴政的民主持有戒心，强调要用宪政和法治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但也有自由主义者强调公众的自我教育作用和参与的重要性（如杜威）。自由主义内部的这两道分歧线交叉汇合，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公民概念，即市场自由主义、正义自由主义和市场批判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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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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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自由主义源自17世纪的霍布斯（Hobbes）。市场自由主义延续霍布斯提出的个人主义主张，强调个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私人生活，个人缴税和尽其他社会责任都是不得已的事。但是，市场自由主义并不同意霍布斯的政治主张，不赞成个人权利服从社会秩序要求，也不赞成集中的国家权力。市场自由主义强调公民自由和宪政权力制衡，但并不主张公民直接参与，因为直接参与的结果往往是非理性民众运动和社会动乱。市场自由主义持最低程度的公民观，公民只要管好自己的利益，不干涉他人的私事，不触犯法律就行。公民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只是以投票人的身份起一种起码的否决作用（官员做得不好时，让别人做做看）。16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自由主义在西方成为一种新右派政治理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那里，社会和生活的任何领域中，个人都是消费者，个人选择任何政策都是从他自己理解的自我利益出发，无所谓什么社会共善概念。因此，公民权利也就变成单纯的消费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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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自由主义欢迎并主张经济全球化，强调的是市场超国界或者无国界。但是自由市场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少数特殊世界公民的全球化。它的世界公民是经济公民，尤其是那些做跨国生意的人，“他们说多种语言，懂多种文化，行走于世界”，只有他们才“真正变成了世界公民”。17市场自由的最低程度公民观相当适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观。既然公民身份本来就以经济利益而非积极政治参与来定义，个人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无缘直接参与，起不了直接作用，反倒见出公民身份在国内和国际的一致性。既然自由主义最低程度的国内公民观本来就对一国内社会共同伦理和共好没有兴趣，它的国际公民观也就极容易接受国际现实主义政治。国际现实主义政治只讲国家利益，对全球价值共识持怀疑或虚无主义态度。任何一国对另一国的批评都可以被说成是“干涉别国内政”。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全球化只讲“发展效率”，对全球正义问题则置若罔闻。既然无所谓全球价值共识或全球正义，那么只要能在全球市场上挣钱，又有什么途径和方式是不正当、不可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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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义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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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自由主义的出现比市场自由主义要迟，这是一种源自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是19世纪的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9—1873）和20世纪的罗尔斯（John Rawls）。这一派自由主义强调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但同时也强调政府应尽自己的责能，应体现社会正义，致力防范市场操作侵犯公民的权益。市场自由主义重视的是公民身份的经济方面，正义自由主义则更重视这一身份的政治方面。正义自由主义坚持，个人理性不只让公民能够处理他的私人经济事务，而且也让他能对公共政治事务作出判断和决定。要做到后面这一点，公民需要参与地方事务，在公民社会中培养自己的实际能力。公民个人的责任感是和他的正义感，即道义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公民行使投票职责并不纯粹是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是出于道义责任心和正义感。公民社会的论坛同时建立在自由权利（自由思想、言论、集会、信仰等等）和相当程度的社会正义共识之上。密尔特别提出了要保护少数人权利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成功已经使大多数人的权利有所保证。在讨论民主代议时，密尔特别强调的是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因为没有这两项自由，公民参与必然沦为空谈。18密尔所强调的这些民主权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成为正义自由民主发展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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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正义自由主义推而广之，便形成了国际社会制度、国际法和国际普遍正义的理念。各国人民有权反对本国非正义的政府，但无权干涉别国的事务。国与国的关系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这个思想在罗尔斯的《万民法》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罗尔斯所说的“人民”是复数的人民，他把国际关系定位在不同国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正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现实论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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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不同意国际关系现实论的看法。他并不认为国家可以任意对待自己的国民而同时享有无可置疑的主权。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国际关系普世论的看法，他不认为国际间可能形成一个天下个人皆可直接参与的大同世界。19罗尔斯所设想的国际关系是由人民与人民来维持的正义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任何人民与其他人民享有平等、独立的地位和相同的人权。这里的人权指的是“一特别要紧的权利”，如不受奴役，不因种族、宗教、党派受歧视，免受暴力，等等，这些权利是原则性的，并不直接完全等同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权利。尽管现有的国际人权观与自由民主权利有渊源关系，但每个国家的人民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价值，所以他们对基本权利的解释也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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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所持的人民（文化和传统）多元论使他只能为国际正义设置一个最低程度的道义标准。他认为，不到发生灾祸，不到极不得已的情况，国际干涉是不可行的。20他还认为，出现世界政府只会弊多利少。21因此，罗尔斯不批评全球市场，不主张世界范围内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在罗尔斯的《万民法》中不是完全没有对世界范围内的个人公民的考虑，但一国公民个人不可能对等地与其他国家公民进行直接的政治交往。每个公民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只能由他在本国内的政治参与间接发生。例如，他可以在国内反对通过有碍国际正义关系的法案，反对向专制国家出售武器，以此来支持别国的人权斗争。当一个公民这样做的时候，他已经在尽世界公民的职责，但是，这种职责只能是他作为一国公民行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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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批判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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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中最激进的一种是对自由主义市场持公开批评立场的市场批判自由主义，它甚至因此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市场批判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系在于它也强调公民权利、法治和代议民主。但这二者有不同的自由主义来源。市场批判自由主义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不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60年代民权运动传统的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公民积极政治参与的责任和自我实现，在这一点上，它又接近于共和思想。近年来，受女权、绿色环保、和平等世界性运动的影响，市场批判自由主义越来越将目光由国内政治投向全球跨国关系。22它反对新自由主义在自由市场问题上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尤其强烈批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贫困、环境破坏和人权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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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左右全球经济政策，在安排资源时强调资本效率，强调私有化和自由化（即去国家管理），引导经济功能由公向私转化。其后果就是国家对社会治理能力的削弱。国与国之间的直接援助减少，国际援助经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这样的国际体制来协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的援助是有条件的，它要求受援国将资金用来提高经济成长，而不是解决国内的贫困和其他民生问题。新自由主义坚持，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整个社会都能受益，尽管受益程度不平等，但毕竟比谁都不受益来得强。市场批判自由主义则认为，受益程度的不平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和群体分裂是全球动荡、暴力和恐怖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制度变革应当尽量不要给广大的有关人群带来伤害，在追求高速经济成长时，必须考虑到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问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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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批判自由主义还认为，强调个人的政治、经济权利应在国内和全球这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唯有如此，方能落实国际人权法。它批评跨国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种种危害，强烈要求国家和国际政治组织对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加以约束和规范。它并不全然否定全球市场的作用，但它强调有必要“认清（全球市场）的负面影响，限制这些影响，以纠正由此造成的社会非正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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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批判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福克对出现在欧洲的“第三条道路”表现了强烈的兴趣。第三条道路拒绝新自由主义，主张欧洲以经济融合来共同发展，同时坚持社会对贫困和失业者的责任，以实现“社会欧洲”的理想。福克在第三条道路中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新阶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积极保留福利资本主义时期取得的社会人道成果，尤其是对社会弱者的义务。福克认为，联合国发展计划所秉承的正是这种“为贫困者着想”的发展路线，在运用资金时优先考虑那些明显对贫困者有利的投资。福克从“社会欧洲”的理想中看到了全球正义和全球人权的结合，“经济成长和社会平等的目的都应当是减少贫困，这正是（人权中）所规定的弱者的经济和社会权利”。25在追求全球正义和维护全球人权的时候，全球公民不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成为一个时间概念，因为全球公民在建设的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全球群体。26福克从全球公民观出发，明确地指出，那些为所欲为的国际商业精英不是什么“全球公民”，而是一些全球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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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民主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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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运动是19世纪公民观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其最大的成就便是将公民资格和权利扩大到工人阶级这个先前被排斥在公民范围之外的人群，为此后其他群体（妇女、少数族裔）争取公民权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运动对公民观的贡献是就民主型的社会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革命社会主义，另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从20世纪的经验来看，革命社会主义主张以暴力来改变政权形式，主张以专政维持政权和推行政策。它实行对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的控制，将统治权力渗透到非政治和非公共领域之中。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的就是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不同，它在维持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这些问题上是不含糊的，这一点与自由民主一致。然而，社会民主主义公民权利观要比自由主义宽广得多。自由主义强调公民权利，福利自由主义在这之外还强调社会为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社会民主主义则更进一步，它强调公民的种种经济权利，尤其是工人通过工会或企业内代表争取积极参与、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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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与市场批判自由主义（包括福利自由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社会民主主义特别强调工会的作用，也特别强调与公民权利相伴而来的公民责任。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公民有多少权利就有多少责任，例如，公民必须交纳高额的税项，工人必须积极参与和支持推行社会民主制度的组织（如工会和社会民主政党）。像瑞典这样的社会民主国家甚至要求所有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保卫国家，公民有责，而不只是依靠专业化的军队，这种源自共和的理念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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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理念决定了它的公民身份观。他们首先强调的是增进自己国家的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其次才是同情和支持其他国家中贫困和受压迫的民众。这里面包含的世界公民观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世界公民是附属于某国公民身份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国家比自由民主国家更注意社会正义问题，也更愿意通过自己国家的国际政策来作出国际贡献。一国公民通过在本国的参与，间接地在全球事务中产生影响。第二种解释是，任何一国公民都可以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者，但起此作用的身份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某些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如工会）。例如，在面对市场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诸多问题时，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会，于1999年西雅图WTO会议期间和2000年布拉格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组织会议期间，都积极参与了国际民间组织的抗争，这些抗争便是发生在全球公民社会这个新型空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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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但不断要对它进行改革。这和革命社会主义不惜以暴力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是不同的。社会民主承认企业资本的合理性，并从1945年以后奉行兼顾雇主和劳工利益的“合作主义”。凯恩斯经济理论和布雷顿森林协定（1944）对社会民主思想有很大的推进作用。凯恩斯经济理论强调国家对自由市场的管理，布雷顿森林协定则允许国家政府掌控国内经济和货币汇率，这二者都成为社会民主坚持国家政府职能的支柱。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势力扩大，社会民主的这两大支柱都已大受动摇。社会民主所一贯坚持的国家独立自主、保护本国工业和工会决策能力等，前景都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者如何提出的应对之策，便成为引人注目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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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有持较为乐观态度的。他们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说法。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它不过是一些新自由主义政府（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政策运作的结果，纯粹是为全球金融和跨国公司服务的。他们指出，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世界贫穷和负债国的一些政策条件（国产私有化，资金用于提高经济成长而非救济穷人等）都是在里根时期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形成的。既然如此，也就完全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政府政策来逆转局势。新的政策完全可以增加各国经济的自主独立性和国家政府的分配正义调控力量。例如，1999年新西兰工党政府当选，随即扭转了新西兰政府80年代的强硬新自由主义政策，停止私有化，恢复对劳动市场的节制，加强工会的权力。新西兰的经验说明，一国政府的决心和决策是有作用的，把一切责任推给市场，这其实是政府的推诿失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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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威胁，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设想的对抗策略并不相同。他们有的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一向首先注重一国内公民的福祉和福利，因此在必要时可以采取国家保护主义的措施。28另一种看法是，一国福祉与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恢复国家对贸易和资金流向的控制时，应当辅之以国际协定和建立协调机制。29再有一种看法是，单靠国际协定是不够的，对抗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希望应当寄托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上。最后这一种看法体现了以公民政治全球化限制和抵抗自由市场全球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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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三种看法的代表，寇克斯（Robert Cox）提出，经济全球化正在破坏全球的环境，正在许多国家中削弱民主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机制（尤其是工会、雇主和劳工的合作关系），这使得具有全球联系的“新社会运动”（绿色组织、妇女、工会、人权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成为抵抗和纠正自由市场全球化破坏的主要力量。这也就是寇克斯所说的“重构公民社会”的策略，它的力量“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集合，而是来自对积极公民参与经济的再思考”。30在这一点上，寇克斯和市场批判自由主义者福克的观点相当接近。寇克斯认为，既然国家政府顶不住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压力，那么，新秩序就必须由来自社会基层的公民积极参与去推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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