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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基层公民参与自然而然引发了对“全球公民社会”的思考。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国内人们是否有参与各种世界性社会运动的权利，这首先取决于一国内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人权是否有保障。换言之，全球公民社会只有在先有了一国内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情况下，才具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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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是公民政治的关键所在。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民社会概念在政治和社会理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80年代东欧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批评专制政府，抵抗政治压迫，其策略就是建立一个由社会基层人际关系形成的独立空间。这个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空间就是公民社会，它的典型例子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这种具有独立意义的社会联系从此被看作是争取民主的宝贵资源。公民社会对于一国内争取民主具有两个根本的意义：第一，它使得国家权力即使在为所欲为的时候，也不能不有所顾忌；第二，公民参与一些特定公共问题，起到政治训练和提升公民责任感的重要作用。没有公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也就没有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政治不自由的国家所起的作用与在自由民主国家是有区别的。在政治不自由的国家里，公共问题不是要形成就能形成的。公共问题往往先由一些具有社会批评意识的公民以打擦边球的形式在国家政治控制的边缘处提出来，然后逐渐吸引更广大人群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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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的许多活动并非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许多公民社会活动都只具有文化、宗教、专业、娱乐等性质。在专制国家里，原来非政治性的公民活动往往会具有它们在自由民主国家里没有的政治性。一个国家的政治越专制，文化、宗教、专业和娱乐等活动就越容易冒犯政治禁忌，进行这些活动的群体也就越会经常遭受政治压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原本非政治的公民社会活动也就具有了政治反抗的意义。哈维尔呼吁，各行各业的人只要能保持职业的独立和坚守职业道德，就已经是在挑战专制政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32各行各业拒绝谎言，以此形成一个个有独立意识的群体。这也许只是一个国家内形成公民社会的最低条件，但对人们设想一种与现实不同的生存方式，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在当今世界上，谁也不敢妄言说已经存在一个全球公民社会。但是，寇克斯所说的那种由社会基层公民通过非政府组织所形成的“新社会运动”却已经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出现的最初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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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由市场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政治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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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全球化中，非政府组织并不总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有国家权力的控制。国家权力依然主导着关于主权和权力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控制着工会、教会等主要公众组织形式，扶持一些对它有用的组织，压制它视为威胁的另一些组织。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非政府组织虽然可以跨国联系，但联系极为松散，认同的首先是自己的国家。因此经常出现内部分歧，无法达成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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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间不同国家中公民社会的不平等发展和生存状态。有论者将当今世界上非政府组织的缺乏统一，单单归咎为“南北矛盾，富国与贫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理由并不充分。非政府组织的确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发达国家，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非政府组织在伦敦或纽约办公，或从这些国家“可以获得更多资金”，33而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有相对健全的公民社会。在这些国家里，公民活动的两项基本条件——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享有充分的法律保证。在非政府组织活动中，“非洲人看着，亚洲人听着，拉美人说着，北美人和欧洲人做着”，这些差异反映的正是当前世界不同地区国家内公民政治环境的不一致。这也正是当前公民政治全球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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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全球化的发展正受到疆域性民族国家政治的极大限制。相比之下，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却受到许多民族国家权力的普遍青睐。这就形成了自由市场和公民政治两种全球化在当今世界上极不平衡的状态。除了一些国家的专制权力不愿意看到公民政治文化在本国发展之外，共和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公民观对世界公民的怀疑也是公民政治全球化难以长足发展的一个原因。公民观本来就与疆域国家关系极为密切。许多对全球公民社会和公民政治全球化的疑惑正是由此而起。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将疆域国家内部的公民社会扩大类比为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组合形式，并不恰当。一国社会的那种融合性和文化统一性在今天的全球环境中根本是子虚乌有，今天的世界四分五裂，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间尚且冲突不断，遑论人类自由、理性地结为全球群体的可能。34他们还认为，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是一种排外性的认同感，在全球环境中，每个公民对“同胞”的义务时时会与对“外国人”的义务发生冲突，公民优先考虑同胞，不只是出于爱国的感情，更是一种实用政治考量。只要国家仍然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群体，只要群体生活还是某种互助性的社会契约关系，每个人首先必须顾及的就是同胞。人们赋税保障社会中老弱贫困者的福利，因为他们自己在年老或失业时也需要依靠这种福利。而在全球范围内则不可能建立这种“互助社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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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民们在一国之内的“融合性”、“统一性”和“互助性”为理由怀疑世界公民意识和公民政治全球化的可能与必要，其实是不充分的。即使在一国社会中，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利益集团又何尝有绝对的“融合性”和“统一性”？在忠诚问题上，“同胞”与“外国人”的矛盾往往是在战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才会凸现出来。在一般情况下，不同的忠诚是可以并存的。人们往往会同情发生在外国的天灾人祸。即使对待别国，幸灾乐祸也令人不耻，至少是不光彩的事情。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多次武装“人道干预”中，有些国家的人民情愿让自己的同胞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别国遭受人道灾难的人民，这已经显然把对非同胞的责任看得比对同胞的责任更为优先。同胞比非同胞优先，或者同胞只帮助同胞，并非是万世不移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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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和意义不只限于同胞情感或互助契约，而更需要从另外两个方面去理解，那就是为弱势者抵抗创造条件和帮助政府维护社会正义。这两个方面都是自由市场全球化力图取消的。也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特征使得公民政治成为一种与自由市场不同的全球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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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是一种弱势者对强势者的政治运作机制，这在国内政治和全球政治中是相似的。在一国内或全球范围内，不同群体间的权力资源分配都是不平等的。公民社会对于弱势者对抗优势者是必不可少的。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中，大企业和财团所代表的经济势力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社会力量。在非民主的专制国家中，掌权的政党和精英则更是随意操控政府决策。无论在哪一种国家里，公民社会的基层性都使它会有意识地帮助弱势群体对抗优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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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的情况也是一样。那些代表大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国际组织，那些在国际组织中特别起作用的国家的政府，它们比其他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影响力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联合也就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弱势群体代表，全球公民社会就是全球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势力相对抗的政治运作机制。全球性的优势经济势力是在自由市场中形成的，也是主导自由市场全球化发展的力量。公民社会在全球层次上抵抗和限制自由市场全球化于是成为全球化公民政治的一个基本任务。从全球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大企业和金融资金并不是全球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跨国企业的总裁或代理们不是全球公民，而是自由市场全球秩序的权力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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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全球化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公民必须大声为社会正义说话。一国政府或者全球治理（governance）在维持社会正义或全球正义时，都不能缺少公民社会的支持和帮衬。公民的这个作用在全球层次上非常有助于形成全球公民社会。在对抗自由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全球非正义时，一些横向联系的、跨国界的社会抗议运动（如绿色环保、劳工保护、工会组织等）和非政府组织成为当今全球公民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全球公民社会并不只是由社会抗议运动所组成，它也包括其他各种民间和非政府组织，如各种学术、教育、文艺、专业、新闻和其他职业或文化团体的跨国界联网。这些具有全球性质的联系方式和人群组合成为全球正义舆论的主体和呐喊者。这就和专业、学术、文化、新闻界在一国社会舆论中所起的作用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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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国际伦理规范（如人权宣言和协定、保护妇女、儿童的准则）不可能自动地将它们所代表的全球正义直接推行到各个国家中去。全球正义必须要有全球舆论的呐喊者，当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违反人权或者甚至人道灾难的时候，世界舆论的谴责往往是从国际文化、宗教、新闻、教育等领域中首先发出，而国家政府则往往受到国际现实政治太多的限制。国家政府往往会顾及“不得干涉内政”的原则或者顾忌某些国家政府的报复，在提出批评时过于谨慎、保守和迟缓。全球公民社会在维护全球正义标准中所起的作用绝对是国家和国家政府所不能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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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和民主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民主化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联系是分不开的。全球公民社会体现了扩大公众领域、实现超国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公众政治的愿望。35全球公民社会可以定义为“世界范围内为人类共同幸福而展开的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与斗争的舞台；它是为以实现处于沉默之中的人们以及集团的基本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它是把个别的民主主义斗争与更高的普遍人权志向相结合的过程”。36全球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多元的复数公众，由许多公共问题形成的复合公众“以确立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民主权利，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为宗旨”。这些复合公众跨越疆域限制相互声援，“今天在（每）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维持（公）民社会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在（公）民社会之间结成的广泛基础上建立有法的保证的国际支配”。37在那些公民社会受国家权力专制压迫的国家里，全球公民社会的反抗意义不只是体现为抵抗自由市场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性非正义结果，而且还体现为声援这些国家内部人们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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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并不天生就是全球化中的恶魔，就像国家政治并不天生就是公民政治的天敌一样。只是在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和机制的情况下，自由市场经济才会危害社会正义。当今的全球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自由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打破疆域国家界限、削弱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形成跨国界跨地区联系中发挥了极大的全球化作用。推动全球化的许多跨国界联系，如信息、科技、传媒、旅游等，也是由于有经济力量的介入和利益追求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自由市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联系使得它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几乎完全把正义问题摆在了一边。当今全球化中出现的许多全球非正义现象，如贫富悬殊的扩大、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恶劣的劳工待遇、一些国家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腐败等，都是在自由市场缺乏有效公民政治约束的情况下发生的。全球非正义是许多人批评和抵制全球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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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球化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全球化本身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在当今世界上建立的非正义秩序。在自由主义内部一直存在着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关心道义和社会正义的自由主义和市场批判自由主义都不赞成新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是可以建立共同立场的。事实上，它们一起对人权这个当今全球正义的主要表述有过重大的影响。普遍人权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人类基本权利和共同价值。这些基本权利和价值首先必须体现为每个人在他自己国家中的公民权利和价值认同。在现阶段，幻想近期内在民主世界政府下实现全球正义或世界正义社会，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全球公民政治的发展却不是没有可能的，它的主要发展方向已经表现在公民政治的民主宪政理想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内深入人心。一旦这种根植于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公民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气候，相互间形成有效联系，那么即使实际上还不存在一个民主、正义的世界政府，现有的政治、经济专制和由此而生的种种社会非正义也一定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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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 第三章 全球化中的市场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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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人曾预言，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必然把世界带入繁荣和平的时代。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燃烧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是如何造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的？》（2003）一书中，对上述乐观看法提出了质疑，而蔡美儿本人在此书中的观点也引起了许多讨论。蔡美儿认为，全球化匆匆将自由市场制度引入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大了原有的贫富悬殊，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火药，而缺乏宪政法制和公民政治文化基础的民粹式民主则随时都可能将之引爆。1蔡美儿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在华尔街当过律师，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她认同市场，认同民主，因此虽然抨击全球化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却无意参加反全球化的合唱。她既不同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那样的全球化乐观派，也不同于对全球化决不说好的攻击者。她对当前全球化的主要问题有所批评，但对未来全球化的成功又有所期待。这使得她像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2那样，成为全球化的批评者，而不是反对者。蔡美儿曾参与墨西哥电讯业的私有化转制，她承认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是医院、学校、交通道路等私有化的支持者。但今天她看到了急速私有化的恶果，她同意一家墨西哥报纸的批评意见：“私有化的赃物成就了13家千万富翁，而其他近800万墨西哥人却像被战争蹂躏过一样，陷入越来越深的贫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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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密友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两极分化及其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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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和它在一些国家中所推动的私有化，的确提升了某些经济指标数（如工资的提高、商品的丰富等），但这些改善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普遍的社会结构性腐败、生态的急剧恶化、生活费用的大幅上涨、基本的福利保健和教育转嫁到个人和家庭等等。在许多国家里，私有制转型过程中的权金勾结、违法谋利、行贿受贿和裙带关系使得那些能从中得利者急剧暴富，聚敛了巨大的财产，成为主宰市场制度的少数人。蔡美儿所观察的这种初级市场系统其实不是现代西方国家的自由制度，而是出现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的、以权金勾结为特点的“密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市场系统，4“密友资本主义”就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关系网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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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美儿所观察和分析的国家里，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间是按种族区别来划线的，她称这样的少数为“主宰市场的少数族群”。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世界银行称之为“全球化第三次浪潮”中实行了市场经济，私有化成为最核心的内容。市场化的过程造就了大量有能力的企业家，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印尼的华人总数只占全国人口的3%，但其财富却占整个国家财富的70%。除了原来的苏哈托家族之外，印尼的亿万富翁和大型企业主都是华人。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情景也是一样。玻利维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开始实行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结果产生了富有的白人群体。同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表现，如俄罗斯的犹太人和喀麦隆的伊博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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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在造就暴富少数族群的同时也造就了贫穷的多数族群，后者往往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族群。虽然市场经济可能提高贫穷多数者的绝对生活水平，但与那些迅速暴富的少数者相比，前者的相对生活水平却下降了。一个社会中贫富差别越大，它的分配正义问题也就越严重。分配正义所涉及的不只是物品和金钱的多寡，而是社会成员之间团结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遭到破坏，社会群体就无可避免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相互敌视甚至相互暴力冲突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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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国家引入民主体制，一人一票的选举成为其民主化的基本标志，票箱民主使多数人的意志得以左右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给了贫穷落后的多数群体一个极好的机会，让他们将自己的代言人选为国家领导人。正像蔡美儿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市场将财富（往往是惊人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族群手中，而民主则增强了贫穷落后的多数族群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推行自由市场民主就可能成为灾难性民族主义的动力，很容易使众多失望的‘本土人’在追求选票的政治家的鼓动之下，奋起反抗他们仇视的富有少数族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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