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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和杜威关于现代民主政治和公众的争论成为政治现实主义和民主理想主义分歧的经典史例。在谈到这一争论对90年代美国新闻批评的意义时，罗森写道：“我开始接触到（李杜）争论时就强烈地意识到它与新闻的关系”，也强烈地意识到它对公众新闻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如新闻业者对公民可以有哪些了解和期待？公民的作用是否仅在选举时决定谁能选上？是否还有更充分、更丰富的公众参与？造就了解情况、积极参与的公众，是否只能是幻想？如果新闻业要对民主尽责，它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政府及其决策上（李普曼所建议），还是强调形成让民众变为公众的公民氛围？近来人们对“公共领域”的兴趣说明了什么？新闻业者是“公共领域”的一颗螺丝钉，还是可以帮助它加强完善？26罗森认为，这些都是关于公众新闻的关键问题，但是新闻工作者却并没有讨论这些问题的习惯，这些问题在学院知识分子中得到了较多的讨论。所以，罗森建议在讨论公众新闻问题时，要“吸收哈贝马斯、杜威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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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其他的思想家”里面，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 Mills）。米尔斯很重视公众冷漠和政治屈从之间的联系。在提出这个问题时，米尔斯还进一步追问，一旦公众陷入冷漠和懒惰，知识分子该怎么办。米尔斯指出，当人们不能运用政治体制，不能用非正统思想和生活方式来形成并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们便是生活在政治屈从（压迫）之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们作为真正公众的四个基本条件必然会受到破坏，公众也就必然会衰微不振。公众存在的四个条件是：一、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而不只是单向地从媒体接受来自上头的旨意；二、及时地、公开地对他人的意见陈述作出回应；三、通过公开的讨论进行有意义的公众行为；四、运用大型公众组织来保护自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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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当中，讨论是交际的主要方式，传媒所起的作用是联系各种不同的基本公众群。一旦复数的公众退化为群众社会，具体的人也就成为群众的一分子，而不再是公众的一成员。米尔斯特别强调社会中层团体对于形成和维持基本公众的作用：“中层团体是公众与（上层）决策的主要联系渠道……只有通过中层团体，公民才能发挥他的作用。”29处于国家权力和个人之间的中层公众团体一旦被废弃或禁止，社会就成为由尊贵专权的上层、死气沉沉的官僚中层和麻木不仁的群众下层构成的三层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传媒不再“扩大和激励基本公众的讨论”，“传媒把（人民）变成了群众社会中的传媒市场”。30不仅如此，就连教育制度也会变成群众传媒，由公民学堂沦为职业训练所。学校所教的是“‘适应生活’，提倡的是快乐地接受群众生活方式，而不再是为个人或公民超越自己而不断奋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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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米尔斯认为，知识分子在公众社会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贡献批判性的知识。他指出，现代生活，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因缺乏这种批判性而变得缺乏道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knowledge）越多，批判智能（critical intelligence）则往往越低。米尔斯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应当扭转、也必须扭转的情况，“只有当公众和领导人（对问题）既敏感又负责的时候，（社会）才会民主。只有当知识和公众发生关联，才有民主的可能”。32米尔斯不只呼吁知识分子面对公众问题，他的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与公众相联系的批判性知识。霍维兹（Irving Louis Horowitz）写道：“米尔斯呼唤的‘经典传统’是理性和启蒙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人的思想是自主的，独立于权力控制的，但却同时又和社会发展保持着道德联系。”霍维兹称米尔斯为“美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著作贯穿着一道主线，那就是“把讲究道德价值的社会科学付诸实践”。33米尔斯反复强调，放弃了价值讨论和价值坚持，就根本不可能有批判知识分子：“形成任何社会问题都需要我们陈述其中涉及的价值，涉及这些价值现今遭受何种威胁。只有当宝贵的价值，如自由和理性，受到威胁时，一切重大的社会问题，一切公众议题和个人烦恼才会获得实质的道德内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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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坚持价值理念就是把社会正义摆在比纯粹“专业性”更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议论社会正义才是新闻记者的专业职能。正如罗森所说，新闻工作者首先不只是一个职业化人士，而且是一个负责任的、积极参与民主群体建设的公民，“公众新闻使得新闻业者成为在政治共同体中负责任，并与之利益与共的一员”。35公众新闻业者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公众生活积极运作”。为此目的，公共新闻业者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所谓绝对“中立”、“客观”立场。他们甚至“必须在有的问题上放弃中立”，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并将之公之于读者公众。在报道不同政党、利益集团或团体的要求和议题时，新闻当然要禀持公正、客观报道的立场。但是，报纸禀持这样的公正、客观、中立原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个基本民主的制度确实允许不同的社会成员和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参与者确实在非压制性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进行讨论和辩论，“如果该有对话的地方是一片沉寂，如果公共生活一片死气沉沉，那么报纸的中立也就成为一种全无意义的装腔作势”。在一般人不愿讨论的时候呼吁讨论，在他们不能参与的时候要求参与，在他们不能尽公民之职时提倡公民之职，这些是报纸应当坚持的公众职责，这个职责与报纸应当禀持的中立、公正立场一点也不矛盾。36放弃了这一公众立场，报纸的中立也就成了一种逃避，这就像放弃了社会价值关怀的职业化纯学术一样。强调社会介入，关心社会正义，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教授和记者“应当成为伙伴，因为无论是教授还是记者都无法凭单一的力量将（学术或新闻）事实变成公共真实”。记者只有公共知识分子化，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情况的早期预警系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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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众事务的知识化：记者、教授和公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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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传媒、公众和民主政治这三者的关系来重视“公共领域”，就必然会涉及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民主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知识分子和特殊公共领域（常被称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间有密切关系。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既是知识分子的创造，也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将公共领域普遍民主化也就是使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维护公共领域的理念也就是保护运用批评话语的领域不受侵犯，只要这种批评话语行之有效，社会整体受治于理性也就有了保障”。38肯定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是肯定其特殊小范围的参与，而是肯定其参与的基本原则，即理性、平等、对话和协商。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普遍化，加以扩大，这是“与扩展民主政治相一致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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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知识分子接触公众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后一种公共领域中，他可以参加会议、上咖啡馆，通过同人刊物、专门学术杂志，接触一些范围有限、成员特殊的公众。但在前一种公共领域中，他必须通过大众传媒（一般的报刊、书籍、影视、广播等）才有可能接触普遍性的公众。知识分子越接触广大公众，就越具公共性。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接触大众传媒，与它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运用它，这些都是很基本、很现实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的要求特别强烈，不只是要求专门刊物上言论无禁区，而且还要求更多地介入传媒。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和商业利益支配是限制知识分子介入传媒的两个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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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靠拢大众传媒，运用大众传媒，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和传媒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生的爱恨情结。知识分子首先是凭借印刷书写的发展来获得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著书人，与书籍的共同关系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共同身份。一直到今天，文字仍然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的主要传媒手段。传媒手段的多样化、专门化和知识分子分工的日益专业精细造成了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分裂。作为工业化、商业化从业人员的大众传媒工作者与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从事教育和专门文化工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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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内部在如何对待传媒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就有争论，其中大致有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知识分子必须与传媒保持批判距离。这一观点以米尔斯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现代传媒剥夺了传统知识分子“有效交际的手段”，造成了严重的文化和政治后果：“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是少数仅存的有能力抵制和打击现成旧框框的人。旧框框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新的见解如今需要有揭露和打破陈规陋见的能力，现代传媒正在把我们淹毙于理念和知识陈规陋见之中”。40米尔斯痛恨现代传媒传播陈规陋见，萨义德更是由此得出了必须对之进行知识分子干预的结论。在萨义德看来，这种干预就是“去干扰权力利用越来越强大的大众传媒所散布的国家形象、官方论调和托词借口。……干扰的办法就是米尔斯所说的揭露和尽知识分子自己的力量，提供说真话的另类说法”。41这种干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己上媒体说真话，二是批判现有媒体，使它从不在乎说假话转变为坚持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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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传媒的另一种看法是，媒体工作者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记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一脉，记者本身就可以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加汉（Nicholas Garnham）就此写道：“特别在与政治的关系上，（记者）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合法性来自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记者的作用）取决于批判知识分子在公众领域中的角色。这一角色的光荣来自自由媒体的形象，来自作为人民论坛和政治权力监督的新闻事业。”42即使是再专制的政府，再贪婪的传媒资本家，他们在操纵和运用传媒时至少也得用民意或公众喜好作为幌子。无论这种“公众意识”多么虚伪、多么口是心非，它毕竟还是在限制政治或经济势力的为所欲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政治和经济性的传媒对记者如何按自己的利益标准仔细筛选，这都改变不了许多记者只是“打工者”的身份。记者虽在传媒中讨生活，但会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和社会利益意识，不会自动地成为传媒机器的螺丝钉。恰恰相反，记者在职业意识中往往会认同批判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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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学校历来是公共知识分子最活跃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为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与他们专业有关的工作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接触公众（读者或学生）的机会。公共知识分子以前可以主导教育和新闻，因为他们往往就是办学校、办报纸的人。今天，现代新闻和学校体制复杂化和经济集团化了，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依然生存在这两个体制中，但已不能再主导它们。在不同国家里，知识分子在这两个体制中的作用因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在一些国家中，由于新闻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姑且称他们为“记者”和“教授”）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程度不同，他们已经很少被看作是属于同一群类的知识分子了。如果说这些国家今天还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人们都会说，他们是教授而不是记者（当然，这种情况也在发生不尽如人意的变化）。记者中当然也有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社会名声一般在教授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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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和教授在公众领域中走到一起，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即使在自由民主社会里，批判知识分子传统没有受到政治外力强烈破坏，记者和教授间的距离也因为大众传媒和学校这两个体制的各自特点而相当明显。关心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人对教授和记者间的距离不断表示担忧，并希望能拉近这二者的关系。早在十年前，美国的学界就有人发出了记者和教授再结公共知识分子联盟的呼声。罗森1994年在《大众传播批判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让事情更公众：论传媒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一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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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强调，作为公众生活中的两大力量，记者和教授可以也应该汇合到一起，重新做一件杜威一直希望公共知识分子能做的事，那就是“社会事务的知识化”。罗森写道：“教授们和记者们的合作，是因为单凭各自群体都无法将显见的事实转变为公众真相。当学者（教授）对……人民说话时，他们变成了沃尔泽所说的‘有联系的批评者。’在教授和记者协调彼此关系时，教授必须走出自己的专业，找到一种能与记者和编辑分有的共同语言，而记者和编辑则又必须找到一种能与读者共有的语言。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人们通过公众对话彼此找到了对方，公众性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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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极为重要的是，教授和记者各自所见出的重要事实（facts）并不就等于公众所关切的“公共真相”（public truth）。教授和记者可以在他们各自关注的“问题”上先形成相对小型的公众，当这些问题被更大范围的人群当作“公共真相”接受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时，也就形成了更大范围公众的基础。对于任何规模的公众来说，他们所活动的那个空间都是一个“公共领域”，它可以随时随地形成，又随时随地消失，规模可大可小。学术会议和会议后的闲聊，记者编辑间的饭局交谈，网络聚会和短评，只要有人就特定公共问题在没有外力强制的情况下，平等、理性地交换意见，就算是有了公共领域。无论是咖啡馆、沙龙，还是饭馆、茶楼或者网站，它们的公共领域价值，全在于为公众聚会提供了一个面对面议论公共问题的场所。记者或教授的公众聚会帮助他们把专业知识转为有的放矢的“社会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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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在“知识”（knowledge）和“理解力”（intelligence）之间作了区分：“对一个学者（教授）来说，寻找公众身份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把先进知识‘运用于’社会问题，或者把学术研究转述给外行听众。教授要做的应当是生产一种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同样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就是“理解能力”（intellect）。它是一种基于公开信息、理性思考和相互倾听的能力，“公共生活中活的理解力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方式”。每个公众都是知识有限的人群，“在生活匆忙的社会中，没有人能够全部地把握（所有）公众问题，公众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起作用的。知识于是成为‘具体的理解力’（embodied intelligence）……获取公共知识靠的不是一下子通过某种魔术般的公共交际，也不是进入某个无所不包的公共领域，而是通过与许多（小）公众在许多不同层次上的交往，这些交往的参与原则就是社会共同遵守的公共伦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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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必须共同遵守的公共伦理，这是社会中复数公众之间相互交往的条件，也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民主社会的公共伦理是很具体的，那就是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只有如此，人们才能自由结成小公众。公民们相互平等，自由而理性地相互交往、相互讨论和协商，“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存在一个同质的、单一的大公众，大公众都是由小公众之间的关系形成的。一个大公众容纳的复数小公众越多，共同的规则越重要。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在自己的小公众中坚持和实行民主规则的人，而且也是大公众中提倡和实行这种规则的人。罗森认为，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公众服务”，这种服务是批判性的，它和后现代学院派价值相对论以及商业传媒的唯利是图、价值虚无论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作用。在这种公共服务中，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一道，营造一种用‘我们’的语言来言说共同的价值、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历史现刻感和历史可能性。在这里，‘共同’指的不是专业学科内的共同，而是穿越种种把知识和公共生活隔离开来的疆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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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和记者都需要穿越专业知识和公共生活隔离的疆界。从新闻比专门学术知识与公众的关系更密切这一点来看，教授受到的学院专业限制要比记者明显。许多教授甚至还刻意强调自己的“纯粹”学院专业性，以“不问政治”为治学的规范。对此，罗森引述了罗蒂（R. Rorty）和沃尔泽（M. Walzer）对学院派教授的批评。罗蒂对那些不谈民主问题的所谓“文化研究”学者极不以为然。沃尔泽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的学术专业与他的知识分子关怀并无必然联系，政治学、社会学的教授并不一定关心公众问题。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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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闻工作者看上去与公众保持着联系，但新闻同样有一个需要穿越专业知识和公共生活隔离的问题。公众新闻的理念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卡里（James Carey）就此写道：“新闻的灵魂是公众，公众是新闻的最高目标，没有公众，新闻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事业。新闻若有任何基础可言，那就是公众。新闻若有委托人，那就是公众。……新闻的经典之作无不来自于报纸和公众的关系。……可是，如今的新闻辞令虽然也还在谈公众，但其实已不再知道何为公众，到哪里去找寻公众，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否还存在不存在公众。”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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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寻找公众，穿越专业和公共生活隔离分界的工作往往是很具体的。记者选择什么作“如实报道”，而对什么故意保持沉默，这看上去是一种专业决定，其实却联系着他的公众意识。就在他选择对某些社会现象或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的时候，他看上去并没有说假话，但却已经造成“实际说谎”的效果。让大量同一性质的政治消息充斥在媒体上，看上去是为读者的知情权在服务，但提供的信息越多，未必就越能满足公众对政治信息的需要。记者是通过对某些敏感、“不方便”但有公众需要的消息的选择来跨越专业和公共生活隔离问题的。在对特定事件报道时，记者的“客观性角度”既是一种优势，又是一种局限。优势在于客观性本身的说服力，局限在于记者不能对事件作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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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报道的客观性在于其直接可见；而深度分析，顾名思义就是挖掘不直接可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同一事件时，教授往往要比记者谈得深入。教授的深度分析也要讲究客观性，但这客观性指的不是直接可见性，而是合理性。只有当记者走出他的专业角色时，才有可能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表意见，不再接受直接可见性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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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职业语言确实比教授的专业语言更接近公众语言，这使得记者可以在教授和公民之间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这种中介作用对社会民主化可以有积极的意义，它能有效地破除“专门家”（专门知识人士和专门政治人士）的神秘色彩。大众往往对学术专门人士怀有敬而远之的态度，记者可以帮助公众亲近学者，了解学者，同时也帮助学者适应公众的知识要求。普通民众有权要求学者把自己的意思表述清楚，以决定他们的知识是否对自己有用。这种以平常人要求为主，以专家意见为辅的搭配，似乎已经在大众媒体上成为主要的公众知识形式。专家、学者、政治家被邀请来对一些专门问题作“深入浅出”的讲解说明，尽他们为公众的知识服务责任。传媒报道专门知识或者让专业人士直接将专门知识通报于公众，这是为了满足公众的信息需要，不是把专家的知识强加给他们。专门知识是否对公众有用，最终还得由公众自己决定，这对专家知识有“降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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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帮助专门知识降尊，不等于让知识分子当陪衬。在公共生活中知识分子有其他社会群体无法取代的作用。强调知识分子的专门知识可以为大众理解和运用，这是民主的态度。但是，如果强调专门知识必须为大众理解和运用，否则便没有价值，那便是民粹主义的倾向。这种民粹主义倾向曾在“文革”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知识分子可以，也必须在当今媒体为他们所设置的陪衬角色之外重新设计自己的“公众”角色。这种角色不仅体现在知识分子通过媒体为公众提供有品质保证的知识，也体现为知识分子对媒体本身的品质监督。例如，在今天的中国，监督媒体品质首先是要它说实话、说真话。说实话、说真话关系到社会透明度和民众知情权，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公众问题。说实话、说真话只是一个低程度的民主问题。较高程度的民主问题（如体制、程序、理念、价值和民主文化），则在更大程度上需要有高品质的思考和讨论。有效的民主社会依赖有品质的公众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把知识分子和公众联系在一起，既是为了表明知识分子介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是为了主张，无论是谁，若要有效地介入公众问题的讨论，都需要尽可能地尊重知识学理。一旦知识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知识分子的精英特征也就会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通公众都可以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说真正实现了“公众事务的知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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