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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公民社会的文明也会有起码的和高品质的不同。起码文明的公民社会至少要做到彬彬有礼。例如，2004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布什和克里，虽然在观点上针锋相对，但不能互相人身攻击，不能扯着嗓门相互吼叫。就连布什第一场辩论时面部偶尔流露的鄙夷不屑神情，也引起公众的反感，降低了他的影响力。正如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就算政治是“狗咬狗”，公民社会也会使它变得文明一些。47但是，仅仅这样还算不上高品质文明。高品质文明的公民社会不仅仅表现为公民要求政治家坚守公共礼仪，而更表现为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和政治道德判断，表现为公民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尽管存在分歧），等等。即使是今天的美国公民社会，离这样的高品质的标准也还相差甚远。2004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公民之间的分裂和不信任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便是公民社会品质有待提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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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派社会或公民社会都是一种同时包括制度和人际层面的伦理秩序。在这样的伦理秩序并不等于你好我好没有分歧，而是指分歧但不分裂。不同的群体之间总是会有分歧、有竞争。马格利特指出，认同一个环境群体的生活方式，顾名思义就是不接受其他生活方式。但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不接受”呢？它可以“仅仅是一种批评，也可以是带有羞辱性的排斥”。48处于分歧关系两边的群体会对“不接受”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例如，无神论者不信神，但却可以理解宗教生活方式的价值，如待人以善、爱护家庭、诚信不欺、富有同情心等。无神论者会说，造物创世的上帝或神、人性本善等都是迷信、虚惘和一厢情愿。无神论者会觉得自己只是在作客观批评，并没有羞辱信仰者的意思。但信仰者这一方则可能不这么看，他们很可能会把无神论者的看法当成“亵渎”，而不是“批评”。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社会分裂，尤其是当分歧被一些人故意利用，把身份政治当作政治权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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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派社会中的群体认同应当避免狭隘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具有两重性。认清这一点是学习认同整体社会的第一步。身份政治一方面可以帮助群体明了自己的利益或权益，形成群体的内部凝聚，另一方面则可能造成普遍公共政治价值理念的消解。当身份和特殊群体忠诚成为优先考量时，公民的概念就被分解了。一个人越受单一特殊归属群体约束，就越不容易与其他群体成员沟通，也就越不容易把群体身份认同和公民身份统一起来。公民身份与群体身份不应该是矛盾的。正如莫菲（C. Mouffe）所说：“公民身份在允许特殊忠诚多元的同时……（应当成为）影响社会中个人不同主体位置的主要原则。”49事实上，没有共同的平等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伦理空间，人们几乎总是会把别人的不接受看成对自己的恶意攻击或伤害性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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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的宽容共存和正派社会不羞辱原则都以保护易受伤害者（即弱者）为原则。保护弱者的原则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体谅和同情弱势群体的自卫心态。马格利特指出，强势群体一般比较不会把外来批评视为威胁，而弱势群体则可能由于易受伤害或过去的被伤害经验而比较敏感，容易把批评当作羞辱。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双方力量和地位往往不平等，弱者一方的敏感是情有可原的。（当然，也会有人说，羞辱经受多了反而有虱多不痒的效果）。马格利特认为，“正派社会必须保持一种有利于弱势少数的推定”，这就像在现代审判制度中应保持一种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推定一样。除非社会（法庭）能证明一位被告有罪，他就是无罪的；同样，除非社会（舆论）能证明一个弱势群体没有理由感觉羞辱，它就有理由感觉羞辱。相反，如果一个强势群体动不动就指控弱势群体的批评是“诬蔑攻击”，那么社会就应对此保持“合理的怀疑”。这就像政府机构和官员遭受批评时，公众不会允许它（他）们随意将批评者说成是“恶毒攻击”一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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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派社会向有利于弱者的一方倾斜，这只是一种判断的“推定”倾向，并非是说弱者总是对的。在坚持保护弱者的同时，还需要坚持“理性判断标准一致”的原则。这二者有相互平衡的作用，对我们判断批评的性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理性判断标准一致指的是，如果一种异议在群体内部提出，可以算作“批评”而不是羞辱，那么，如果它来自外部，亦应算作批评而不是羞辱，“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那就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无权……说某种意见如果来自内部就算批评，如果来自外部就算羞辱”。51在不同群体相处中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有错，但由于我们不信任你们或不喜欢你们，我们就是不能让你们说我们不好。你们一说，统统都是出于恶意动机，我们偏不认账。这就形成了一种逆反反应：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坚持。这种情绪性反应在政党敌意对立和狭隘民族主义中都有很激烈、很顽固的表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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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不同群体间不同意见的性质是合理批评还是伤害羞辱，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人们对自己社会中的羞辱和伤害不能有深入的认识，那么很难设想他们会对国际或全球关系中的羞辱和伤害有深入全面的认识。并不是所有性质的社会都有利于人们学习认识羞辱及其伤害的。专制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羞辱和伤害，以至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把这当作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专制社会中的人们虽然有许多关于羞辱的直觉感受，但却不能通过公共讨论取得关于羞辱伤害的社会共识。对羞辱伤害的反弹往往是个人性质的，不能反弹时就忍气吞声，能反弹时就过度发作。因此，马格利特阐述的正派社会和不羞辱对这样的社会特别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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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派社会充分重视羞辱，把它当作一个与社会正义和群体认同有关的问题，这是从反面的社会经验去设想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规范。这种以反说正的社会批评使用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它使得道德讨论更加具体，更加贴近现实。它也告诉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反面道德经验可以对社会变革有推动作用。日常生活中人们看似零碎的被伤害经验为社会批评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对象，也帮助社会批评形成一些比一般政治或社会理论更与现实贴近的社会建设目标。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被赞誉为“自罗尔斯《正义论》问世25年以来最重要的一部社会正义著作”。53社会正义理论本是时代需要的产物。罗尔斯指出正义即公正，那是在一个经济分配和基本权利问题特别迫切的年代。马格利特提出不羞辱和尊重公民，则是在一个社会接纳和排斥问题屡屡困扰人们的年代。这两类问题在当今中国同时存在，同样紧迫。关于正义社会和正派社会的思考都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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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伤害者不可抹杀的人性为根据，用不羞辱来为社会划出道德的底线，正派社会是一种比起正义社会相对低调的社会理想。马格利特说，实现理想社会的优先顺序是“先约束社会（不腐败），再正派社会，最后是正义社会。这个顺序是累积式的，也就是说，正派社会必须同时是受约束的，正义社会必须同时也是正派的”。54正派社会并不要求保证给每个人自尊，它只是要求不要伤害人们的自尊。正派社会并不是设计正义社会的蓝图，而只是讨论社会正义的一种思路和伦理语言。正派社会的理想虽低调，但要求却并不低，因为只要你去留心，生活中处处都有羞辱。既然羞辱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之中，要做到不羞辱，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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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 第四部分 全球化中的群体生活和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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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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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博物馆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设施。在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普遍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构筑对特定民族国家群体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身份。博物馆的诸种功能（搜集、保管、研究和陈列）都是为这两个目的服务的，其中的关键在于陈列。陈列是否具有说服力，这决定着博物馆能否有效地使广大群体成员（首先是博物馆参观者）接受它所构筑的生活世界秩序和积极参与想象它所设计的群体身份。从博物馆所起的这种普遍作用，我们可以把博物馆看成是当今世界上诸多普遍性体制中的一种，就像各种宗教组织、民间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一样。全世界的博物馆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可以称为“全球”的体制联系。到20世纪末，博物馆的全球联系网已包括三万五千多个成员。博物馆间的国际组织之外还有博物馆学这个世界普遍认可的学科，这更使得博物馆具备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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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全球化意义不仅在于其普遍体制，而且还在于它生动地体现着全球化特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博物馆世界性作用和地域性操作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正是当今全球化的文化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强调为普遍人类的遗产，但是其会员国所强调的则是各自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性。这两种说法反映的正是全球化中的普遍性和个别性间的基本关系。一方面，社会和文化有独特性；但另一方面，普遍性终究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化解这一独特性。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之所以有价值，并不仅仅因为它独一无二，而更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其他社会和文化也同样看重的一些价值，因而被其他社会和文化所赏识和尊重。每一个社会和文化都以“过去”和“现在”的传承来构建自己的身份特征，但支撑它的“过去”却不能不放在全世界正在共同经历的“现在”。那些被想象为个别的“过去”也就因为当今人类共同的“现在”而具有更高的普遍合理性。同样道理，不同国家和社会中的博物馆在构筑特殊生活世界秩序和群体身份时，也是从一种现刻的普遍世界秩序和人类群体身份来获得普遍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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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和生活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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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历史发展来看，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过程是和资本主义推动全球化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全球化理论来说明这个过程。第一，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历史性冲击所积累的结果。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全球化为人们在想象局部生活秩序时提供必不可少的“全球秩序意象”，而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想象性的局部生活世界秩序。提出这两种理论的分别是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和罗伯逊（R.Rober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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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斯勒（M.Prosler）曾把第一种全球化理论直接运用到他对博物馆和全球化关系的研究中去。普洛斯勒把博物馆构建世界秩序的作用历史性地追溯到它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形成的特殊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借助物品”来形成一个“实现、理解和传递”世界意识的“认识空间”。1他指出：“这个经过五百多年而臻于完善的作用形成了当代博物馆高度一致的基本结构。正因为如此，博物馆才在全球性的思想和形象散布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2在全球化的今天，表达世界意识作用特别显见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历史博物馆。作为第三世界博物馆学重要论坛的“博物馆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这样说明博物馆的作用：博物馆必须在世界文化快速变化中加强自己的文化意识，在国际化的国家体系中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性发展中，发挥自己特定的社会教育作用。3博物馆的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建立在一种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秩序意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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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群体生活秩序的认识空间，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从欧洲向欧洲外围，再向世界其他地区（外围的外围）一波一波地逐渐实现的。15和16世纪最早的博物馆出现在欧洲当时的首都城市，如佛罗伦萨、马德里、巴黎和伦敦。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与资本主义第一波全球扩展同步发展，博物馆扩展到了“欧洲的外围”。第一批非欧洲博物馆出现在白人定居的殖民地。北美的第一个博物馆于1773年在查理城开馆，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博物馆于1821年在悉尼开馆。在拉丁美洲，第一个博物馆于1815年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在非洲，于1825年出现于开普顿。在这一时期中，在白人殖民定居处之外建立博物馆的只有巴达维亚（Batavia，今为雅加达，1778）和加尔各答（1796/1814）。在白人殖民定居处的首批博物馆建立后，不断有新的博物馆出现，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则在差不多五十年以后才有新的博物馆出现。这种情况在亚洲也是一样，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英国殖民地区域：马德拉斯（Madras，1851）、勒克瑙（Lucknow，1863）、拉合尔（Lahore，1864）、班加罗尔（Bangalore，1865）、马图拉（Mathura，1874）和科伦坡（Colombo，1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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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博物馆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空白才逐渐得到填补。在印度和荷属东印度之外的亚洲博物馆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建立：曼谷（1874）、日本（1871，1877）、朝鲜（1908）、East Beagal（1913）、金边（1917）、乌兰巴托（1921）、喀布尔（Kabul）（1922）。非洲的第二个博物馆是在建造苏伊士运河期间于1863年建立的，其后又陆续有博物馆建立在奥兰（1884）、突尼斯（1889）、马达加斯加（1897）、罗德西亚（1901）、乌干达（1908）、肯尼亚（1909）、莫桑比克（1913）。在拉丁美洲，博物馆陆续建立在古巴（1870，1899）、哥斯达黎加（1887）、巴拿马（1903）、阿根廷（1888，1889，1895）。1905年由张謇在南通创立的中国第一个中国人办的博物馆就是这一波博物馆扩展中的又一个例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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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斯勒在运用欧洲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冲击的理论时，把1905年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当作一个欧洲外围之外发生的事件。然而，仅从博物馆设施的传布来理解欧洲资本主义对19世纪中国的那一波冲击还是不够的。欧洲资本主义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冲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上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物品优势以及基于此的国力优势，强迫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对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看法。博物馆以域外物品的展示来打破中国传统的封闭视界，使中国接受一个比它自己要广大得多的世界图景。用罗伯逊的话来说，博物馆的作用是改变中国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能起到当时维新人士所极为期盼的开启民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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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先注意到近代博物馆的人是徐继畲。1848年他辑著的《瀛环志略》一书，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以及风土人情。在卷五、卷七的“普鲁士国”、“西班牙国”和“葡萄牙国”各条，都提到那里有“军工厂”和“古物库”，即这些国家的军事博物馆和历史文物馆。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博物馆是由西方人办的。1868年法国耶稣会士P.厄德（汉名韩德，又名韩伯禄）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院，藏品主要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动植物标本，1930年以后划归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建亚洲文会博物院（亦称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由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办，藏品大部分为中国物品，也有东南亚地区的物品。主要藏品有鸟类、兽类、爬虫类等自然标本，另有部分古文物与美术品。中国人创办博物馆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配合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设立的。1876年京师同文馆首先设博物馆。1877年后，上海格致书院建“铁嵌玻璃房”博物馆，陈列有英国科学博物馆及比利时等国捐赠的各种科学仪器、工业机械、生物标本、绘图照相、水陆交通、天文地理、枪炮弹药、服饰等样品或模型，以供学生观摩，并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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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博物馆明确成为国家政治变革计划的一个部分。康有为在《大同书》（1885年完稿，1902年作最后修订）中，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的理想。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也提到办“博物院……以开民智而悦民心”。1895年，维新派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提出四项“要务”，建设博物馆即是其中一项。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说，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有十六件大事要办，其第十二项是“开博物院”。1898年夏天，光绪帝批准康有为所上的《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内有建立博物馆的建议。其后，由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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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忧内患的中国，博物馆成为罗伯逊所说的那种“世界政治的文化聚焦”。罗伯逊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心文化和政治的结合。在他那里，文化性的世界意象和政治性的世界秩序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群体可以持有不同的世界意象（即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不同的世界意象无一不是为了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如何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逊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要对人们常说的世界政治采取文化聚焦”，文化聚焦的一个重点就是关注不同的群体想象什么样的“世界意象”（即世界秩序），因为“世界意象在人们决定如何追求（思想和物质）利益时起着决定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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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意象和现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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