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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初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外来压力下被动形成的。当英国把《中英南京条约》强加给中国的时候，在一种似乎是一国与另一国的国际关系中，中、英两国民族国家意识和体制其实并不处在同一历史发展的水平。盖里特·贡曾指出，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进入现代国际关系体制系，其中有一个“两个步骤的过程”：一是国际关系，二是现代国家体制。欧洲国家早期与非欧洲国家所签定的条约（如南京条约）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同时涉及了国际关系和国家体制。前者如保障外籍人士的生命、自由、财产，后者如处理涉外事务的政府制度和政府机构。综合二者便有了国家政府遵守国际外交惯例、遵守国际法原则等规定。8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从19世纪开始在国际法著作中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表述。国际法所带来的国家主权意识使得中国得以用欧洲的外交原则和国际法来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在中国新世界意象（即国际政治秩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国际关系意识和国家意识其实是同时发生的。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专管外交事务的正式政府部门。总理衙门的设立被称为“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的转折点”，9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体制性变化，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正式放下对“番邦”的那种唯我独尊的身段，接受了与它国平等的地位。1862年设立的“同文馆”从属于总理衙门，直接为培养外交所需要的外语人才这个目的服务。总理衙门连同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形成新的“世界意象”的象征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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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意象既形成于世界政治秩序，又帮助维持世界政治秩序。欧洲列强把中国的总理衙门当作它们落实“国际协定”的工具。例如，当时的英国使臣布鲁斯（Frederick Bruce）爵士于1862年9月8日写道：“我们的政策是让（总理衙门）变得重要而有权威，敦促它处理外交问题，并在必要时惩罚那些违反条约的（中国）官员。这样，在我们的外交官威胁要将事情呈报北京（总理衙门）时，下面的官员才会害怕。”10总理衙门建立后不久，美国传教士马丁（A. P. Martin）于1864年将维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要素》（1836）译成中文，即人们所熟悉的《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成为清总理衙门的标准法律经典，而它的译者马丁则被任命为同文馆的国际法教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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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欧洲列强和中国双方都在新的“文明世界”秩序中各自重新定位，而“文明”标准正来自于《万国公法》。一方面，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于19世纪60年代制定所谓的“合作政策”，通过要求执行协定来对清政府共同施加外交压力，避免以武力胁迫清政府，以支持改良。另一方面，外交也成为中国保护自己利益的新方式。中国外交官不断以中国已严守协定为理由，不让西方列强有进一步惩罚中国的借口，并将西方国家活动限制在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清政府派员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清政府也参与了一些国际间的多边和平协定，参加了万国邮联和国际农业组织。从1878年起，清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世界性的国家法律改革和订立组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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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看上去于19世纪末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时已经有了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注重文化意义的民族意识远过于政治意义的国家观念。这种情况一直要到孙中山领导的民国革命胜利后才有所改变。民国初期的共和宪政理想标志着中国出现了具有全球化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这种民族国家观念是罗伯逊全球化理论所阐述的一个主要议题。罗伯逊强调，全球化的形成，其关键在于民族国家成为具有世界普遍人类基本生活秩序的形式。罗伯逊着重强调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它们按顺序分别是：一、民族国家社会；二、由这些社会所形成的世界秩序；三、个人；四、人类。罗伯逊所说的这四个方面不仅有身份范围间的联系，而且还有历史发展的联系。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将民族国家视为人的特别重要的社会联系方式）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和一种关于“人”的特定观念，即“个人”是“公民”，同步发展而成的。真正形成现代国家概念的条件是，相对独立的以“权利”和“义务”为标志的“个人”是民族国家的成员。在现代民族国家社会中，个人的局部忠诚（对家族、地方群体、朋党）理应服从于一种更高的忠诚，那就是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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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民族国家获得普遍政治秩序正当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同一性……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特定生活方式”。14由于普通人获得了具有全球意义的民族国家平等公民身份，人类的总体共同性才获得了像在日内瓦或海牙国际公约中的那种全球性表述。今天我们说世界可以形成一个国际社会，正是以这样的平等人类观为基础的。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形式在每个具体的国家中有自己个别的特征。这正是罗伯逊的全球理论所强调的普遍性与个别性“会合”（conjunctions）。罗伯逊从公民权利和义务着眼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理想模式，实现这一理想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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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性的现代民族国家要求将民族与国家区分开来。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的观念下，民族和国家虽然获得形式上的统一，实质上这二者仍然各具领域，并不完全契合。这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发生民族主义问题和其他分离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大体上说，国家的基础是法律和权力，而共同的民族意识则要靠许多复杂的因素来维系，包括共同的祖先、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在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成为民族生活的外在保障，而民族生活则构成国家的实质内涵，这样两者才能融合为一体。但事实上，至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自清末民初以来，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一直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构思，一是构想一个保障全民族成员的国家（公共政治的共和宪政），一是构想一个共同民族（公共文化的中华民族）。这两种本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构想在中国长期处在分离的状态中。当后一种构想单方面发展的时候，它虽能为现有的统治权力提供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但未必就等于这个国家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已经同样获得了国家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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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性民族国家并非“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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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博物馆在欧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构想现代国家群体身份的文化设施，在这个时候，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建造博物馆的设想，是否也可以从构想现代国家群体来理解其意义呢？有论者认为是可以的。例如，杨志刚将博物馆在当今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社会中应具有的公共政治意义追溯到康有为、梁启超原先对博物馆的构想。杨志刚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博物馆设想有公共政治意义。康、梁为建立博物馆所标举的理由是启迪民智，而民智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公共精神”：在康有为构筑的理想社会“太平世”里，各级行政组织都须建立博物馆，以供人们观览、学习。对此，杨志刚的结论是：“康有为重视博物馆建设，与其憧憬和追求‘平等公共’之理想密切相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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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观来看，他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它为公民权利和义务设定群体范围）的理解其实是颇可商榷的。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共和立宪理论应当说是同步形成的。康有为的《大同书》分为十部：《入世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书中以理想主义的笔调描绘人类未来“大同”世界的美妙蓝图。梁启超概括其庞杂内容为如下十余条：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皆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荣。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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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所设想的平等公共“大同世界”其实并不是今天全球基本群体模式的民族国家。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乌托邦，它潜在破坏的对象恰恰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族国家。康有为的理想世界要求人去国、去种、去家、去产，成为完全自由自主的个人。这种世界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世界主义一样（世界政府下的世界公民、全球市场中的顾客、人类社会中的个人、全世界利益一致的无产者等），它本身就是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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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在19世纪末提出在中国建造博物馆设施，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寻求变法之道的中国向西方学习技术、科学知识和学习教育、社会制度。博物馆固然可以让中国人明白世界天下之大，但它基本上还只是一种知识手段，尚未与构建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这就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物品收藏仅仅是一种百科全书式观照一样。这在后面还要谈到。由于在中国博物馆是一种由西方引进的概念和设施，康、梁时期博物馆观念相对滞后于西方博物馆阶段发展。这本身就印证了华勒斯坦关于全球化一波波冲击逐渐由西方向外围延伸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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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博物馆提供何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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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找到自己位置，这在中国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了。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规定以民主共和为教育宗旨，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中央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筹办各省的社会教育等内容。在社会教育中，单立一科专门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及搜集文物等工作。同年8月鲁迅任该科科长。中央教育部首先决定在北京建立历史博物馆，于1912年7月9日在国子监旧址设筹备处，胡玉缙为筹备处主任，接收太学器皿等文物为最初的馆藏。鲁迅亲自规划筹备工作，并将自己珍存的古物赠送该馆。这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个国立博物馆。1914年，内政部接收奉天（今辽宁沈阳）、热河（今河北承德）两地清廷行宫的文物古玩，运到北京故宫武英殿、文华殿等处，成立古物陈列所，治格为所长。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帝王宫苑和皇室收藏辟设的博物馆，首开皇宫社会化先例。1915年在南京明故宫旧址，成立了南京古物保存所，陈列明故宫遗物。1918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迁至故宫前部端门至午门一带。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迫使已退位的清帝溥仪出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宫内物品。1925年9月，善后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组成临时董事会，推选李煜瀛为理事长。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北京城内，“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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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成为公共盛事，具有与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下令在罗浮宫设立中央艺术馆，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同样重要的指标意义。它标志着博物馆在中国的社会化，也标志着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博物馆的社会化表现为博物馆塑造民族国家群体身份，吸引广大民众的参与。博物馆知识从少数精英扩大到更大的社会民众层面，使得原本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大众化了。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则主要表现为博物馆被纳入国家的社会教育体系，为此博物馆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并为国家所认可的目的服务。在中国，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特征逐步加强，在1949年以后受到空前的强调，成为一种国家性职能。1951年10月27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发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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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博物馆向人们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知识，博物馆因此常被笼统地说成是一个“知识场所”。然而，重要的不只是博物馆的知识性，而更是博物馆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尽管不同的博物馆各有自己的收藏对象（即知识性物品），但它们都在提供同一种性质的知识，那就是关于人们生活世界秩序的知识。在中国，自民国初年到今天，这一生活世界秩序越来越受国家政府的规范。博物馆无一不在展示一个由物品构成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可大可小，但却必然有一个中心，因而形成一种秩序，小世界是小秩序，大世界是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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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小世界”是以民族国家为疆域的“社会”或“文化”，它的“大世界”则是由许多这样的社会或文化构成的“全球”。对于每个民族国家来说，大世界都是以它自己的那个小世界为中心的。小世界中当然还可以分出更小的地区来（如各种地方性博物馆），但这些更小的地区都从属于民族国家，没有独立的群体意义。民族国家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是国家权力，而全球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则是民族国家。这样大小相套的现代生活世界秩序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今天，博物馆提供的知识在展示这两种生活世界秩序的时候，凸现的主要是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是当今世界博物馆展示知识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有别于博物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他三种知识展示模式，它们分别是无序的“物品聚合”、“神创世界”和“自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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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物品聚合是欧洲中世纪物品收藏的主要特征。当时的物品收藏者主要是宫廷和教会，收藏大都杂乱无章，不成系统。到了14世纪，随着早期人文主义的兴起，物品收藏才逐渐呈现系统性。15世纪，出现了与珍品收藏不同的、以增进收藏者知识为目的的收藏室，主要是在宫廷和富裕家庭，称为“陈列室”（Kabinette）、“学习室”（Estudes）和“工作室”（Studiolos）。19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欧洲的世界视野。技术的发展（如望远镜）和书籍交流的便利大大增加了当时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和要求，也使得物品展览的“陈列室”成为一个将未闻未见世界融入已闻已见世界的文化空间。无奇不有的物质收藏和其他形式的知识猎奇（如“游记”）汇合到一起，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广大的世界的知识。中国19世纪后半叶最早出现的博物馆所起的就是与此类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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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世界的博物馆知识模式出现于16世纪。当时，西方的一些博物馆以展品来呈现一种“世界舞台”的想象，其中以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卡米罗（Camillo）的“记忆舞台”最具代表性。想象世界舞台是为了对当时的知识作一个全景描述。它在对知识内容的分类中运用了当时人所理解的宇宙秩序模式。在卡米罗（Camillo）的“记忆舞台”上，宇宙万物都有自己在普遍秩序中的位置。记忆舞台共有七排陈列。按照神在七天中创造了世界，这七排陈列分别是七大行星、简单物质、复合物质、人类制品、灵肉结合和自然中的人行为和艺术。在第一排的中央是一个象征上帝的角锥体。剧场的舞台是供参观者用的，在舞台上，参观者可以像俯瞰宇宙一样俯瞰剧场。20博物馆的“神创造”知识模式反映了当时欧洲对“知识”的认知。当时的人们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帮助唤醒人的沉睡记忆，激活他们头脑中先已存在的那种无所不包的知识。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分析的那样，16世纪欧洲人的认知形式和内容是建立在一系列涵盖宇宙一切因素的复杂“相似”关系上的。上帝所创造的字词和事物都在“深层意义”上打上了神的印记。人的认知就是领略神的秘密，唤回神早就安置在他们头脑中的知识记忆。知识也就等于按神的意图去阐述那些可见的迹象和联系众多迹象间的相似关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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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欧洲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一个相似关系中的知识系统，而逐渐形成了“自然历史”的观念。像培根、笛卡儿这样的思想家不再以揭示神秘相似关系来作为获得新知识的方式，而代之以一种更纯粹的求知方式，那就是“比较”。22后一种方法只有两种根本形式：量度的比较和类别的比较。求知从此不再是按照神的秘密征兆去寻找宏大的相似关系体系，而是通过“客观观察”来找出事物的特征。只有客观特征才能在比较的过程中显示出事物的特质和多样性。知识本质和求知方式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了博物馆对物品的展现形式。先前的物品展览十分依赖于文字和文本，否则无法说明物品背后的那些复杂而隐秘的相似关系。相比之下，新的物品展览则无须文字说明，只要将同类的物品陈放在一起，关于“自然”的知识也就展现在人们眼前。这种博物馆展览使得人能够直接与“自然历史”产生对话，而世界也就是一个由世间万物构成的自然秩序。无论是“神创造”还是“自然历史”的博物馆知识，它们所追求的都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百科全书式知识合理性的依据是一个人类一体不可分割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一神所创，也可以是自然发生。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呼吁建立博物馆的知识模式基本上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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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族国家的时代，知识开始有了“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的属性。“有意义的”知识开始以“民族国家”为其新的框架和合理性（即知识价值）依据。最早显示这一重要变化的是英国皇家协会（成立于1660年）在1666年所办的一个展览会。这个展览会被称为“博览”（repository）。一开始，它展览的是一些个人捐赠的物品，受到了不少批评。批评者指出，这个所谓的“博览”过于芜杂无序，缺乏明确的物品属性。1669年，为弥补原展览的缺失，皇家协会聘请了一位植物学家在英伦三岛收集自然物品，重新组织展览。据1681年展览的介绍说，收藏物品是为了建立一个仅限于英国领土范围的“自然物品清单”。23这可以说是第一次把“国家”用作收藏和展览的意义框架。英国在欧洲首先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早在英国皇家协会展览前不久的1656年，英国收藏家屈德赛德特（John Tradescent）就曾为他自己的收藏写道：“这些珍藏……乃是为国争光之物。”屈德赛德特还说，是阿希莫尔（Elias Ashmole）让他明白了国家的重要。阿希莫尔是皇家协会的创始会员，并在1683年创办了牛津的阿希莫尔博物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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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在17世纪英国的博物馆收藏和国家的民族意识就已经有所联系，但民族国家普遍成为博物馆收藏和陈列的知识框架，那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情。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1773年建立于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第一座美国博物馆就以收集南卡罗莱纳的自然物品为宗旨。251792年，建立美国自然博物馆的设想被提出。26在法国，1765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博物馆词条中即有收藏可以为国家增光的表述。文化性历史收藏越来越以盘点国家文化遗产为核心任务。1795年法国建立了“法兰西纪念碑博物馆”，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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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观念是由当时积极争取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所主导的。资产阶级所争取的基本政治权利逐渐发展为所有人共同而平等拥有的公民政治权利。这种权利观是人们为在政治上反抗专制王权而提出的。1765年《百科全书》所提出的国家博物馆设想具有同样的政治反抗意义，因为它实际上要求珍贵物品应由国民拥有，而非君王专有。早在18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就已经提出了国民是否应当可以接触权贵阶级的私人收藏品的问题。1750年，路易十五将一百件名画在卢森堡宫中展放一年，供民众参观。国王的收藏实际已经“收归国有”，这才有了卢浮宫博物馆的展览。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皇家收藏成为博物馆，向民众公开展示，成为一种顺应潮流的、具有民族国家政治意义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俄国圣彼得堡的遗产博物馆（1764）、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家博物馆（1772）、意大利的庇护克莱门蒂诺（Pio-Clementino）博物馆（1772）、维也纳的贝可尼戴（Belnedere）博物馆（1784）。27在中国，1925年故宫皇家收藏变为向民众开放的故宫博物院，也具有同样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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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物馆和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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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民族国家真正得到发展的时期。在19世纪初，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崭新的群体概念，它比人们以前从直接生活经验得到的群体感觉（家族、地区、城邦等）都要广大和抽象得多。博物馆对于想象这种新的群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群体想象”场所和空间。28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下子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了种种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博物馆。人们对于什么是对民族群体最有价值的遗产、物品和记忆，什么最需要永久地加以保存，什么最值得为之建立博物馆，都在观念上不断有所变化。按照发生的前后顺序，这些变化分别集中在文化、民族和国家这三个不同的中心上。越往后政治性就越突出，甚至完全凌驾于其他性质的群体想象之上。这也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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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半叶，刚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重点在民族文化，并不具有突出的政治性。例如格林（Jacob Grimm）广泛收集了德国的历史材料，发表了《德国语言和德国皇家古董珍藏史》。他还将历史研究方法运用于民俗研究，编撰了《德意志英雄传奇》和《德意志神话》，甚至还计划要出版德意志民俗大全和开创德国古物收藏。29民俗采风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初的文化民族主义博物馆的发展，如哥本哈根的闪族古物博物馆（1807）、布达佩斯的国家画廊（1802）和布拉格的国家博物馆（1818）。博物馆集萃具有民族特色的物品，主要重在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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