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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找到自己位置，这在中国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了。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规定以民主共和为教育宗旨，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中央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筹办各省的社会教育等内容。在社会教育中，单立一科专门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及搜集文物等工作。同年8月鲁迅任该科科长。中央教育部首先决定在北京建立历史博物馆，于1912年7月9日在国子监旧址设筹备处，胡玉缙为筹备处主任，接收太学器皿等文物为最初的馆藏。鲁迅亲自规划筹备工作，并将自己珍存的古物赠送该馆。这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个国立博物馆。1914年，内政部接收奉天（今辽宁沈阳）、热河（今河北承德）两地清廷行宫的文物古玩，运到北京故宫武英殿、文华殿等处，成立古物陈列所，治格为所长。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帝王宫苑和皇室收藏辟设的博物馆，首开皇宫社会化先例。1915年在南京明故宫旧址，成立了南京古物保存所，陈列明故宫遗物。1918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迁至故宫前部端门至午门一带。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迫使已退位的清帝溥仪出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宫内物品。1925年9月，善后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组成临时董事会，推选李煜瀛为理事长。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北京城内，“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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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成为公共盛事，具有与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下令在罗浮宫设立中央艺术馆，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同样重要的指标意义。它标志着博物馆在中国的社会化，也标志着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博物馆的社会化表现为博物馆塑造民族国家群体身份，吸引广大民众的参与。博物馆知识从少数精英扩大到更大的社会民众层面，使得原本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大众化了。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则主要表现为博物馆被纳入国家的社会教育体系，为此博物馆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并为国家所认可的目的服务。在中国，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特征逐步加强，在1949年以后受到空前的强调，成为一种国家性职能。1951年10月27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发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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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博物馆向人们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知识，博物馆因此常被笼统地说成是一个“知识场所”。然而，重要的不只是博物馆的知识性，而更是博物馆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尽管不同的博物馆各有自己的收藏对象（即知识性物品），但它们都在提供同一种性质的知识，那就是关于人们生活世界秩序的知识。在中国，自民国初年到今天，这一生活世界秩序越来越受国家政府的规范。博物馆无一不在展示一个由物品构成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可大可小，但却必然有一个中心，因而形成一种秩序，小世界是小秩序，大世界是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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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小世界”是以民族国家为疆域的“社会”或“文化”，它的“大世界”则是由许多这样的社会或文化构成的“全球”。对于每个民族国家来说，大世界都是以它自己的那个小世界为中心的。小世界中当然还可以分出更小的地区来（如各种地方性博物馆），但这些更小的地区都从属于民族国家，没有独立的群体意义。民族国家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是国家权力，而全球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则是民族国家。这样大小相套的现代生活世界秩序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今天，博物馆提供的知识在展示这两种生活世界秩序的时候，凸现的主要是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是当今世界博物馆展示知识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有别于博物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他三种知识展示模式，它们分别是无序的“物品聚合”、“神创世界”和“自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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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物品聚合是欧洲中世纪物品收藏的主要特征。当时的物品收藏者主要是宫廷和教会，收藏大都杂乱无章，不成系统。到了14世纪，随着早期人文主义的兴起，物品收藏才逐渐呈现系统性。15世纪，出现了与珍品收藏不同的、以增进收藏者知识为目的的收藏室，主要是在宫廷和富裕家庭，称为“陈列室”（Kabinette）、“学习室”（Estudes）和“工作室”（Studiolos）。19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欧洲的世界视野。技术的发展（如望远镜）和书籍交流的便利大大增加了当时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和要求，也使得物品展览的“陈列室”成为一个将未闻未见世界融入已闻已见世界的文化空间。无奇不有的物质收藏和其他形式的知识猎奇（如“游记”）汇合到一起，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广大的世界的知识。中国19世纪后半叶最早出现的博物馆所起的就是与此类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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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世界的博物馆知识模式出现于16世纪。当时，西方的一些博物馆以展品来呈现一种“世界舞台”的想象，其中以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卡米罗（Camillo）的“记忆舞台”最具代表性。想象世界舞台是为了对当时的知识作一个全景描述。它在对知识内容的分类中运用了当时人所理解的宇宙秩序模式。在卡米罗（Camillo）的“记忆舞台”上，宇宙万物都有自己在普遍秩序中的位置。记忆舞台共有七排陈列。按照神在七天中创造了世界，这七排陈列分别是七大行星、简单物质、复合物质、人类制品、灵肉结合和自然中的人行为和艺术。在第一排的中央是一个象征上帝的角锥体。剧场的舞台是供参观者用的，在舞台上，参观者可以像俯瞰宇宙一样俯瞰剧场。20博物馆的“神创造”知识模式反映了当时欧洲对“知识”的认知。当时的人们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帮助唤醒人的沉睡记忆，激活他们头脑中先已存在的那种无所不包的知识。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分析的那样，16世纪欧洲人的认知形式和内容是建立在一系列涵盖宇宙一切因素的复杂“相似”关系上的。上帝所创造的字词和事物都在“深层意义”上打上了神的印记。人的认知就是领略神的秘密，唤回神早就安置在他们头脑中的知识记忆。知识也就等于按神的意图去阐述那些可见的迹象和联系众多迹象间的相似关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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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欧洲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一个相似关系中的知识系统，而逐渐形成了“自然历史”的观念。像培根、笛卡儿这样的思想家不再以揭示神秘相似关系来作为获得新知识的方式，而代之以一种更纯粹的求知方式，那就是“比较”。22后一种方法只有两种根本形式：量度的比较和类别的比较。求知从此不再是按照神的秘密征兆去寻找宏大的相似关系体系，而是通过“客观观察”来找出事物的特征。只有客观特征才能在比较的过程中显示出事物的特质和多样性。知识本质和求知方式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了博物馆对物品的展现形式。先前的物品展览十分依赖于文字和文本，否则无法说明物品背后的那些复杂而隐秘的相似关系。相比之下，新的物品展览则无须文字说明，只要将同类的物品陈放在一起，关于“自然”的知识也就展现在人们眼前。这种博物馆展览使得人能够直接与“自然历史”产生对话，而世界也就是一个由世间万物构成的自然秩序。无论是“神创造”还是“自然历史”的博物馆知识，它们所追求的都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百科全书式知识合理性的依据是一个人类一体不可分割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一神所创，也可以是自然发生。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呼吁建立博物馆的知识模式基本上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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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族国家的时代，知识开始有了“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的属性。“有意义的”知识开始以“民族国家”为其新的框架和合理性（即知识价值）依据。最早显示这一重要变化的是英国皇家协会（成立于1660年）在1666年所办的一个展览会。这个展览会被称为“博览”（repository）。一开始，它展览的是一些个人捐赠的物品，受到了不少批评。批评者指出，这个所谓的“博览”过于芜杂无序，缺乏明确的物品属性。1669年，为弥补原展览的缺失，皇家协会聘请了一位植物学家在英伦三岛收集自然物品，重新组织展览。据1681年展览的介绍说，收藏物品是为了建立一个仅限于英国领土范围的“自然物品清单”。23这可以说是第一次把“国家”用作收藏和展览的意义框架。英国在欧洲首先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早在英国皇家协会展览前不久的1656年，英国收藏家屈德赛德特（John Tradescent）就曾为他自己的收藏写道：“这些珍藏……乃是为国争光之物。”屈德赛德特还说，是阿希莫尔（Elias Ashmole）让他明白了国家的重要。阿希莫尔是皇家协会的创始会员，并在1683年创办了牛津的阿希莫尔博物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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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在17世纪英国的博物馆收藏和国家的民族意识就已经有所联系，但民族国家普遍成为博物馆收藏和陈列的知识框架，那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情。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1773年建立于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第一座美国博物馆就以收集南卡罗莱纳的自然物品为宗旨。251792年，建立美国自然博物馆的设想被提出。26在法国，1765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博物馆词条中即有收藏可以为国家增光的表述。文化性历史收藏越来越以盘点国家文化遗产为核心任务。1795年法国建立了“法兰西纪念碑博物馆”，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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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观念是由当时积极争取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所主导的。资产阶级所争取的基本政治权利逐渐发展为所有人共同而平等拥有的公民政治权利。这种权利观是人们为在政治上反抗专制王权而提出的。1765年《百科全书》所提出的国家博物馆设想具有同样的政治反抗意义，因为它实际上要求珍贵物品应由国民拥有，而非君王专有。早在18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就已经提出了国民是否应当可以接触权贵阶级的私人收藏品的问题。1750年，路易十五将一百件名画在卢森堡宫中展放一年，供民众参观。国王的收藏实际已经“收归国有”，这才有了卢浮宫博物馆的展览。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皇家收藏成为博物馆，向民众公开展示，成为一种顺应潮流的、具有民族国家政治意义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俄国圣彼得堡的遗产博物馆（1764）、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家博物馆（1772）、意大利的庇护克莱门蒂诺（Pio-Clementino）博物馆（1772）、维也纳的贝可尼戴（Belnedere）博物馆（1784）。27在中国，1925年故宫皇家收藏变为向民众开放的故宫博物院，也具有同样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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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物馆和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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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民族国家真正得到发展的时期。在19世纪初，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崭新的群体概念，它比人们以前从直接生活经验得到的群体感觉（家族、地区、城邦等）都要广大和抽象得多。博物馆对于想象这种新的群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群体想象”场所和空间。28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下子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了种种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博物馆。人们对于什么是对民族群体最有价值的遗产、物品和记忆，什么最需要永久地加以保存，什么最值得为之建立博物馆，都在观念上不断有所变化。按照发生的前后顺序，这些变化分别集中在文化、民族和国家这三个不同的中心上。越往后政治性就越突出，甚至完全凌驾于其他性质的群体想象之上。这也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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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半叶，刚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重点在民族文化，并不具有突出的政治性。例如格林（Jacob Grimm）广泛收集了德国的历史材料，发表了《德国语言和德国皇家古董珍藏史》。他还将历史研究方法运用于民俗研究，编撰了《德意志英雄传奇》和《德意志神话》，甚至还计划要出版德意志民俗大全和开创德国古物收藏。29民俗采风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初的文化民族主义博物馆的发展，如哥本哈根的闪族古物博物馆（1807）、布达佩斯的国家画廊（1802）和布拉格的国家博物馆（1818）。博物馆集萃具有民族特色的物品，主要重在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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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后，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治色彩和作用都变得更加明显。博物馆随之和其他文化体制（新闻报纸、教育等）一样，成为民族国家争取民族身份独立的工具。例如，1853年在纽伦堡所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博物馆的民族政治意义就极敏感。当时德国刚刚统一不久，德意志博物馆收集物品的领土范围尚不明确。将馆址选在纽伦堡乃是出于中世纪式的浪漫主义，将德国想象为传承德意志第一帝国的光荣传统。30在德意志博物馆建立两年后，马克西姆林二世在慕尼黑建立了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以强调与巴伐利亚有关的维特巴哈（Wittelsback）皇脉。又如，1862年在华沙建立了“国家博物馆”，尽管当时波兰被俄、普、奥所瓜分，并不存在一个叫波兰的国家。华沙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品有一部分其实并不存放在波兰，而是存放在瑞士。31在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博物馆能提供文化合理性，并将之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博物馆被用作一个构建民族历史、民族范围和民族身份的空间和场所。特定的群体通过博物馆展示向世人宣告，在今天的多民族世界上，我们这个民族有自己特殊的品质和传统，必须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民族博物馆以其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任何民族理应独立建国的要求，尽管民族和国家事实上并不总是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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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在欧洲，民族已经成为国家形式的民族，即民族国家。博物馆也成为一种国家性的机构或设置，为国家担负起开启和教育国民的任务。这就是中国1911年以后的情形。更重要的是，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已成为群众运动。当时的种种国际博览会成为博物馆史上最早吸引广大群众参观的展览。1925年故宫博物院开院，成为北京盛事，也是这种性质的博物馆事件。19世纪80年代以后，博物馆开始和国家的教育体制相结合，专门的博物馆也成为学生获取“专门知识”的一种教育场所，如邮政博物馆、电讯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除了民智开启和教育作用之外，博物馆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支持国家权力的权威，为之提供文化和历史的合法性依据。自19世纪以来，就出现了一些特别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博物馆，如国家缔造者或革命领袖的纪念博物馆，或者将他们的故居改建而成的永久展览场处，等等。它们当中不少不再涉及“民族”，而是直接成为国家体制的延伸和特定国家政权的象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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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意识形态博物馆的形成与一次大战以后出现的新型国家政体有密切联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5月成立了博物馆部，负责管理苏联的所有博物馆，强调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是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时只有114座博物馆，1920年即增至394座，1934年增至738座。其中历史和革命博物馆占有重要地位，如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1918），莫斯科红军博物馆（1919），国立伟大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博物馆（1919）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国家十分重视利用博物馆进行法西斯教育，鼓动战争狂热，使这些国家的博物馆成为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场所，如意大利1926年建立的罗马帝国博物馆、1938年建立的墨索里尼博物馆，纳粹德国建立的祖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日本文部省也于1932年接管了博物馆协会，把博物馆纳入了官方的战争宣传轨道之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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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历史不同阶段中形成了不同侧重点的博物馆。它们如今同时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无论博物馆的侧重点是自然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国家身份，还是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它们所起到的与现代民族国家有关的作用不外乎三种。第一种作用是集藏具有民族特色的物品，如古钱币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碑刻博物馆、特类艺术博物馆等。第二种作用是叙述民族历史和构塑民族身份，如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等等。它们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展品及其历史来叙述和构筑一种足以与其他民族群体相区分的集体身份。第三种作用是为国家提供权力象征或合法性依据，如革命博物馆、领袖纪念堂、革命烈士纪念馆等。与这三种不同作用相一致的是三种不同性质的集体记忆。第一种是行业、生活习俗或艺术传统记忆。第二种是群体历史记忆，这里的历史究竟包含怎样的具体意义，往往是有争议的，博物馆因此成为不同集体记忆所必须争夺的场所。第三种是现有政权的体制记忆，包括它的权力架构传统、重要人物、主要敌手、政策先例、执政史等。政权的体制记忆是最脆弱、最敏感的，它需要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来维持，而维持这种记忆的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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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的主流文化或主流秩序观。博物馆收藏品所体现的也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或至少不反对）的集体记忆。具有另类记忆（反记忆）性质的另类博物馆（亦称反博物馆）则要到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其突出代表就是谴责国家暴力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和柬埔寨大屠杀博物馆。33如果有一天能建立“文革”博物馆，也将是一个代表。这样的博物馆是一个另类记忆的博物馆，它们不会只是记录某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只是一般的民俗博物馆。它们将挑战现有国家权力主导的宏大历史叙事和集体身份代表权威，也将要求人们在共同承担人性灾难责任的同时，重新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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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构建和政权合法性的宣示往往会很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例如，故宫博物院看起来是一座文物性博物馆，但它对于任何一个可能的中国国家政权都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国民党政权在撤离大陆后仍维持一个“故宫博物院”便是证明。正如哈里希（Tamara Hamlish）指出的那样，故宫博物馆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在为中国现有的政治权威服务（支持它的国家内权威）时，也在全球（世界范围内）为这个政治权威建立合法性。为了在当今全球群体中得到承认和尊重，中国需要有丰厚的文化遗产。在故宫博物馆里，这一遗产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体现为金碧辉煌的皇宫、数不清的藏品和由它们所凝聚的帝王历史。帝王历史被当作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各个不同朝代的陈列室中，许多本来并无联系的物品把不同的帝王和朝代合成为一个“连贯”或者“连续”的合法统治史。文化遗产对于国家政权的用处在于，在全球环境和国际社会中，谁有了民族文化的合理继承权，谁也就有了政权上的合法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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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在这个意义上实际是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展现的虽是“文化遗产”，打造的却是国家合法性。正如阿索巴所说，“民族遗产是民族国家的脐带”。35博物馆展现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完整概念。国家博物馆以物品收藏记录一个民族群体在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这些物品来源的疆域宣示了与之有关的国家政治势力版图。博物馆将一个民族国家中一切具有代表意义的物品尽收于其中，因此成为国家权力体制的最佳象征。国家博物馆既是国家权威和合法性的耀眼象征，又是国家历史性秩序的独特展示场所。没有国家博物馆，现代民族主义就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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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主义，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有用的现实神话。在许多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回答的是与群体有关的宏大生死延续问题，它在探求群体的存在意义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36这些作用以前是由宗教来发挥的。和宗教一样，民族主义可以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永恒的生存延续，将个人的渺小和短暂升华为群体的广大和永恒。必然死亡中止的个体生命在群体存在中得以延长，纯属偶然的个人生活事件在群体存在中获得了深刻的意义。就连权力无限的“国家”，它的合法性也必须用“民族”来打造。任何国家权力都不可能永存，因此也只有在想象的民族中才能获得一种想象的永恒。博物馆是为想象民族的永恒而设置的，尽管博物馆自己的历史很短暂，而且也不可能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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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 第十五章 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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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欲横流、贫富悬殊、官贪政贿的今天，人们开始把“文革”时期当作一个与当今社会反衬的时代来怀念。在这种怀念中，“文革”被想象为一个与当今“物质主义”截然而异的理想时代。有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物质虽然匮乏，但却是一个物质分配公正的社会。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许会按照自己当时不同的经验和现在不同的处境形成不同的看法。不曾有过这种生活经验的人则更是可以凭自己的偏好和需要去作自由发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反思“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最好不要光凭个人经验或印象，而是从物质文化的基本结构入手。对物质文化的基本结构有了了解，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文革”时期物质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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