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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在“文革”期间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是极其重要的。“文革”的所谓精神世界秩序正是由物质来体现、维持和再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人注重物质，一点也不比现在的人逊色。仅仅着眼于“文革”时期人们可以实际支配的物品，是无法认识“文革”期间的那种极端的物质主义的。和在任何特定社会中一样，“文革”时期的物品所满足的并不是人的所谓普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由当时社会和政治文化所理解为“正当”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国家以何种正义原则和为何种目的去满足这些需要？今天，这些原则和目的是否还具有正当性？这些恐怕才是我们探讨“文革”时期物质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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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所说的物质不是指大千世界中的自然物质，而是指与人们社会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物品。消费物品不只是具有实用价值（有用）和商业价值（值钱），而且更具有负载和传递文化价值（意义）的作用。1消费物品的文化意义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而且还与三个层次间的意义转换和流动相关。我们可以把消费物品的三个不同意义层次分别称为“文化社会”、“消费物品”和“个人消费者”。第一个是由文化构成的整体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世界或社会。具体的文化世界与外界社会联系可大可小，因此，其体系的严密性也各有差异。“文革”中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世界。它极其封闭，也极其严密，严格地限制着物品在其中可以起的作用。第二是物品本身。物品是它所负载和传递的意义的符号。“文革”期间物品意义一般都具有政治意义，而一些物品又特别具有政治意义或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因而成为当时和今天都特别标志“文革”的符号。第三是消费者个人，他是具体物品意义的自由阐释者。在“文革”中，个人的自由程度受到极大的限制，他对物品意义的运用也受到极大限制。在这三个意义层次之间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流动形式。第一种发生在文化社会和消费物品之间，它使得某些物品特别具有符号意义或者成为特殊的符号。第二种意义流动形式发生在消费物品和消费者个人之间，它使得消费行为成为某种“仪式”，也就是成为人与人关系中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表示”、“表现”或“表演”。物品的三层意义处所和两种意义流动形式，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从文化社会到物品的文化价值和“时尚”作用；二、联系物品和消费者的“仪式”行为；三、“文革”时期的“分配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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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化世界到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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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品来说，最基本的意义层次就是社会这个由文化所构成的世界。人们在这个文化性的世界中感知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情发生，并把握它们的意义。这个文化世界决定人们如何去看待和理解其中的事情和事物。人们从他们现有的文化获得认识世界的基本认识范畴和基本价值。基本的认识范畴给了他们关于“时间”、“地点”、“人群类属”等的概念，而基本的价值则使他们得以分辨“好坏”、“善恶”、“优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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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世界的基本概念和价值都是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被实体化的。文化世界决定人们具体可以做什么，做什么以后会有怎样的具体后果。它也决定人的行为对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作用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这个文化世界中所做的事情又都是在复制和再生产这个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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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是人们日常生活将文化观念实体化为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物品的生产、使用、消费和交换使得文化世界的基本认知概念变得十分具体、实在。物品的实际存在起着构筑文化世界的作用。物品是文化意义的极重要、极明显的记录。考古发掘正是这样从残存物品寻找过去文化世界的痕迹的。在生活世界中，观念更是必须通过具体的物品才能获得具体的表现。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物品是抽象观念的“现实表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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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物品是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单单是说物品在社会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而且是要强调，物品的符号意义本身就是由来自社会的正当性理由所支撑的。3就在我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物品的时候，社会秩序变成了一种必然的道德秩序。社会秩序是在物品的使用中被巩固和被再生的。单单从符号表意系统来看一件物品，它的意义存在于它和其他的同类物品的差别。例如一件军装之所以为军装并不是因为它必须穿在军人身上，它之所以为军装是因为它不是工作服、不是西装、不是长衫等等。但物品的纯符号意义并不等于它的社会意义。一件物品之所以获得某种社会意义是因为它和外在于这个符号系统的某些社会概念或价值联系在了一起。例如，一件军装在“文革”的中国有“革命”的符号意义（鲍德里亚称之为alibi，即托词），这是军装在许多其他社会中没有的意义。对于这件军装来说，“革命”才是穿它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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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社会（即文化世界）里，起主导作用的正当理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多数社会里，与物品有关的普遍正当理由是“需要”、“用途”、“作用”等。例如，表现高贵身份的貂皮大衣可以因“很保暖”来获得正当性，成为一件满足人们“自然需要”的物品。在“文革”中，物品的普通正当理由（如“满足生活需要”）之上更有一种特殊的正当理由，这种更高的正当理由就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事业。因此，最具正当理由的便是“革命需要”、“革命用途”、“革命作用”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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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在“文革”中具有极强烈、极明显的表演功能。这种表演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夸示和联想。夸示性表演往往需要借助文字和图画来表现，而联想性表演则更依重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正当需要观念。因此，虽然联想性表演不如夸示性表演那么显见，但它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让我们看到，当人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它的时候，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这些意义的社会规定再生这个社会秩序。例如，“文革”时很多房外都写着革命标语，画着毛主席的画像，这便是夸示性表演。当时的住房极其紧张，仅有的少数新造住房也十分粗陋。但是，比起那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考究住宅（西式的或中式的）来，粗陋的住房却有远为优越的联想意义（艰苦朴素）。那些不具此联想意义，或具有相反联想意义的西式洋房，无论画上多少毛主席头像，写上多少革命标语，都不可能在联想层次上具有与粗陋房舍同样的表演效果。在“文革”期间，朴素和考究的关系不只是彼此不同，而更是有此无彼。使用朴素物品成为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唯一方式。一切明显的考究、精致物品都会立即被联想到奢侈和资产阶级。这类物品会给使用者招惹许多麻烦，尤其是当使用者本人已经被归入政治上不可靠的属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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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物品的使用中，权位越高者越不受物品的这两种表演性限制，照样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照样可以看外国电影、读“封资修”的书籍，等等。“文革”物品对“艰苦朴素才革命”的表演是为一般普通人设计的，其作用是将他们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变为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对于一般人，“越穷越革命”成为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合乎道德理想的社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制人们接受的，而是由每个普通人在他的日常物品使用中自然形成。社会机制不断按自己的模式再生，并将社会机制强化为一种道德秩序，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人们在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过程中，形成与之相一致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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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物品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物品都具有相等的夸示性和联想表演功能。不同物品结合这两种表演性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像上面提到的住房，它的两种表演性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大多数物品也都是这种情况。这些物品中许多并没有很明显的联想表演性，如儿童使用的文具盒、簿本，大人使用的脸盆、毛巾、饭盒等。这些物品往往只能靠革命图像和文字的夸示表演来凸现它们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物品的夸示性表演还表现在它们的品牌名称上，如“红星”、“红波”、“卫东”、“东风”等，甚至出售它们的商店名称上，如“五七杂货店”、“红卫文具店”、“长征药店”等。还有一些物品，它的暗示性意义与革命夸示表演根本就是冲突的，因为它们本身就带有坏的联想意义，如金银首饰、西洋服装、宗教用品、古董字画等。这些物品因此成为“破四旧”的对象，谁若用它们去展示革命的图画和文字，那就会被看成居心不良，诬蔑革命。再有一种物品，它们的正面暗示性极强，几乎不需要夸示性表演就能展现极强的革命意义，如军装、毛主席像章、语录、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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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表演功能是和社会等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越值得公开演示的，也就越是社会价值高的，越是高等级身份者所“自然”拥有的。程文超在论及“文革”中的“军用品”时这样写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军用品的。那么，你是军人家属，那自然是光荣的，有一些军用品用，也理所当然。但那年月，并非军人家属而能用上军用品的，大有人在。这才是本事！你得有地位、有身份、有关系、有路子。或者说，那年月，能用上军用品，比如，穿上一双解放鞋，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表征。解放鞋，将你和穿一般球鞋的人区别了开来，它显示了人物的身份、背景等鞋之外的很多意义。因而在那时，‘解放鞋’与一般球鞋之间，有一种等级、一种特权。”程文超还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他当知青时农村运动多，一有运动，就会拉几个地富反坏右出来批斗一番。一次运动又来了，队领导正准备将一个劳动不积极的人定为“坏分子”拉出来批斗，却发现他穿了一双新解放鞋。领导们想，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人说是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早年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官儿，最近联系上了。就这么一个传闻让他躲过这一劫：“那场批斗却落到了别人的头上。那时的坏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是不可能穿上解放鞋的。而穿上解放鞋的，就不可能是坏人。今天，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怕是很难理解，鞋里，还能藏着这样的政治玄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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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可以表演“革命”身份的物品成为一种时尚，时尚是物品的一种象征作用，它的产生和流行离不开广告的宣传。“文革”时尚和广告有它自己的特征。一般现代社会中的物品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往往通过两种途径，广告和时尚，巴尔特将之称为大众文化制造的“神话”。时尚把物品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美丽、尊贵、地位等）转化为物品的自然属性。例如法国香水香奈尔5号可以变为高贵、典雅和美丽的化身。时尚的反面还有逆反时尚。时尚引导者往往是社会上层名流，他们喜好的物品成为他们优越地位、丰厚收入和高雅趣味的象征。逆反时尚引导者则多为社会边缘群体人物，如嬉皮士、朋克、同性恋者等。他们的文化因激进、新奇和反叛而变成一种另类时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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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尚和一般时尚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具有代表性的“文革”物品，如军装、工装、毛主席像章，它们的象征意义化过程是一个时尚化过程。它的始作俑者在类别上与一般社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极具特色。“文革”中，起广告作用的是报刊媒体的革命宣传、样板戏和许多“重要事件”。领导人亲自穿军装，戴上红袖章，成为时尚最高的引导者，同时也代表边缘身份的人群，而成为逆反时尚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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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尚和一般社会时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别，那就是，在一般时尚的诱导手段之外，“文革”时尚还加上了强制性手段。一般时尚，如到麦当劳吃快餐，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吃还是不吃。但“文革”时尚是不允许这种选择的。它体现的是绝对的强制性。“文革”时尚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对违背时尚者的严厉惩罚。“破四旧”、“抄家”和许多斗争会就是以使用错误物品为罪证来采取暴力行动的。即使是不小心误用，无心之过也可能给人带来牢狱之灾，如把小红书放错了地方，不当使用了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吃了猫肉，等等。时尚物品的使用更被用作区分“自己人”和“敌人”的工具。关在牛棚里的人是不能穿军装的。识别一些时尚物品的“内部”差别（如军衣的四兜和二兜的差别）更是能让时尚者感到自己是“内行人”的心理满足，这和能闻出香奈尔5号和认出LV提包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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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尚和一般时尚的另一个区别是革命时尚直接与统治权力挂钩。研究一般物品意义和一般时尚者大都指出物品使用在维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无须统治权力直接介入就能维持的秩序，故常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一般社会中是统治的无形之手。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适用于“文革”中的中国。“文革”中的革命意识形态是由国家权力所设计，并通过国家机器加以贯彻的。这是极权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征。“文革”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设计并构建了当时的文化世界。物品成为这个文化世界最明显、最日常生活化的反映和记录，也成为国家主导社会生活的直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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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追求的往往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可以用物品为手段来达到的某种目的，尤其是人生安全感。这里面有一个两步的过程。第一步是从物品到某种可见的社会身份品质。例如，从贵重物品到“富有”，从优雅物品到“学问”或“品位”。第二步则是从社会身份品质到人生便利，尤其是人生安全感。“文革”和一般社会的区别在第一步，不在第二步。一般社会中，物品起到区别社会等级作用主要是通过物品与金钱的关系，物品越贵重，使用者的身份越高。具有追求价值的物品（时尚物品往往是这一类物品）所寓寄的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品质包括财富、地位、荣耀、学识、美貌等。“文革”中的时尚物品似乎与一般社会的完全不同，因为“文革”中许多一般的贵重物品（金银、古董、高级衣物）具有负面联想意义，成为人们急欲躲避（至少是不敢公然追求）的物品。但这种差别仅仅是表面现象。“文革”时期，人们追求的最终也是人生的安全感。“文革”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享有这种人生安全感。这才是“文革”社会等级极大差别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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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社会中，生活中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东西包括财富、显贵出身、名声、学问、教养。一个人有了这些，就能获得人生安全感（不受侵害、满足日常需要、尊严、自由、随心所欲、对未来有信心等）。人们追求人生安全感，这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那些可以获得人生安全感的东西。“文革”时，当财富、学问、某些地位和声名不仅不再能带来这些人生安全感，反而危害了这种安全感，它们当然也就不再是人们所向往的对象。相反，一般社会中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品质（贫穷、愚昧、没教养、卑微出身等）反倒成为获得人生方便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物品使用公开追求这些“下贱”品质，这未必真的就等于人们已经在心里彻底厌弃以往的“高贵品质”。尊卑的表面颠倒使得“文革”时期的物品使用比一般社会中更具一种特殊的表演性、假面性和矛盾两重性。“文革”中，参加抄家的人侵吞抄家物资，只敢私藏，不敢显露，就是矛盾两重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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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社会看来颠倒了一般社会的等级标准，使得原先的优等阶级变成了劣等阶级，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等级标准并未发生变化。“文革”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谁享有人生安全感，谁就是优等阶级。在一般社会中，最能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金钱的人，因为金钱是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交换手段。在“文革”中，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权力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支配一切社会利益。“文革”中最具正面符号价值的正是一些与权力有关的物品、军装、印有最高统帅头像的物件、代表他的思想和意志的书籍等等。军事组织既是暴力机器，又是暴力价值的象征。“文革”中社会军事化，与当时文化世界范畴和价值的敌我二分对立化是同时发生的。军事禁欲主义和当时的物质极端匮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文革”时期特殊的物质价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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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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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世界到社会等级身份标志物品，其间的意义流动是一个时尚化的过程。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其间的意义流动则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仪式”指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故亦可称作“象征行为”。7通过仪式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行为，人们在相互的交际中应用、挪用或者甚至修改物品的意义。人们在使用仪式化物品的过程中维持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形式关系。因此，仪式化的物品使用总是在维持某种社会秩序，并使得本来抽象的社会秩序通过物品使用明白地显现出来。最常见的仪式化物品使用包括送礼、宴请、炫耀（展现自己的所有物）、请客或出客、节日或婚嫁、庆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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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仪式化消费行为中，物品成为“交际物品”（communicators），物品的流动往往起到标志和巩固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等级关系的作用。长期研究消费文化的学者斯莱特（D. Slater）指出：“作为交际物品，物品首先是表示社会关系和区分的‘标志’。通过物品的公共意义和公开使用，消费使得（抽象的）区分、类别和等级变得清楚可见，因而组成了社会秩序。（物品的）社会意义一般是变化而不稳定的，消费仪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物品使用方法，消费仪式将物品的社会意义固定下来，并给它们以‘可见的社会定义’。”8斯莱特以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仪式化物品消费。圣诞节吃火鸡，火鸡成为群体标志（信基督教的人），时间周期标志（一年一度）和亲朋家人标志（宴席出席者）。作为圣诞大餐的主餐，火鸡还成为上菜的程序和最尊出席者（分割火鸡者）的标志。仪式化的物品消费具有做给人看的公开展示性，因此特别起到组合社会关系的作用。可以说，通过仪式化的消费，人们才得以构建和维持了一个可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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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用“文革”期间的“赠送”和“占有”这两种仪式行为为例子，来看一看物品消费与当时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公开赠送主要表现为“嘉奖”和“福利”。单位对“先进”个人送毛选、奖状、笔记本等，但不送“红包”，这标志着重精神、轻物质。但另外一方面，过年过节又会给职工送毛巾、肥皂、劳保用品、食堂配菜，以标志领导和组织关怀。赠送实物而不赠送金钱，看起来相似，却有重要的区别。发实物是自上而下地设想和规定人们的需要。发什么物品、发多少，都是“组织”的事。组织给你什么，你就需要什么；给多少，你就需要到什么程度。人跟人的需要是一律规定的。发金钱则不同，那是允许人们自由设定需要，决定不同需要的主次并决定将这些需要满足到何种程度。每个人领到同额的奖金，根据自己需要购买的物品肯定不会一样。“文革”中常有发的用不掉、不发的用不到的情形。尽管发钱比什么都好，但一发钱就是错误的“物质刺激”和“金钱挂帅”。赠送和需要的脱节使得赠送成为一种纯形式的，表示上级关怀的仪式。它表示上级父母般关怀的作用大于满足群众实际需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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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金钱的作用还受到票证分配物品制度的限制。“文革”中托人办事，每每请客吃饭、送礼，但不送钱。送钱是明目张胆地贿赂，一旦抖露出来，钱便是罪证。实物与请客吃饭不同，那是“人情难却”，所以往往是半公开的。请客送礼一般限于食品和烟酒，当时这类礼品的实际价值比现在要高，因为都是定量供应的，就是有了钱也未必买得到。请客送礼是一种非冠冕堂皇的半公开行为，它是对所请所送的人表示尊敬、表示亲近的仪式。太生疏的关系是送不上礼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转托他人。受礼的当然是有权势地位、有能力替人办得成事的。和单位“赠发”物品一样，托人办事的请客送礼是一种增进社会关系或人际“亲近感”的方式。由于这种亲近感，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权力差别在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中变得容易接受了。人们尽管没有选择的自由，尽管不得不把自己的那一份定额物品“赠与”有权有势的人，但毕竟换取了照顾和关照。“文革”期间的整个社会秩序就是营造在这样一种类似家庭的父权统治模式上。只要你听话，安分守己，一切听从安排，威严但慈爱的父亲（领袖、组织、国家、领导等）自然会照顾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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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使用还表现在仪式性消费的另一重要形式：“占有”。消费者对物品的占有不仅仅是指花钱购得物品。它更体现为用物品建立一种特殊的“私人感情”关系，如在新书上盖上藏书印，对住房进行装修，将收藏品展现给别人以示炫耀，等等。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在“文革”中往往不再有效。“文革”中抄家、破“四旧”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些被别人知道家里藏着“好东西”的人家，所以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恰恰成为“文革”时期的大忌讳。“文革”中，人们有很强的分辨意识，知道哪些是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正确意识形态联想意义），哪些是不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反动”意识形态联想意义）。这是当时物品使用的占有仪式的基本条件。在区分亲疏人际关系上，占有仪式比送礼仪式来得更重要。不能给外人看的东西往往是可以给家里的亲人或极好的朋友看的。“文革”时传借“禁书”就是在极当心的小范围内的占有仪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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