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66207
“文革”时尚和一般时尚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具有代表性的“文革”物品，如军装、工装、毛主席像章，它们的象征意义化过程是一个时尚化过程。它的始作俑者在类别上与一般社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极具特色。“文革”中，起广告作用的是报刊媒体的革命宣传、样板戏和许多“重要事件”。领导人亲自穿军装，戴上红袖章，成为时尚最高的引导者，同时也代表边缘身份的人群，而成为逆反时尚的领导者。
1703366208
1703366209
“文革”时尚和一般社会时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别，那就是，在一般时尚的诱导手段之外，“文革”时尚还加上了强制性手段。一般时尚，如到麦当劳吃快餐，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吃还是不吃。但“文革”时尚是不允许这种选择的。它体现的是绝对的强制性。“文革”时尚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对违背时尚者的严厉惩罚。“破四旧”、“抄家”和许多斗争会就是以使用错误物品为罪证来采取暴力行动的。即使是不小心误用，无心之过也可能给人带来牢狱之灾，如把小红书放错了地方，不当使用了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吃了猫肉，等等。时尚物品的使用更被用作区分“自己人”和“敌人”的工具。关在牛棚里的人是不能穿军装的。识别一些时尚物品的“内部”差别（如军衣的四兜和二兜的差别）更是能让时尚者感到自己是“内行人”的心理满足，这和能闻出香奈尔5号和认出LV提包是一样的。
1703366210
1703366211
“文革”时尚和一般时尚的另一个区别是革命时尚直接与统治权力挂钩。研究一般物品意义和一般时尚者大都指出物品使用在维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无须统治权力直接介入就能维持的秩序，故常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一般社会中是统治的无形之手。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适用于“文革”中的中国。“文革”中的革命意识形态是由国家权力所设计，并通过国家机器加以贯彻的。这是极权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征。“文革”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设计并构建了当时的文化世界。物品成为这个文化世界最明显、最日常生活化的反映和记录，也成为国家主导社会生活的直接工具。
1703366212
1703366213
人们追求的往往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可以用物品为手段来达到的某种目的，尤其是人生安全感。这里面有一个两步的过程。第一步是从物品到某种可见的社会身份品质。例如，从贵重物品到“富有”，从优雅物品到“学问”或“品位”。第二步则是从社会身份品质到人生便利，尤其是人生安全感。“文革”和一般社会的区别在第一步，不在第二步。一般社会中，物品起到区别社会等级作用主要是通过物品与金钱的关系，物品越贵重，使用者的身份越高。具有追求价值的物品（时尚物品往往是这一类物品）所寓寄的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品质包括财富、地位、荣耀、学识、美貌等。“文革”中的时尚物品似乎与一般社会的完全不同，因为“文革”中许多一般的贵重物品（金银、古董、高级衣物）具有负面联想意义，成为人们急欲躲避（至少是不敢公然追求）的物品。但这种差别仅仅是表面现象。“文革”时期，人们追求的最终也是人生的安全感。“文革”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享有这种人生安全感。这才是“文革”社会等级极大差别的关键所在。
1703366214
1703366215
在一般社会中，生活中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东西包括财富、显贵出身、名声、学问、教养。一个人有了这些，就能获得人生安全感（不受侵害、满足日常需要、尊严、自由、随心所欲、对未来有信心等）。人们追求人生安全感，这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那些可以获得人生安全感的东西。“文革”时，当财富、学问、某些地位和声名不仅不再能带来这些人生安全感，反而危害了这种安全感，它们当然也就不再是人们所向往的对象。相反，一般社会中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品质（贫穷、愚昧、没教养、卑微出身等）反倒成为获得人生方便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物品使用公开追求这些“下贱”品质，这未必真的就等于人们已经在心里彻底厌弃以往的“高贵品质”。尊卑的表面颠倒使得“文革”时期的物品使用比一般社会中更具一种特殊的表演性、假面性和矛盾两重性。“文革”中，参加抄家的人侵吞抄家物资，只敢私藏，不敢显露，就是矛盾两重性的体现。
1703366216
1703366217
“文革”社会看来颠倒了一般社会的等级标准，使得原先的优等阶级变成了劣等阶级，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等级标准并未发生变化。“文革”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谁享有人生安全感，谁就是优等阶级。在一般社会中，最能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金钱的人，因为金钱是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交换手段。在“文革”中，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权力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支配一切社会利益。“文革”中最具正面符号价值的正是一些与权力有关的物品、军装、印有最高统帅头像的物件、代表他的思想和意志的书籍等等。军事组织既是暴力机器，又是暴力价值的象征。“文革”中社会军事化，与当时文化世界范畴和价值的敌我二分对立化是同时发生的。军事禁欲主义和当时的物质极端匮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文革”时期特殊的物质价值秩序。
1703366218
1703366219
二、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
1703366220
1703366221
从文化世界到社会等级身份标志物品，其间的意义流动是一个时尚化的过程。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其间的意义流动则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仪式”指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故亦可称作“象征行为”。7通过仪式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行为，人们在相互的交际中应用、挪用或者甚至修改物品的意义。人们在使用仪式化物品的过程中维持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形式关系。因此，仪式化的物品使用总是在维持某种社会秩序，并使得本来抽象的社会秩序通过物品使用明白地显现出来。最常见的仪式化物品使用包括送礼、宴请、炫耀（展现自己的所有物）、请客或出客、节日或婚嫁、庆典等。
1703366222
1703366223
在仪式化消费行为中，物品成为“交际物品”（communicators），物品的流动往往起到标志和巩固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等级关系的作用。长期研究消费文化的学者斯莱特（D. Slater）指出：“作为交际物品，物品首先是表示社会关系和区分的‘标志’。通过物品的公共意义和公开使用，消费使得（抽象的）区分、类别和等级变得清楚可见，因而组成了社会秩序。（物品的）社会意义一般是变化而不稳定的，消费仪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物品使用方法，消费仪式将物品的社会意义固定下来，并给它们以‘可见的社会定义’。”8斯莱特以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仪式化物品消费。圣诞节吃火鸡，火鸡成为群体标志（信基督教的人），时间周期标志（一年一度）和亲朋家人标志（宴席出席者）。作为圣诞大餐的主餐，火鸡还成为上菜的程序和最尊出席者（分割火鸡者）的标志。仪式化的物品消费具有做给人看的公开展示性，因此特别起到组合社会关系的作用。可以说，通过仪式化的消费，人们才得以构建和维持了一个可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
1703366224
1703366225
我们不妨用“文革”期间的“赠送”和“占有”这两种仪式行为为例子，来看一看物品消费与当时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公开赠送主要表现为“嘉奖”和“福利”。单位对“先进”个人送毛选、奖状、笔记本等，但不送“红包”，这标志着重精神、轻物质。但另外一方面，过年过节又会给职工送毛巾、肥皂、劳保用品、食堂配菜，以标志领导和组织关怀。赠送实物而不赠送金钱，看起来相似，却有重要的区别。发实物是自上而下地设想和规定人们的需要。发什么物品、发多少，都是“组织”的事。组织给你什么，你就需要什么；给多少，你就需要到什么程度。人跟人的需要是一律规定的。发金钱则不同，那是允许人们自由设定需要，决定不同需要的主次并决定将这些需要满足到何种程度。每个人领到同额的奖金，根据自己需要购买的物品肯定不会一样。“文革”中常有发的用不掉、不发的用不到的情形。尽管发钱比什么都好，但一发钱就是错误的“物质刺激”和“金钱挂帅”。赠送和需要的脱节使得赠送成为一种纯形式的，表示上级关怀的仪式。它表示上级父母般关怀的作用大于满足群众实际需要的作用。
1703366226
1703366227
“文革”期间，金钱的作用还受到票证分配物品制度的限制。“文革”中托人办事，每每请客吃饭、送礼，但不送钱。送钱是明目张胆地贿赂，一旦抖露出来，钱便是罪证。实物与请客吃饭不同，那是“人情难却”，所以往往是半公开的。请客送礼一般限于食品和烟酒，当时这类礼品的实际价值比现在要高，因为都是定量供应的，就是有了钱也未必买得到。请客送礼是一种非冠冕堂皇的半公开行为，它是对所请所送的人表示尊敬、表示亲近的仪式。太生疏的关系是送不上礼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转托他人。受礼的当然是有权势地位、有能力替人办得成事的。和单位“赠发”物品一样，托人办事的请客送礼是一种增进社会关系或人际“亲近感”的方式。由于这种亲近感，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权力差别在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中变得容易接受了。人们尽管没有选择的自由，尽管不得不把自己的那一份定额物品“赠与”有权有势的人，但毕竟换取了照顾和关照。“文革”期间的整个社会秩序就是营造在这样一种类似家庭的父权统治模式上。只要你听话，安分守己，一切听从安排，威严但慈爱的父亲（领袖、组织、国家、领导等）自然会照顾你的。
1703366228
1703366229
“文革”物品使用还表现在仪式性消费的另一重要形式：“占有”。消费者对物品的占有不仅仅是指花钱购得物品。它更体现为用物品建立一种特殊的“私人感情”关系，如在新书上盖上藏书印，对住房进行装修，将收藏品展现给别人以示炫耀，等等。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在“文革”中往往不再有效。“文革”中抄家、破“四旧”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些被别人知道家里藏着“好东西”的人家，所以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恰恰成为“文革”时期的大忌讳。“文革”中，人们有很强的分辨意识，知道哪些是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正确意识形态联想意义），哪些是不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反动”意识形态联想意义）。这是当时物品使用的占有仪式的基本条件。在区分亲疏人际关系上，占有仪式比送礼仪式来得更重要。不能给外人看的东西往往是可以给家里的亲人或极好的朋友看的。“文革”时传借“禁书”就是在极当心的小范围内的占有仪式行为。
1703366230
1703366231
去占有是仪式化占有的一部分，或者说，仪式化的占有包括仪式化的去占有。“文革”中有一些特殊的“去占有”仪式，如将祖传的文物或住房“捐献”给国家、自破“四旧”、烧毁旧照片和保存多年的物件，或者刻意穿着朴素，以及其他种种避免“露财”的做法。“去占有”是一种公开表演，表现原占有者与自己过去群体或者本人的一部分“划清界线”。去占有成为一种对个人记忆和经历的自我否定。在一般社会中，人们会尽量通过占有来保存个人记忆和经历记录，因为物品的情感价值本身就是占有的一个目的。人们珍视旧宅、旧物件、收藏和旧照片等，并非是因为它们有经济价值或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因为有记忆和情感价值。强迫人抛弃旧物是极具伤害性的。“文革”以后，许多人痛感家庭或个人记忆失落，很多是因为被强迫放弃占有旧物的缘故。社会群体也有类似的集体去占有遭遇。历史纪念物或建筑可以说是集体性的占有物品，它们在“文革”中遭到的破坏，其实也是一种集体性去占有的结果。今天的普遍怀旧情绪，包括恢复这些建筑，则是再一次占有的占有仪式行为。
1703366232
1703366233
“文革”中不同形式的占有是社会等级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人享有物品必须先占有物品，而有特权的人则不必占有物品就能享用物品。因此，身份的高低并不全在于实际占有物品的多寡，而在于虽不直接占有就能享用物品。这种不占有就能享有才是一种高等的“拥有”。“文革”中常见的一种占有仪式就是婚嫁喜庆，常常是被褥、家具、日常用品的公开展示，以示家庭的“好条件”。这就是一般人的占有，他们所占有的就是他们所享有的，他们不能享有他们所不占有的。这样的占有仪式往往被人们视为“俗气”。这不只是一个品位的问题，布迪厄的文化理论分析早已显示，品位的差别其实就是社会等级的差别。真正有“身份”的人不需要展示他们的占有就能让人明白到他们的享有，他们有“公家”“分配”的住房、汽车、家具、服务员、警卫员。这一切都是与官职权力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哪一天失去了官职，所有“待遇”立即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官职权力成为社会等级的根本标准。而官职权力的来源乃是一个以至高无上的王权为中心，以对它的绝对效忠为条件的官僚体制。这是千百年以来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世界和社会秩序。在这个文化世界中，比起官位权力，钱只是一种次等的权力，权力比金钱高贵得多，因为权力能办到金钱办不到的事。9
1703366234
1703366235
“文革”期间比任何其他时候都能说明“需要”如何受制于等级地位。需要其实就是“正当需要”，而正当需要是严格地跟身份地位走的。你是“首长”，你住的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再近，你都有坐小车的正当需要。相反，你是百姓，你住得再远，你也没有这个需要。“正当需要”证明“待遇”的合理性，待遇体现的就是理应得到满足的正当需要。10“文革”中，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人的其他需要，如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都是由政治权力所严格规定的。仅就物质需要而说，“文革”中的衣和食都是定量供应的。国家不仅规定中国人有多少种基本需要（需要的数）和每种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需要的量），而且还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这些需要（例如，多少粮食，什么样的粮食）。国家以此宣称它满足了所有人的同样需要，因此具有统治合法权威。这是一种“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11它的控制可以遍及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性需要。“文革”中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在限定基本的生命需要。一切不在国家权力限定范围之内的需要都是不容公开道出的，稍有流露就会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罪名受到打击。“文革”的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不可能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失去自由意志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知道自己“自然”需要是什么。
1703366236
1703366237
吃和穿看起来是一些“自然的”基本需要。“文革”中政治权力对需要的直接干预让我们充分看到了哪怕最自然的需要，也不那么“自然”。就以“不饿死”这个吃的基本需要为例，作为政治组织活动的吃“忆苦饭”就是以低了还有更低的比较在规定“吃”的基本需要。文化世界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在这个具体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要，包括“自然”需要，都是由政治和道德合一的权威所规定的，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去谈什么自然、普遍的基本需要。“文革”中，极低限度供应的物品具有“幸福生活”的文化意义，因为“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所吃的食品和所穿的衣服不只是在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体现在上者赐予的“恩情”。他们之所以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全是因为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的缘故。
1703366238
1703366239
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中，由于“需要”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需要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人的需要包含着对人的极度贬抑，这和当时政治在其他方面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和摧残是同时发生的。正如伊格纳季耶夫（M. Ignatieff）所说，“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也就是言说人之为人的语言。用需要来界定人性就是用我们人类缺乏什么来界定我们人类是谁。这也就是坚持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有一些特殊的（需要）。”12“文革”期间人的需要被政治权力限制到了最低程度。控制人的这些需要（如一切票证跟着户口走），成为控制整个社会最得力的工具。
1703366240
1703366241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需要”上受到的控制不只表现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且更是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仅仅局限于满足于动物性的生存本能。这种需要观极度扭曲了任何一个正派社会所必须重视的人的其他需要，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爱和群体归属感。索勃（K. Soper）指出，需要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判断，我们是用人的需要的合理性去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和消费方式”的。13在一个无法讨论人的需要，或者缺乏这种讨论能力的社会中，人们是很难就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社会理想有建设性看法的。同样，在一个人们不能进行自由、理性公民参与的社会中，他们也永远没有机会进行关于需要的讨论和培养这种讨论能力。专制权力长期严酷控制需要的后果是社会形成需要共识机能的严重衰退。一旦政治权力强加在物质需要上的禁欲限制得到解除，整个社会立刻无条件地接受金钱的左右，摆向了物质纵欲的另一极端。金钱和欲念于是成为驱动人们物质生活的唯一动力。
1703366242
1703366243
“欲念”（desire）和“需要”之间是有区别的，人可以欲念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需要他并不欲念的东西。14“文革”期间，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完全是由意识形态来决定的。你欲念的东西，如美、人际亲密关系、感情和信任关系，甚至稍精致一些的食物、衣物、用品，专制权力都可以武断地将之规定为你并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因此成为“奢侈”，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追求”。今天，这种政治规定被解除了，但是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却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凡是一个人欲念的，都是他个人的正当需要，纵欲消费成了后“文革”时代的新时尚。
1703366244
1703366245
“文革”期间和现今中国的物品世界虽然看上去已经判若天渊，但它们都缺乏关于需要的社会共同理性思考。这一点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正如道伊尔（L. Doyal）和高夫（I. Gough）在《论人的需要》中指出的那样：“人的需要既不是个人自己最能决定的主观偏好，也不是经济计划或者政党官员所规定的那种基本供应。需要是普遍的，也是可知的。我们关于需要是什么的知识，关于要用什么来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不断变化和需要讨论的。”15只有在一个人们相互关爱、相互认同、彼此以同等的人相互对待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关于群体共同需要的社会正义共识。当这样的共识转化为社会规范的时候，人们会在道义层次上感觉到约束自己过度欲念的必要，更加要求公共政策充分重视社会中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弱者的需要。
1703366246
1703366247
三、“文革”时期有分配正义吗？
1703366248
1703366249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和物质分配不公，富有阶层不断加剧的炫耀性消费和挥霍无度，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和解决，这些都使得许多人形成了关于现今社会和“文革”社会不同的强烈对比。这种对比带有明显的道德价值评断，那就是，“文革”时期的物质分配比现在公正，至少在这一点上，“文革”时期也有它值得怀念之处。今天认为“文革”时期比现今更具分配正义者所着眼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的票证物品分配，也就是一种看上去很公正的对同样需要的同样满足。“文革”是否公正，要作出判断，不能仅靠与现在相比较，它还有一个标准问题。与一个不够公正制度不同的制度完全有可能也不公正。我们可以用两种比较有影响的、因此比较普遍运用的分配正义标准来检查一下“文革”的分配正义，然后再用“文革”时期自己的制度价值来检验一下它的平等原则，具体地看一看“文革”分配中的问题。
1703366250
1703366251
第一种是以同等“财产权利”为原则的分配标准，或公正标准。16按照这个原则，物质分配不以平等的需要，而以每个人对自己需要的理解，优先次序和满足能力为基础。一个人的财产只要来路正当（通过合法的遗产、正当的收入等），怎么使用都属正当。选择过奢华的还是朴素的物质生活，那是他自己的事。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分配正义。它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那就是，人人财产有保证，自己的财产自己支配，旁人不得侵犯，也不得指手画脚，对大家都有好处。每个人的财产虽不平等，但支配财产的权利却是平等的。按照这一标准来看，“文革”期间的物质分配显然是非正义的。当时，即使一些在“文革”之前被承认为正当来源的财产（如工资、定息和房产）也可以被任意剥夺，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抄家”、“降薪”或者甚至“停发工资”了。正当收入得不到保障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劳酬无联系，多劳不多得，高贡献不高收入，这本身就是对通过劳动应得的正当收入，即合法财产的剥夺。当今中国社会的财产拥有程度越来越悬殊，造成了满足需要能力的极大贫富差距。许多人是以现在和“文革”的巨大差异来回顾“文革”时物质分配平等的。“文革”时的“平等”其实是建立在正当财产无法律保障的基础上的。从同等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当今许多富人财产来源缺乏正当性，这才应当是批评当今分配制度的关键。
1703366252
1703366253
第二种是以“同等人生机会”为原则的分配正义。17按照这个原则，公民人人平等，每个公民都必须能满足一些基本需要（衣、食、住、教育、保健等），这是实现每个公民同等人生机会的基本条件。同等人生机会不是指人人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一律平等，因为现实社会的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平等。正是因为这些不平等，才必然有竞争。同等人生机会是指平等的竞争机会，这包括不剥夺任何人竞争的权利和为那些可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者（社会弱势群体成员）提供更好一些的机会。这一分配原则要求国家发挥一定的作用，如决定基本福利政策和行使平权法案。这一分配原则还坚持，在基本福利需要之外，国家无权干涉社会成员在需要和需要满足问题上的自主权。
1703366254
1703366255
从同等人生机会的原则来看，“文革”时期的分配也是非正义的。当时的人按阶级等级划分成三六九等，在起跑线上已是极不平等。就业和升学这些重大社会机会更是明目张胆以“出身好”为条件来实行“正当”歧视。当时的国家确实以“定量”为行政手段来保证食和衣的极低限度供应，一般人也都享有健保，但都是最低标准的。中小学虽免费，但却并无有质量的教育。人们不满“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满当时生活资源的高度匮乏。这是“奔小康”口号在“文革”后极有号召力的原因。除非出于“大家穷”比“只有我穷”好的心态。即使是现今生活贫苦者，单从满足物质需要而言，恐怕极少有愿意回到“文革”时代的。当今严重的贫富差距限制着贫困者本应与富有者同等的人生机会，这种社会非正义不是靠回到“文革”的社会非正义可以得到纠正的。
1703366256
[
上一页 ]
[ :1.7033662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