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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后，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治色彩和作用都变得更加明显。博物馆随之和其他文化体制（新闻报纸、教育等）一样，成为民族国家争取民族身份独立的工具。例如，1853年在纽伦堡所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博物馆的民族政治意义就极敏感。当时德国刚刚统一不久，德意志博物馆收集物品的领土范围尚不明确。将馆址选在纽伦堡乃是出于中世纪式的浪漫主义，将德国想象为传承德意志第一帝国的光荣传统。30在德意志博物馆建立两年后，马克西姆林二世在慕尼黑建立了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以强调与巴伐利亚有关的维特巴哈（Wittelsback）皇脉。又如，1862年在华沙建立了“国家博物馆”，尽管当时波兰被俄、普、奥所瓜分，并不存在一个叫波兰的国家。华沙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品有一部分其实并不存放在波兰，而是存放在瑞士。31在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博物馆能提供文化合理性，并将之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博物馆被用作一个构建民族历史、民族范围和民族身份的空间和场所。特定的群体通过博物馆展示向世人宣告，在今天的多民族世界上，我们这个民族有自己特殊的品质和传统，必须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民族博物馆以其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任何民族理应独立建国的要求，尽管民族和国家事实上并不总是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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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在欧洲，民族已经成为国家形式的民族，即民族国家。博物馆也成为一种国家性的机构或设置，为国家担负起开启和教育国民的任务。这就是中国1911年以后的情形。更重要的是，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已成为群众运动。当时的种种国际博览会成为博物馆史上最早吸引广大群众参观的展览。1925年故宫博物院开院，成为北京盛事，也是这种性质的博物馆事件。19世纪80年代以后，博物馆开始和国家的教育体制相结合，专门的博物馆也成为学生获取“专门知识”的一种教育场所，如邮政博物馆、电讯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除了民智开启和教育作用之外，博物馆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支持国家权力的权威，为之提供文化和历史的合法性依据。自19世纪以来，就出现了一些特别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博物馆，如国家缔造者或革命领袖的纪念博物馆，或者将他们的故居改建而成的永久展览场处，等等。它们当中不少不再涉及“民族”，而是直接成为国家体制的延伸和特定国家政权的象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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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意识形态博物馆的形成与一次大战以后出现的新型国家政体有密切联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5月成立了博物馆部，负责管理苏联的所有博物馆，强调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是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时只有114座博物馆，1920年即增至394座，1934年增至738座。其中历史和革命博物馆占有重要地位，如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1918），莫斯科红军博物馆（1919），国立伟大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博物馆（1919）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国家十分重视利用博物馆进行法西斯教育，鼓动战争狂热，使这些国家的博物馆成为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场所，如意大利1926年建立的罗马帝国博物馆、1938年建立的墨索里尼博物馆，纳粹德国建立的祖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日本文部省也于1932年接管了博物馆协会，把博物馆纳入了官方的战争宣传轨道之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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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历史不同阶段中形成了不同侧重点的博物馆。它们如今同时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无论博物馆的侧重点是自然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国家身份，还是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它们所起到的与现代民族国家有关的作用不外乎三种。第一种作用是集藏具有民族特色的物品，如古钱币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碑刻博物馆、特类艺术博物馆等。第二种作用是叙述民族历史和构塑民族身份，如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等等。它们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展品及其历史来叙述和构筑一种足以与其他民族群体相区分的集体身份。第三种作用是为国家提供权力象征或合法性依据，如革命博物馆、领袖纪念堂、革命烈士纪念馆等。与这三种不同作用相一致的是三种不同性质的集体记忆。第一种是行业、生活习俗或艺术传统记忆。第二种是群体历史记忆，这里的历史究竟包含怎样的具体意义，往往是有争议的，博物馆因此成为不同集体记忆所必须争夺的场所。第三种是现有政权的体制记忆，包括它的权力架构传统、重要人物、主要敌手、政策先例、执政史等。政权的体制记忆是最脆弱、最敏感的，它需要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来维持，而维持这种记忆的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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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的主流文化或主流秩序观。博物馆收藏品所体现的也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或至少不反对）的集体记忆。具有另类记忆（反记忆）性质的另类博物馆（亦称反博物馆）则要到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其突出代表就是谴责国家暴力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和柬埔寨大屠杀博物馆。33如果有一天能建立“文革”博物馆，也将是一个代表。这样的博物馆是一个另类记忆的博物馆，它们不会只是记录某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只是一般的民俗博物馆。它们将挑战现有国家权力主导的宏大历史叙事和集体身份代表权威，也将要求人们在共同承担人性灾难责任的同时，重新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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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构建和政权合法性的宣示往往会很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例如，故宫博物院看起来是一座文物性博物馆，但它对于任何一个可能的中国国家政权都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国民党政权在撤离大陆后仍维持一个“故宫博物院”便是证明。正如哈里希（Tamara Hamlish）指出的那样，故宫博物馆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在为中国现有的政治权威服务（支持它的国家内权威）时，也在全球（世界范围内）为这个政治权威建立合法性。为了在当今全球群体中得到承认和尊重，中国需要有丰厚的文化遗产。在故宫博物馆里，这一遗产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体现为金碧辉煌的皇宫、数不清的藏品和由它们所凝聚的帝王历史。帝王历史被当作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各个不同朝代的陈列室中，许多本来并无联系的物品把不同的帝王和朝代合成为一个“连贯”或者“连续”的合法统治史。文化遗产对于国家政权的用处在于，在全球环境和国际社会中，谁有了民族文化的合理继承权，谁也就有了政权上的合法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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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在这个意义上实际是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展现的虽是“文化遗产”，打造的却是国家合法性。正如阿索巴所说，“民族遗产是民族国家的脐带”。35博物馆展现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完整概念。国家博物馆以物品收藏记录一个民族群体在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这些物品来源的疆域宣示了与之有关的国家政治势力版图。博物馆将一个民族国家中一切具有代表意义的物品尽收于其中，因此成为国家权力体制的最佳象征。国家博物馆既是国家权威和合法性的耀眼象征，又是国家历史性秩序的独特展示场所。没有国家博物馆，现代民族主义就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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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主义，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有用的现实神话。在许多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回答的是与群体有关的宏大生死延续问题，它在探求群体的存在意义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36这些作用以前是由宗教来发挥的。和宗教一样，民族主义可以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永恒的生存延续，将个人的渺小和短暂升华为群体的广大和永恒。必然死亡中止的个体生命在群体存在中得以延长，纯属偶然的个人生活事件在群体存在中获得了深刻的意义。就连权力无限的“国家”，它的合法性也必须用“民族”来打造。任何国家权力都不可能永存，因此也只有在想象的民族中才能获得一种想象的永恒。博物馆是为想象民族的永恒而设置的，尽管博物馆自己的历史很短暂，而且也不可能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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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 第十五章 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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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欲横流、贫富悬殊、官贪政贿的今天，人们开始把“文革”时期当作一个与当今社会反衬的时代来怀念。在这种怀念中，“文革”被想象为一个与当今“物质主义”截然而异的理想时代。有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物质虽然匮乏，但却是一个物质分配公正的社会。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许会按照自己当时不同的经验和现在不同的处境形成不同的看法。不曾有过这种生活经验的人则更是可以凭自己的偏好和需要去作自由发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反思“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最好不要光凭个人经验或印象，而是从物质文化的基本结构入手。对物质文化的基本结构有了了解，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文革”时期物质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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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在“文革”期间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是极其重要的。“文革”的所谓精神世界秩序正是由物质来体现、维持和再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人注重物质，一点也不比现在的人逊色。仅仅着眼于“文革”时期人们可以实际支配的物品，是无法认识“文革”期间的那种极端的物质主义的。和在任何特定社会中一样，“文革”时期的物品所满足的并不是人的所谓普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由当时社会和政治文化所理解为“正当”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国家以何种正义原则和为何种目的去满足这些需要？今天，这些原则和目的是否还具有正当性？这些恐怕才是我们探讨“文革”时期物质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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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所说的物质不是指大千世界中的自然物质，而是指与人们社会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物品。消费物品不只是具有实用价值（有用）和商业价值（值钱），而且更具有负载和传递文化价值（意义）的作用。1消费物品的文化意义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而且还与三个层次间的意义转换和流动相关。我们可以把消费物品的三个不同意义层次分别称为“文化社会”、“消费物品”和“个人消费者”。第一个是由文化构成的整体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世界或社会。具体的文化世界与外界社会联系可大可小，因此，其体系的严密性也各有差异。“文革”中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世界。它极其封闭，也极其严密，严格地限制着物品在其中可以起的作用。第二是物品本身。物品是它所负载和传递的意义的符号。“文革”期间物品意义一般都具有政治意义，而一些物品又特别具有政治意义或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因而成为当时和今天都特别标志“文革”的符号。第三是消费者个人，他是具体物品意义的自由阐释者。在“文革”中，个人的自由程度受到极大的限制，他对物品意义的运用也受到极大限制。在这三个意义层次之间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流动形式。第一种发生在文化社会和消费物品之间，它使得某些物品特别具有符号意义或者成为特殊的符号。第二种意义流动形式发生在消费物品和消费者个人之间，它使得消费行为成为某种“仪式”，也就是成为人与人关系中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表示”、“表现”或“表演”。物品的三层意义处所和两种意义流动形式，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从文化社会到物品的文化价值和“时尚”作用；二、联系物品和消费者的“仪式”行为；三、“文革”时期的“分配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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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化世界到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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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品来说，最基本的意义层次就是社会这个由文化所构成的世界。人们在这个文化性的世界中感知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情发生，并把握它们的意义。这个文化世界决定人们如何去看待和理解其中的事情和事物。人们从他们现有的文化获得认识世界的基本认识范畴和基本价值。基本的认识范畴给了他们关于“时间”、“地点”、“人群类属”等的概念，而基本的价值则使他们得以分辨“好坏”、“善恶”、“优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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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世界的基本概念和价值都是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被实体化的。文化世界决定人们具体可以做什么，做什么以后会有怎样的具体后果。它也决定人的行为对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作用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这个文化世界中所做的事情又都是在复制和再生产这个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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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是人们日常生活将文化观念实体化为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物品的生产、使用、消费和交换使得文化世界的基本认知概念变得十分具体、实在。物品的实际存在起着构筑文化世界的作用。物品是文化意义的极重要、极明显的记录。考古发掘正是这样从残存物品寻找过去文化世界的痕迹的。在生活世界中，观念更是必须通过具体的物品才能获得具体的表现。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物品是抽象观念的“现实表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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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物品是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单单是说物品在社会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而且是要强调，物品的符号意义本身就是由来自社会的正当性理由所支撑的。3就在我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物品的时候，社会秩序变成了一种必然的道德秩序。社会秩序是在物品的使用中被巩固和被再生的。单单从符号表意系统来看一件物品，它的意义存在于它和其他的同类物品的差别。例如一件军装之所以为军装并不是因为它必须穿在军人身上，它之所以为军装是因为它不是工作服、不是西装、不是长衫等等。但物品的纯符号意义并不等于它的社会意义。一件物品之所以获得某种社会意义是因为它和外在于这个符号系统的某些社会概念或价值联系在了一起。例如，一件军装在“文革”的中国有“革命”的符号意义（鲍德里亚称之为alibi，即托词），这是军装在许多其他社会中没有的意义。对于这件军装来说，“革命”才是穿它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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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社会（即文化世界）里，起主导作用的正当理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多数社会里，与物品有关的普遍正当理由是“需要”、“用途”、“作用”等。例如，表现高贵身份的貂皮大衣可以因“很保暖”来获得正当性，成为一件满足人们“自然需要”的物品。在“文革”中，物品的普通正当理由（如“满足生活需要”）之上更有一种特殊的正当理由，这种更高的正当理由就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事业。因此，最具正当理由的便是“革命需要”、“革命用途”、“革命作用”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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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在“文革”中具有极强烈、极明显的表演功能。这种表演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夸示和联想。夸示性表演往往需要借助文字和图画来表现，而联想性表演则更依重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正当需要观念。因此，虽然联想性表演不如夸示性表演那么显见，但它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让我们看到，当人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它的时候，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这些意义的社会规定再生这个社会秩序。例如，“文革”时很多房外都写着革命标语，画着毛主席的画像，这便是夸示性表演。当时的住房极其紧张，仅有的少数新造住房也十分粗陋。但是，比起那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考究住宅（西式的或中式的）来，粗陋的住房却有远为优越的联想意义（艰苦朴素）。那些不具此联想意义，或具有相反联想意义的西式洋房，无论画上多少毛主席头像，写上多少革命标语，都不可能在联想层次上具有与粗陋房舍同样的表演效果。在“文革”期间，朴素和考究的关系不只是彼此不同，而更是有此无彼。使用朴素物品成为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唯一方式。一切明显的考究、精致物品都会立即被联想到奢侈和资产阶级。这类物品会给使用者招惹许多麻烦，尤其是当使用者本人已经被归入政治上不可靠的属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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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物品的使用中，权位越高者越不受物品的这两种表演性限制，照样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照样可以看外国电影、读“封资修”的书籍，等等。“文革”物品对“艰苦朴素才革命”的表演是为一般普通人设计的，其作用是将他们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变为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对于一般人，“越穷越革命”成为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合乎道德理想的社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制人们接受的，而是由每个普通人在他的日常物品使用中自然形成。社会机制不断按自己的模式再生，并将社会机制强化为一种道德秩序，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人们在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过程中，形成与之相一致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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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物品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物品都具有相等的夸示性和联想表演功能。不同物品结合这两种表演性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像上面提到的住房，它的两种表演性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大多数物品也都是这种情况。这些物品中许多并没有很明显的联想表演性，如儿童使用的文具盒、簿本，大人使用的脸盆、毛巾、饭盒等。这些物品往往只能靠革命图像和文字的夸示表演来凸现它们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物品的夸示性表演还表现在它们的品牌名称上，如“红星”、“红波”、“卫东”、“东风”等，甚至出售它们的商店名称上，如“五七杂货店”、“红卫文具店”、“长征药店”等。还有一些物品，它的暗示性意义与革命夸示表演根本就是冲突的，因为它们本身就带有坏的联想意义，如金银首饰、西洋服装、宗教用品、古董字画等。这些物品因此成为“破四旧”的对象，谁若用它们去展示革命的图画和文字，那就会被看成居心不良，诬蔑革命。再有一种物品，它们的正面暗示性极强，几乎不需要夸示性表演就能展现极强的革命意义，如军装、毛主席像章、语录、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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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表演功能是和社会等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越值得公开演示的，也就越是社会价值高的，越是高等级身份者所“自然”拥有的。程文超在论及“文革”中的“军用品”时这样写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军用品的。那么，你是军人家属，那自然是光荣的，有一些军用品用，也理所当然。但那年月，并非军人家属而能用上军用品的，大有人在。这才是本事！你得有地位、有身份、有关系、有路子。或者说，那年月，能用上军用品，比如，穿上一双解放鞋，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表征。解放鞋，将你和穿一般球鞋的人区别了开来，它显示了人物的身份、背景等鞋之外的很多意义。因而在那时，‘解放鞋’与一般球鞋之间，有一种等级、一种特权。”程文超还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他当知青时农村运动多，一有运动，就会拉几个地富反坏右出来批斗一番。一次运动又来了，队领导正准备将一个劳动不积极的人定为“坏分子”拉出来批斗，却发现他穿了一双新解放鞋。领导们想，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人说是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早年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官儿，最近联系上了。就这么一个传闻让他躲过这一劫：“那场批斗却落到了别人的头上。那时的坏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是不可能穿上解放鞋的。而穿上解放鞋的，就不可能是坏人。今天，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怕是很难理解，鞋里，还能藏着这样的政治玄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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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可以表演“革命”身份的物品成为一种时尚，时尚是物品的一种象征作用，它的产生和流行离不开广告的宣传。“文革”时尚和广告有它自己的特征。一般现代社会中的物品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往往通过两种途径，广告和时尚，巴尔特将之称为大众文化制造的“神话”。时尚把物品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美丽、尊贵、地位等）转化为物品的自然属性。例如法国香水香奈尔5号可以变为高贵、典雅和美丽的化身。时尚的反面还有逆反时尚。时尚引导者往往是社会上层名流，他们喜好的物品成为他们优越地位、丰厚收入和高雅趣味的象征。逆反时尚引导者则多为社会边缘群体人物，如嬉皮士、朋克、同性恋者等。他们的文化因激进、新奇和反叛而变成一种另类时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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