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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以同等“财产权利”为原则的分配标准，或公正标准。16按照这个原则，物质分配不以平等的需要，而以每个人对自己需要的理解，优先次序和满足能力为基础。一个人的财产只要来路正当（通过合法的遗产、正当的收入等），怎么使用都属正当。选择过奢华的还是朴素的物质生活，那是他自己的事。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分配正义。它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那就是，人人财产有保证，自己的财产自己支配，旁人不得侵犯，也不得指手画脚，对大家都有好处。每个人的财产虽不平等，但支配财产的权利却是平等的。按照这一标准来看，“文革”期间的物质分配显然是非正义的。当时，即使一些在“文革”之前被承认为正当来源的财产（如工资、定息和房产）也可以被任意剥夺，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抄家”、“降薪”或者甚至“停发工资”了。正当收入得不到保障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劳酬无联系，多劳不多得，高贡献不高收入，这本身就是对通过劳动应得的正当收入，即合法财产的剥夺。当今中国社会的财产拥有程度越来越悬殊，造成了满足需要能力的极大贫富差距。许多人是以现在和“文革”的巨大差异来回顾“文革”时物质分配平等的。“文革”时的“平等”其实是建立在正当财产无法律保障的基础上的。从同等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当今许多富人财产来源缺乏正当性，这才应当是批评当今分配制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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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以“同等人生机会”为原则的分配正义。17按照这个原则，公民人人平等，每个公民都必须能满足一些基本需要（衣、食、住、教育、保健等），这是实现每个公民同等人生机会的基本条件。同等人生机会不是指人人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一律平等，因为现实社会的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平等。正是因为这些不平等，才必然有竞争。同等人生机会是指平等的竞争机会，这包括不剥夺任何人竞争的权利和为那些可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者（社会弱势群体成员）提供更好一些的机会。这一分配原则要求国家发挥一定的作用，如决定基本福利政策和行使平权法案。这一分配原则还坚持，在基本福利需要之外，国家无权干涉社会成员在需要和需要满足问题上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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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等人生机会的原则来看，“文革”时期的分配也是非正义的。当时的人按阶级等级划分成三六九等，在起跑线上已是极不平等。就业和升学这些重大社会机会更是明目张胆以“出身好”为条件来实行“正当”歧视。当时的国家确实以“定量”为行政手段来保证食和衣的极低限度供应，一般人也都享有健保，但都是最低标准的。中小学虽免费，但却并无有质量的教育。人们不满“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满当时生活资源的高度匮乏。这是“奔小康”口号在“文革”后极有号召力的原因。除非出于“大家穷”比“只有我穷”好的心态。即使是现今生活贫苦者，单从满足物质需要而言，恐怕极少有愿意回到“文革”时代的。当今严重的贫富差距限制着贫困者本应与富有者同等的人生机会，这种社会非正义不是靠回到“文革”的社会非正义可以得到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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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从以上两种分配标准得出“文革”分配非正义结论的人会说，“文革”分配本来就不认同和不接受这两种原则，当然不可能与之相符。那么我们现在就用“文革”分配自己的公正原则来看一看它是否具有它自设的公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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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分配原则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前提是，所有人的需要和需要结构是一样的。只要给人们以等量的物质，他们的满足程度也是一样的。从这一原则出发，认为“文革”物品分配比较公正者会说，“文革”中人们满足程度虽低（物质虽不丰富），但分配却是公正的（获得的满足是平等的）。但实际情况是，平均主义其实并不可能做到它自设的“绝对平均”，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它自称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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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强调同等需要同等满足。什么是“同等满足”呢？同等满足可以指这两种不同情况：一、同等地满足所有人的某些同样需要；二、所有人不管有什么需要，都必须同等地满足（所有的需要满足到同等程度）。显然，“文革”中的同等满足指的是第一种情况，那是在极有限制的衣、食范围中的同样需要。当时限量的粮票、油票、副食、肉票、布票等从形式上维持了这种“同样需要”。姑且假设当时所有的人都有同等购买这些定量的能力，这样的分配原则本身是不是公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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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以最理想的情况打一个比方。有一群十个人，其中三个是吸烟的，其余不吸烟。这十个人可以分用的食品和香烟都极有限，怎么去分给他们呢？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对食品都有相同的需要，但对香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食品分成十份，把香烟分成三份。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些人的需要并不相同，吸烟者有额外的需要。这样看起来很平均的分配其实不平均，因为吸烟者事实上比其他人从共同资源中取得了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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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种平均分配的办法，那就是把食物和香烟都各分为十份。这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有的人有香烟，但与满足需要没有关系（有人不吸烟）。不吸烟者还可能拿烟与吸烟者换食物，因而造成事实上不平均的分配。二是有的吸烟者会用自己的食物去换香烟（不够吸，并认为烟比饭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对食品的同样需要就得不到同等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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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同样需要同样满足的平均主义原则。也就是说，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并不平等，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平均分配，它并不具备它自己标榜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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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十个人的分配还可以比上述情况更为复杂。这十个人中可能有人有病，需要额外的份额恢复健康。可能有的干活比别人重，所以更需要食物。可能有长身体的孩子，群体有优先保证孩子的道义责任，等等。所有这些实际情况都会使得同样需要同样满足的平均主义原则变得更加不公正。在理想状态下，十个人分两种物品都已如此，何况一个社会分配多种多样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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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文革”中的平均主义本身就是以极不平均的人群区别为基础的。例如，城镇居民每人有定量的油、粮、副食品，每户有定量的煤、香烟，而农村人口就没有。当时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的极度贫困和物质匮乏只是在知青下乡后才逐渐为外人所了解。在农民的眼中，当时城里人过的已经是“享福”的生活。但即使在“享福”的城镇家庭之间，又何尝有过真正的平等？就拿子女插队来说，没有政治背景或关系的人家几个孩子下乡插队，有背景、有关系的进工矿、参军或当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知青的口粮来自生产队，不同的生产队一年分粮有多有少，不够的要靠家人从定量中贴补。知青还得孝敬管知青的干部。干部随意到知青家中吃喝，请客吃饭和烟酒皆出自知青家里的定量供应。可见物品的个人或家庭支配量并不是以平等分发多少粮票、布票、香烟票可以衡量的。除了这些物品的其他用品，从洗澡盆到家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也都是凭票供应，票券掌握在有权的人手里，成为他们满足自己额外物品需要的手段。“文革”中物质分配的许多不公正都被徒具形式的平均“定量供应”所掩盖。把“文革”时代的物品分配认作平等分配公正原则的体现，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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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比在任何其他时期都更清楚地显示了，消费物品和行为在改变和再生社会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文革”时期物质文化和政治、社会秩序特征向一般情况下的消费文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消费研究者讨论得较多的是再生作用，尤其是物品对于维持和巩固现有社会等级类别的作用。这种再生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稳定现状和化解异数。18物品从文化世界获得文化意义，将文化世界实体化，并将这个文化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文化渗透在我们使用的物品之中，包括住房、用具、书籍、装饰等等。意识形态和物质世界因此合二为一。当人们自觉自愿地接受了正确的物品和对物品的正确使用概念时，他们也就把物品后面的那个文化世界当作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这是物品稳定和巩固社会现状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品是社会秩序中的一种保守力量。在一般社会中，现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往往能有效地化解由物品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变化异数。变化异数往往会被保留在原有的秩序中，成为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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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消费文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般的、相对稳定的文化。一般情况下谈物品对于改变现有秩序的作用，是为了避免把消费文化看作是既定社会现实和秩序的直接反映，成为一种现有秩序决定论。但它的理论意图往往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实例。“文革”的情况和一般消费文化理论所观察的完全不同，“文革”物品几乎是一下子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变化之激烈前所未有。“文革”物品秩序和文化世界在与前时期的暴力决裂（革命，造反）中获得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使得一般消费理论和社会变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解释能力。就“文革”与前时期社会秩序的关系而言，并不是物品消费的变化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变化，而恰恰是社会秩序和文化世界的剧变造成了物品文化范畴和价值的突变。如何从这个根本特征去进一步认识“文革”时期的物质、物品文化，将还有待于消费文化研究去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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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 第十六章 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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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过去还不到40年，但在文物市场上，“文革”物品已被列为“现代文物”。人们一般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品称作文物。明代和清初，“前朝遗物”比较普遍的名称是“古董”或“骨董”。到乾隆年间（18世纪）又开始使用“古玩”一词。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用古物一词概指“与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及其他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古董”和“古物”。1935年北平市政府编辑出版了《旧都文物略》，同年成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这里“文物”包括了不可移动的文物。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沿用“文物”一词，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关于文物的年代下限，目前国际的一般惯例是，“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1“文革”至今不过30多年，远远够不上文物的时间下限，“文革”物品之被称作“文物”，大约与“前朝遗物”的概念有关，但“文革”与今天却又并没有“前朝”的关系。“文革”物品在今天成了“文物”，主要是与人们的断代感有关。历史的久远是不能单单用实际的年数来衡量的，“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是因为“文革”时代在感觉上已经离我们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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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摊文化的另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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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物收藏现在主要是在民间，尚未成为正规博物馆认真收藏和陈列的物品。有一些很小的边缘性博物馆开始陈列一些“文革”时期的物品，但基本上是象征性的点缀。它的目的不是总结和反思历史，而只是最起码意义上的民俗展览，为的是给“文革”时期的日常表面生活作一些实物性的注释。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当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时期”作日常表面生活的实物注释，不然的话，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等等又何尝不都要有自己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是构建对群体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身份，这种构建通常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回答一些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什么是我们的好社会，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我们应当期待的未来，等等。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的公共运用……在公共领域中，联系着政治教育、博物馆和历史教育，以生产历史形象来为过去辩护，是一种政治行为”。2博物馆始终将是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争夺场所和公共政治运作空间。“文革”物品尚难以在现有的主流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有政治原因的。主流博物馆体制在“文革”物品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乃至冷落排斥，衬托出“文革”物品私人收藏的热络。这也反映了“文革”在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两重性，那就是，“文革”的政治和社会讨论仍有某种禁忌，但“文革”物品却已纳入了官方认可的“现代文物”交易。政治和市场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给予区别对待，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状使得私人文物收藏成为一种有别于博物馆，并对它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另类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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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收藏的另类文化性质可以从博物馆与珍品收藏的关系得到说明。博物馆是每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群体历史和群体身份构建设施，从17世纪中叶算起，至今不过250年的历史。现代博物馆收藏的前身是古代的“珍品收藏”，15世纪以前的珍品收集是没有内在秩序的物品聚合，之后出现了为增进收藏为目的的收藏室，称作“陈列室”、“学习室”或“工作室”，被收藏的物品集合开始有了内在秩序，这个秩序先是16世纪的“神创世界”，后是17世纪的“自然历史”，然后又在19世纪充分发展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群体的历史和身份。3今天，博物馆已经和珍品收藏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模式的文物收藏，前者是集体性的，后者是个人性的。前者追求的是理性秩序，后者崇尚的是灵感快意。前者在物品中营造历史、传统、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后者在文物中寄托情趣、品位、怀旧者的感伤或者投资者的贪婪。前者和后者之间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别，在公共空间为专制力量所把持的社会中，私人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有政治对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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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馆和珍品收藏之间还存在着一道墨雷（David Murray）所说的“现代”和“前现代”的区分。早在上个世纪初墨雷就指出，现代博物馆的基本原则是“专门化和分门别类”。4从自然史、国家历史到艺术、军事、科技等，各种门类的博物馆所精心汇总、陈列的物品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揭示某种具有真理意义的发展规律或过程。与此相比，前现代的珍品收藏则与这种真理使命无关，它给人带来的是意外的惊喜和好奇，“新、奇、特”是它的吸引人之处。它的展示效果与其说是教化性的，还不如说是情感性的；与其说是因为理性智慧揭示真理的秩序，还不如说是混沌无序的经验生活本来就有快乐。当今中国的“文革”文物收藏不仅具有墨雷所说的那种思想前现代性（非教化、非启蒙、非真理），还具有一种市场前现代性。“文革”文物绝大部分是在不同于现代商场的地摊上展示和交易的。文化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现代商场（百货公司和精品商店）和博物馆有相似的公共“教化”和“启蒙”作用。这两种设施都以提升大众的某些品位、向大众灌输某些价值、调教大众在公众场合的行为举止为己任。5从收藏意义和商业运作上说，作为地摊文化的“文革”物品都够不上现代的标准，因此在当今现代化中国社会中具有明显的边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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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博物馆和珍品收藏的区别值得注意，博物馆和“市集”的区别也很重要。福柯指出，在后一个对比中，重要的不只是不同的物品秩序，而更是两种不同社会场所。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是一个把流动的时间积累并凝固于不变场所的设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现代场所的“现代的理念”。市集是一种与博物馆理念完全不同的场所。博物馆占据着城市的中心，高大的建筑象征着它的永恒，而市集则大多在城郊，有集时人头涌动，熙熙攘攘，“摔跤的、弄蛇的、算命的”，什么样的人都有，集无定市，集散市空。集市与时间的关系不在于积累，而在于“时间的流逝，瞬息万变、不可挽留和喜庆气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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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贝奈特（Tony Bennett）把博物馆和市集的场所进一步充实为社会化空间的区别。博物馆不仅是一个知识的殿堂而且还是一个教化文明的设施。博物馆是一个大众行为的“表率之地”。7在博物馆里，访问者“不准随意吃喝，不准触摸展品”，当然，还必须穿戴整齐，不得大声喧哗，不得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等。8与博物馆相比，市集简直就是一个杂乱散漫的地方，穿汗衫的、穿拖鞋的、光膀的、大声吆喝的、吵架的、讨价还价的、趁机偷东西的，什么“不文明”的行为都有。博物馆的一处处展品是按一定的路线安排陈列的，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循着参观路线在作“经过组织的步行”（organized walking）。尽管访问者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他们的腿却并不自由。访问者“腿上的思想”实际上早已由博物馆预先设定。9市场却不一样，一个又一个的摊位构成了迷宫般的网络，每个人都可以信步走来，或走马看花，或驻足细观，一切随意而为，悉听尊便。腿是自己的腿，思想也是自己的思想。在市场里，不存在将众人作单一社会化的统一空间。市场上的人乱得很、杂得很、野得很，他们拒绝被驯化，拒绝管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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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和博物馆的区别很能反映现今“文革”藏品和主流博物馆藏品的不同。现今的“文革”藏品主要集中在私人手上，主流博物馆尚未有容纳它们的历史叙事空间。谁要想领略“文革”藏品，谁就非得到文物市场去逛逛，当然，那不是正而八经的文物商场，而是市集式的古董文物摊。这些古董文物摊与博物馆的关系并不尽然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对立场所。古董文物摊和普通的市集不同，它们并不在郊外，而是往往寄生在现代都市相当固定而又颇为热闹的“文化场所”，如北京的潘家园和红桥、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孔庙等等。可以说，古董文物摊位所占据的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博物馆和市集的折衷场所，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大众市场。10以苏州的情况为例，交易“文革”文物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在人民路三元坊以南的孔庙，另一处则是在不远处的苏州工人文化宫。孔庙那里有自由交易的文物市场，周日都是固定的大小柜台，周末才有“散摊”。固定的柜台出售的是常见的古玩、古董和收藏品，如玉器、瓷器、家具、文房用具、钱币、电话卡等，周日一般冷冷清清。到了周末，散摊都来了，孔庙才真正热闹起来。不过，固定柜台主对零散摊主还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苏州工人文化宫那一处交易柜台都设在一个用墙围着的地方，称作“苏州市职工收藏品交换中心”。这里面有十几个常设的柜台，但只有两三个陈列和出售一定数量的“文革”物品。在“文革”市场摊，“文革”物品的基本特征是杂、乱、零散。周六和周日两天，孔庙最为热闹，俨然成了昔日的市集。零散摊每摊交费10元（2005年6月调整到每一米五摊位20元）。交易“文革”文物的摊子一般是杂摊，除了卖“文革”物品，也卖别的，专卖“文革”物品的极少。“文革”物品收藏者到这里是真正来“淘宝”的。墨雷说珍品收藏的乐趣全在于意外发现和新鲜有趣，“淘宝”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他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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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大众文化的“文革”物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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