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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虽然被称作“文物”，但收藏这些物品却未必能算得上是“高雅文化”，称它为大众文化似乎更合适一些。说“文革”文物收藏是一种大众文化活动不是指参与其中的人群很广大，也不是指这种收藏已经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说它是大众文化是指它与精英式收藏，尤其是博物馆收藏，形成了近于两极的对比。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最重要的不是种类的区别（例如电影或小说，可以既是精英的，又是大众的），而是价值的区别。精英的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大众的则反之。大众文化是在与精英文化的对比中被区分出来的。这一点在“文革”文物收藏的对象物品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在同为私人收藏的不同物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按重要/不重要区分构建起来的优劣高下秩序。“文革”物品在“文革”期间都是些普通物件，现在虽然稀少了，但仍然是普通物件，与原本就贵重或尊贵的“真古董”相比，“文革”藏品明显处在“不重要”的那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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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评估物品时运用的不只是市场价格，而更是一种与社会高低、贵贱等级系统有关的价值观，布迪厄（P. Bourdieu）称之为文化惯习，波德里亚（J. Baudrillard）称之为物品系统。11这种文化价值观基本上是由多种可能的对立两分形成的，如真/伪、艺术/非艺术、重要/一般、有趣/无聊、杰作/劣作、贵重/平贱、精品/一般制品、真挚/造作等。文化价值往往反映为市场价格，但并不总是如此。与文化价值有关的种种对比关系可能互相结合，形成其他的重要价值对比。例如，同为过去某一历史时期的遗物，越与尊贵的人物有关，当时的价格越昂贵，当时和后来就越被看成是“重要”，越可能是“精品”、“杰作”、“艺术品”，越具收藏价值，等等。现今对文物价值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延续。越尊贵、越富有的人，越有能力得到高文化价值的物品。这样的物品也一直被看成是最值得收藏的物品，因此是高层价值的物品。高层价值物品有“二贵”的特征：由尊贵者使用，有昂贵价格。相反，那些给普通人使用的、原本廉价的、成批制造的、没有个别特色的物品，便只有低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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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二贵原则”的“文革”文物收藏品是所谓“主席瓷”。“主席瓷”是“文革”瓷中的一种，它的制作精良是因为它原定使用者地位的尊贵。在“文革”时代，这是一种至尊，其他的尊贵皆由它所赐予，是一些联带的尊贵。有行家指出：“‘主席瓷’是专为毛主席生产的瓷器，当年由景德镇瓷厂（一说是在湖南）成立专门班子制作，瓷质细腻，莹白发光，精美绝伦，图案多为梅花，这是因为毛主席喜欢梅花。为主席制作的专用瓷器包括餐具、茶具等，全部是配套，多达数十种。”物品以用者为贵，“从瓷土原料、制坯成型、烧窑制成，颜料选配都是在极其严格要求下由老师傅完成。‘主席瓷’由于要求高，制作成功一套需要数套数十套乃至更多的试验，那些稍有瑕疵的专用瓷，就流传到有关机构和人员手中，现在拍卖会上出现的这些专用瓷，大多都是当年流散的，只有极少数是主席用过的，这些极少数流散出来的，也大多数是一些省市专门接待毛主席的宾馆中当年为毛主席备用的，主席也只是偶尔用之。主席瓷被称为当代官窑，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成为有实力收藏家梦寐以求的宠物。……与毛主席有密切关联的收藏品都有极高的收藏价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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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个反物质、灭人欲（包括物质欲）、生活用品极为匮乏的时代。制品一般都体现“艰苦朴素”的精神，制作粗陋，能用即可。价值昂贵的用品不仅不能给使用者带来社会地位、尊敬和荣耀，反而会招惹许多灾祸。只有政治地位所显示的那种尊贵才是社会所普遍认可和追求的。然而，即使在那个时代，最高等级的政治优越仍然必须以精良的物品来显示。“主席瓷”就是这样的物品。要是“文革”真能贯彻其艰苦朴素的革命理想，要是当时高位的领导真的只使用最粗陋的物品，那么哪里还会有今天的“主席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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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的“文革”文物收藏之所以形成一些自己的特征，正是由于“文革”物品大多太“平凡”，太缺乏精品价值的缘故。“文革”文物收藏大致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个是特殊情况造成的物以稀为贵。文物指的就是那些相对稀少，不再能产生的物品。然而，一般情况下，文物是在一个相当长时间过程中逐渐稀少下来的。这种稀少增加了物品的价值，是时间在给物品增值。“文革”藏品不同，“文革”藏品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突然稀少下来的。“文革”结束后，大量的“文革”物品便被当“废品”处理掉了。“文革”藏品的稀少可以说是全社会集体丢弃的结果，它的价值与其说是因为时间的积淀，还不如说是因为侥幸未被丢弃。“文革”文物因稀少而应市，有它自己的前史。这前史就是，人们曾对“文革”有过普遍强烈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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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文革”文物市场价格上升，与其说是因为这些物品本身的优良品质（令人赏心悦目、勾起美好回忆、给人以知识教益、引发审美情趣等），还不如说是因为商业的操作。有介绍者称：“目前，‘文革’宣传画在国内外藏家的推动下，价格扶摇直上，如‘文革’宣传画《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一开），发行数达360万份，是‘文革’宣传画中的珍品，三年前也不过8000元，现市场价位在人民币2万元左右；《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夺取更大胜利》宣传画在地摊上也能卖到近万元的价格。”13且不论这个价格是否确实，或者是否有价有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宣传画的市场价格与它是不是艺术“珍品”无关。一幅当年发行360万份的宣传画，如果能有少许宣传效果，如果能少许打动人心，又何至于被众人当废物一起抛弃？何至于落得几十年后便所存无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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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收藏的第二个特征是，革命图记大于物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物都带有“文革”图记。“文革”图记指的是“文革”图像或文字，如毛主席像、语录、样板戏人物、“文革”领导人、标语口号、革命英雄、运动号召等。笔者在苏州文庙文物摊上看到一只锈迹斑驳的闹钟，钟面上是手提号志灯的李铁梅，给一位上海来客以15元的价格买走了。在同处另一摊上，还看到一个布偶人，戴军帽、着军装，是“文革”时的文艺宣传道具，亦被一位上海来客以15元买走。这两件东西之所以立刻可以被辨认为“文革”物品，乃是因为它们的图记标记。可以设想，要不是因为这些标记，卖主会不会把它们当作“收藏品”拿来出售，恐怕是个问题。一只没有“文革”图记的闹钟或者布偶，可能对关注钟表或玩具制作的人有收藏价值，但从这个角度所作的收藏，便成了钟表或玩具收藏，而不再是“文革”物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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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收藏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特有的收藏类别。“文革”文物收藏的大类别是“文革”，下面的小类别有瓷器、邮票、纸品、用具等。小类别下面还可以再接着分类，如纸品下可以有革命宣传画（也有把它与瓷器和邮票那样单独列为一个类别的）、报纸、文件、连环画、毛选语录，甚至各种奖状、证书、工作证、票证等。其中“升值空间”最大的据说是革命宣传画。14艾尔索普（J. Alsop）曾说过，收藏就是把物品归拢到收藏者能设想出来的类别中去。15“文革”藏品的收藏类别与实际收藏关系极大。人们按现有的类别收集和交易某些“文革”物品，但同时也因为现有类别限制而无法容纳许多对“文革”研究极具史料价值的东西，如私人的信件、日记、书写材料、没有革命图记的物件、日用品等。纸品材料的收集对今后社会、政治、文化性的“文革”研究会具有特殊意义。现今的“文革”纸品收藏注重在它们的物品存在而非其内容分析上。这种局限本身就是单以文物看“文革”的局限，收藏“文革”文物和研究“文革”并保存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不完全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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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藏品有它自己的类别系统。这个系统与一般收藏类别有貌似重迭的部分，但基本上是独立的，它的独立性由“文革”这一特类所概括。例如，“文革”瓷和“文革”邮票虽也可以归入一般瓷器收藏和邮票收藏，但很少有这么归类的。就邮票而言，“文革”中发行过各种各样的邮票，唯独以“文字”（文化革命邮票）备受收藏者青睐，这是因为这些邮票的“文革”图记最为明显。邮票本来就是一种热门收藏，“文字”更因为它们的特殊类属而身价不凡，甚至有专门的价格表来标明它们的“市场价格”。根据1998年12月出版的《“文字”邮票资料》，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发行时间1967年4月20日，11枚，市场价格为12万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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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藏品的第四个特征是总体的低价位。“文革”文物除了像瓷器、邮票这些本来就相当热门的收藏品种，其他品种都大为相形见绌。诸如“主席瓷”、“文字”邮票或者一些宣传画可能有颇高的价位，但一般“文革”物品的价格与它们所谓的“文物”档次其实并不符合。绝大部分的“文革”物品都是大批量生产的，制作粗陋，没有个性特色。无个性特色成为它最突出的整体特色。所以除非是数量绝对稀少，一般都只具有低层价值。这在淘宝网（taobao.com）的拍卖页上是一眼可见的。以下是2004年6月来自该网的一些例子。“‘文革’名著”《艳阳天》（第三卷）和《麦苗返青》的叫价分别是8元和10元，“文革”书刊《革命接班人》1973年第11期也是8元，“文革”早期小册子《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新指示》和《毛泽东论文艺》都是4元，《毛主席诗词歌曲选》10元。画册的价格要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画册的价格本来就高于一般书刊。《73、74年参加全国美展作品集》35元，《1975年年画缩样》50元。在今天的书籍市场上，一般的书籍价格在30元左右，画册的平常价格也在百元以上，相比之下，“文革”文物书籍的拍卖价格顶多只能说是在“贱卖”旧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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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藏品最怕落单，特别追求成套，成系列。价值与其说来自单品本身，还不如说是来自收集的辛苦。有精于此道者写道：“‘文革’报刊资料收藏重点是在各个造反派组织印刷的小报，如《战旗红》等带有浓厚火药味的‘文革’小报。这些小报大多印制了很多期，如果从创刊号收藏到最后一期，在未来的拍卖市场上肯定能拍出好价钱。但收集齐全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位行家认为，毛主席像章收藏者也得从“系列”着眼：“普通单枚像章，只需几角钱便可购得，而难得的珍稀品种和系列像章，售价特别可观。据上海《收藏通讯》介绍，两组二十枚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2万元；两组二十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1000元。由于毛泽东像章制作材料各不相同，发行量也举世无双，投资收藏的首要原则应是尽可能多品种多枚数地收集拥有。待到凑成系列或看出珍品之后，炒卖便能增添价值实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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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价值还是收藏性质来说，“文革”物品都远远比不上传统的“古董”收藏。在收藏中古董收藏才是“高雅文化”，“文革”文物收藏不过是“大众文化”。这两种收藏的主要差别在于难易不同。古董或精品收藏一向是富贵人家的事，显示出收藏者身份的优越。从古代的帝王到近代的权贵富豪，收藏是和优越的权力或财力联系在一起的。到了今天，收藏者也许不再有优越的权力，但仍需要有优越的财力和优越的知识。古董文物收藏的关键是“鉴赏”，也就是确定文物的年代、真伪和价值。这需要有专门的知识、长期的经验和频繁接触古董的实践。像钱币、铭刻、瓷器、玉器等等更是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其中的奥秘不是一般人一下子便能洞悉的。与古董收藏相比，“文革”文物收藏便形同一般走街串巷的收旧货，其中虽有一些门道，但实在算不得什么专门学问。现在的“文革”物件绝大部分是那些有“文革”图记的东西，极具直观性，极易辨认。伪造的“文革”文物也都以“文革”图记投买主之好。与“文革”有关之物几乎无须鉴别，购买和收藏自然也就失去了一层最精致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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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后者远不如前者值得占有。古董被收藏一般是因为它们有艺术、玩赏、历史价值，是些谁见了都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一件件摆开就成了摆设，令主人赏心悦目，令访客心生羡慕。特纳（Gerard Turner）曾指出，那些放置在精品柜中的物件未必向所有的世人宣示主人的权力，但却一定会给对他近旁的人留下深刻印象。19收藏家马未都谈到自己80年代初收藏古董时的心情，也是一个“喜欢”。他当时买清代中期的瓷器帽筒，“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涨个什么价，当时就是喜欢”。20对他来说，收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或者是一种占有欲”。21占有欲是在见到了好东西时才会产生的欲念。在许多收藏者那里，古董物件就是本身讨人喜欢的好东西。当然，在做古董生意的人那里，古董物件也会变成能挣钱的“好”东西。马未都先生后来做文物生意，自己察觉到心态变了，“过去买东西，前提是我喜欢，经营之后你有的东西并不喜欢，但你认为它可以赚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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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收藏者收藏“文革”物品，似乎很少是因为“喜欢”的原因。与艺术品的古董文物相比，绝大部分的“文革”文物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商品。要是这些物品值得把玩欣赏，值得长期占有，当初人们何至于将之弃如敝屣？现今对“文革”文物的介绍几乎没有不是说它们现在或将来会如何如何值钱的。这些介绍也会强调“文革”物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但那只是为了说明这些物品的“升值潜力”，目的还是为了脱手而不是鼓励占有。这种赞美和打广告是一个性质。23“文革”文物收藏有明显的商业牟利性质。这使得它和古董文物收藏的消费性质颇有差别。以保藏、自用、占有为目的的古董文物收藏是一种“奢侈浪费”，而以保值、囤积、营利为目的的“文革”文物收藏则成为一种投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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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再一个区别是收藏目的。在收藏中，“喜欢”和“值钱”这两种不同取向决定着个人趣味在收藏行为中的不同作用。“喜欢”只要考虑到收藏者自己对某一物品的喜好，而“值钱”则要考虑到他人对这一物品的需要。同一个物品，需要的人越多，也就越值钱。随着信息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古董收藏在内的收藏越来越多地受经济利益的支配。人们在收藏上的好恶往往是跟着经济指标去走：“过去信息不发达，也没有拍卖行，有人花很高的钱去买东西的时候也不被人知道。现在的商业行为有很多是公开的，有点儿像股市挂牌交易，拍卖行的每一次拍卖纪录大家都看得见，这样会导致某一种东西，比如最近这个东西上涨得很快。以前买东西别人不知道，这都属于个人消费的魅力。而对于现在来说，社会的整体牵制很大，整体的导向很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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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审美价值越高，同时又越稀罕，收藏者就越喜爱，越想自己占有。古董藏品中这样的物品相对就要多一些。相反，审美价值一般，而又并不那么太稀罕的物品，只有大量囤积，才能刺激它的价格上涨，而且有了价格，仍然不等于又就有了价值。“文革”物品往往就属于这一种收藏。古董文物之所以招人喜欢，让人想要占有，是因为它又好看，又有用。有古董的，在家里摆上几件，既可赏心悦目，又有助于物主的人品形象。“文革”文物就很少有这种功能，用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文革”小报、语录歌等来装饰家居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收藏“文革”文物往往处于投资或赢利的考量。收集“文革”纸品和像章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可以达到几十上百，有人说这是一种专门研究。其实，文物收藏和历史研究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行为，前者是个人的获取，而后者则是公共的话语。前者导致排他性的占有（是我的就不是大家的），而后者则导致容他性的共同分享（研究结果是我们大家所有）。研究物品的条件并不是占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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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革”文物和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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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除了是投资或待价而沽，确实还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怀旧心情。人们如何对待“文革”物品，记忆的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过去的人和事，我们不可能全都保存在记忆中。我们所记忆的往往是我们所选择记忆的。我们往往通过对物品的取舍规划自己的记忆，事实上，这种取舍本身就是一种记忆。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物件作一些清点，在搬迁时往往会很无奈地被迫彻底清点自己的物件。我们总是保存那些“有用”和虽“无用”但却有“保存价值”的东西。后一类东西往往就与我们意欲保存的记忆有关。我们保存这些东西，主要是因为我们“喜欢”。同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放弃我们所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出售、廉价处理或者干脆丢弃。“文革”以后，绝大部分的“文革”物品就是被这样丢弃的。“文革”中，这类物品大量积存在人们家中，往往并不全是因为有用或喜欢，而是人们没有合适的方法去丢弃它们。你可以把旧报纸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但是像《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这样的印刷品就不能这么处置。凡是有毛主席画像的物品都得格外当心，意外毁损这些物品会给人带来麻烦或者甚至灾祸。在“文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物品取舍与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是被扭曲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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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革”后“文革”物品很少被当作有用或喜欢之物保留下来的缘故，它们才成为今天收藏的对象。收藏和保存是有区别的。保存是指继续拥有自己原先已拥有的。收藏则是指从别人那里获得，并占有自己原先并不拥有的。收藏比保存更需要积极地判断物品的价值。虽然收藏判断物品价值的原则仍然是“有用”和“喜欢”这两条，但“有用”这一条却更多是指“值钱”，而不是可以继续使用。收藏比保存更能体现选择的自由。你只能保存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但你却可以选择获取你以前并不拥有的东西。文物市场并不是一个纯自由选择的地方，它受金钱的左右。在文物市场上，“文革”物品从原先的政治秩序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被放进了一个由金钱左右的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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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这个由金钱左右的秩序中，一切物品都是商品。“文革”物品和“四旧”物品曾经是对立的，现在却成了差不多同一类的物品。由于“文革”对“四旧”物品的极度破坏，许多原本十分平常的物品因现已稀少而变成了收藏的对象，如老式旧家具、窗饰、铜器杂件、年画招贴、书本报刊。一切能从当年“破四旧”运动中残存下来的物品，一起都进入了文物市场。在“文革”中，“文革”用品原本是用来代替和破除这些“四旧”物品的，可是现在却和它们陈放在一起，同样成为文物。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这两种“文物”的历史差别，但是这两类不同文物的区别还是能从它们不同的怀旧作用上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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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和喜怒哀乐一样，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感情需要。和其他形式的人之常情一样，怀旧是人对环境作出的反应。怀旧之情因人、因事、因地而变化，一首歌、一首诗、一本书或一件物都可以勾起人的怀旧之情。一般的古旧之物引起的怀旧是很空泛的，它并不把人们引向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文革”物品所引起的怀旧却一定会把人们引向“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人们往往会关心“文革”物品收藏内含的思想倾向问题。有人从中看出对“毛主席时代”的“复旧”意义上的“怀念”。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怀旧和复旧毕竟是有所区别的。“复旧”需要营造一个值得光复或发扬光大的传统、过去、文化或文明。为此，复旧需要借助一些具有公共意义的符号、象征或神话，以形成某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集体身份和目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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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旧相比，怀旧就要私人化得多，它主要是一些并不直接涉及集体过去和现在关系的“个别”记忆或回忆。这里的个别不一定指个人，也可以指有相似背景的实实在在的一群人。怀旧的代表形式是各种对“旧事”的回忆，如小说、回忆录、亲身经历记叙或故事，乃至旧友聚会聊天、信件交往、旧物的保藏和交换、收藏等。怀旧是一种回顾，是在调解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找寻一种面对过去的心态。复旧非常自以为是，怀旧则不同，“它可以是自嘲的、幽默的，在它那里，追怀和批判并不对立。回忆过去的苦难并不妨碍保持同情心、希望和批判性反思”。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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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文革”回忆往往带有明显的怀旧色彩，是一种个人“寻踪”式怀旧。说这种怀旧有私人性质，不是说它总表现为一个人的独思。事实上，私人性的“文革”怀旧总是在特定的人群中以许多公开形式出现的。私人回忆的公开出版就是一种。老三届学生的各种聚会也是怀旧的一种公众形式。俄国作家扬克尔维奇（V. Yankelevitch）曾把怀旧称作是“与自己重逢”，用到老三届聚会是再贴切不过了。27一起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老同学，下岗的下岗，退职的退职，常常在闲聊中对过去的蹉跎岁月嘘唏不已。在他们的怀旧中，没有什么可能恢复，也没有什么值得恢复，有的倒是许多自嘲和无奈。这种怀旧的情感在老三届之外的人群中也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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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怀旧的“与自己重逢”往往会超脱怀旧者的理性喜恶和是非判断，变成一种几乎是本能或非理性的冲动。越是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人，往往反倒越是会执意保存或收藏一些与“文革”有关的物件，越是不自觉地让“文革”继续左右他们的行为和思想。纽芮（Sigrid Nunez）在她的自传小说《上帝吹动的羽毛》中生动地记叙了类似的情况。纽芮的父亲是“二战”时的美国军人（一位美籍华人）。他随盟军进入德国，认识了纽芮的母亲，一位德国姑娘。他们后来一起回美国，结为夫妻。纽芮的母亲强烈认同德国和德国文化，但是痛恨纳粹。母亲从小给纽芮念格林童话，教她哼唱德国歌曲。在纽芮17岁刚上大学那年，有一次去一位教授家作客。纽芮记叙道：“我哼着曲调帮教授夫人洗碗。她狠狠瞧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教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哼什么曲调。我对他说，大概是一首德国老歌吧，我母亲做家务时常常哼它。教授说，‘这是一首叫‘Horst Wessel’的歌，是纳粹的党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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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话让纽芮回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往事。纽芮和她母亲去一家唱片商店。她母亲看到那儿有德国纳粹的进行曲出售，十分惊讶地说：“我简直不相信他们这儿还卖这个。”她母亲买了那唱片。纽芮描述她母亲听那唱片的神情：“（母亲）一脸的迷茫和感伤，只有那些看到故物回想往事的人才有这样的神情。”29母亲告诉纽芮，“怀乡”、“怀旧”这样的词都表达不了她的心情，但纽芮却能从她母亲特有的哼唱中领会这种心情：“我母亲的声音很甜美，她老是唱歌——都是德国歌。我特别喜欢一首叫‘Lili Marleen’的歌。母亲总是只哼曲不唱词。她总是很慢很慢地哼‘Horst Wessel’这首歌，听上去像是一首失恋忧伤的曲子，一点不像战斗进行曲，‘高举旗帜！团结坚强！冲锋队员迈开坚定的步伐。’我后来在书上读到了这首歌的歌词，跟我母亲那忧伤的曲调简直配不起来。”纽芮想起了英国作家伍尔芙（Virginia Woolf）说过的一句话：“一片薄荷叶，一个戴蓝圈的杯子，带回了童年的回忆。”“母亲所知道的那个德国就是纳粹德国，她的整个青少年都是在‘纳粹党徽’下度过的。母亲看到纳粹党徽，就想起了家。她没这么说，可我心里明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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