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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 第十六章 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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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过去还不到40年，但在文物市场上，“文革”物品已被列为“现代文物”。人们一般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品称作文物。明代和清初，“前朝遗物”比较普遍的名称是“古董”或“骨董”。到乾隆年间（18世纪）又开始使用“古玩”一词。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用古物一词概指“与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及其他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古董”和“古物”。1935年北平市政府编辑出版了《旧都文物略》，同年成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这里“文物”包括了不可移动的文物。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沿用“文物”一词，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关于文物的年代下限，目前国际的一般惯例是，“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1“文革”至今不过30多年，远远够不上文物的时间下限，“文革”物品之被称作“文物”，大约与“前朝遗物”的概念有关，但“文革”与今天却又并没有“前朝”的关系。“文革”物品在今天成了“文物”，主要是与人们的断代感有关。历史的久远是不能单单用实际的年数来衡量的，“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是因为“文革”时代在感觉上已经离我们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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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摊文化的另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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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物收藏现在主要是在民间，尚未成为正规博物馆认真收藏和陈列的物品。有一些很小的边缘性博物馆开始陈列一些“文革”时期的物品，但基本上是象征性的点缀。它的目的不是总结和反思历史，而只是最起码意义上的民俗展览，为的是给“文革”时期的日常表面生活作一些实物性的注释。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当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时期”作日常表面生活的实物注释，不然的话，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等等又何尝不都要有自己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是构建对群体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身份，这种构建通常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回答一些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什么是我们的好社会，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我们应当期待的未来，等等。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的公共运用……在公共领域中，联系着政治教育、博物馆和历史教育，以生产历史形象来为过去辩护，是一种政治行为”。2博物馆始终将是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争夺场所和公共政治运作空间。“文革”物品尚难以在现有的主流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有政治原因的。主流博物馆体制在“文革”物品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乃至冷落排斥，衬托出“文革”物品私人收藏的热络。这也反映了“文革”在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两重性，那就是，“文革”的政治和社会讨论仍有某种禁忌，但“文革”物品却已纳入了官方认可的“现代文物”交易。政治和市场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给予区别对待，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状使得私人文物收藏成为一种有别于博物馆，并对它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另类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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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收藏的另类文化性质可以从博物馆与珍品收藏的关系得到说明。博物馆是每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群体历史和群体身份构建设施，从17世纪中叶算起，至今不过250年的历史。现代博物馆收藏的前身是古代的“珍品收藏”，15世纪以前的珍品收集是没有内在秩序的物品聚合，之后出现了为增进收藏为目的的收藏室，称作“陈列室”、“学习室”或“工作室”，被收藏的物品集合开始有了内在秩序，这个秩序先是16世纪的“神创世界”，后是17世纪的“自然历史”，然后又在19世纪充分发展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群体的历史和身份。3今天，博物馆已经和珍品收藏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模式的文物收藏，前者是集体性的，后者是个人性的。前者追求的是理性秩序，后者崇尚的是灵感快意。前者在物品中营造历史、传统、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后者在文物中寄托情趣、品位、怀旧者的感伤或者投资者的贪婪。前者和后者之间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别，在公共空间为专制力量所把持的社会中，私人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有政治对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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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馆和珍品收藏之间还存在着一道墨雷（David Murray）所说的“现代”和“前现代”的区分。早在上个世纪初墨雷就指出，现代博物馆的基本原则是“专门化和分门别类”。4从自然史、国家历史到艺术、军事、科技等，各种门类的博物馆所精心汇总、陈列的物品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揭示某种具有真理意义的发展规律或过程。与此相比，前现代的珍品收藏则与这种真理使命无关，它给人带来的是意外的惊喜和好奇，“新、奇、特”是它的吸引人之处。它的展示效果与其说是教化性的，还不如说是情感性的；与其说是因为理性智慧揭示真理的秩序，还不如说是混沌无序的经验生活本来就有快乐。当今中国的“文革”文物收藏不仅具有墨雷所说的那种思想前现代性（非教化、非启蒙、非真理），还具有一种市场前现代性。“文革”文物绝大部分是在不同于现代商场的地摊上展示和交易的。文化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现代商场（百货公司和精品商店）和博物馆有相似的公共“教化”和“启蒙”作用。这两种设施都以提升大众的某些品位、向大众灌输某些价值、调教大众在公众场合的行为举止为己任。5从收藏意义和商业运作上说，作为地摊文化的“文革”物品都够不上现代的标准，因此在当今现代化中国社会中具有明显的边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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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博物馆和珍品收藏的区别值得注意，博物馆和“市集”的区别也很重要。福柯指出，在后一个对比中，重要的不只是不同的物品秩序，而更是两种不同社会场所。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是一个把流动的时间积累并凝固于不变场所的设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现代场所的“现代的理念”。市集是一种与博物馆理念完全不同的场所。博物馆占据着城市的中心，高大的建筑象征着它的永恒，而市集则大多在城郊，有集时人头涌动，熙熙攘攘，“摔跤的、弄蛇的、算命的”，什么样的人都有，集无定市，集散市空。集市与时间的关系不在于积累，而在于“时间的流逝，瞬息万变、不可挽留和喜庆气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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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贝奈特（Tony Bennett）把博物馆和市集的场所进一步充实为社会化空间的区别。博物馆不仅是一个知识的殿堂而且还是一个教化文明的设施。博物馆是一个大众行为的“表率之地”。7在博物馆里，访问者“不准随意吃喝，不准触摸展品”，当然，还必须穿戴整齐，不得大声喧哗，不得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等。8与博物馆相比，市集简直就是一个杂乱散漫的地方，穿汗衫的、穿拖鞋的、光膀的、大声吆喝的、吵架的、讨价还价的、趁机偷东西的，什么“不文明”的行为都有。博物馆的一处处展品是按一定的路线安排陈列的，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循着参观路线在作“经过组织的步行”（organized walking）。尽管访问者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他们的腿却并不自由。访问者“腿上的思想”实际上早已由博物馆预先设定。9市场却不一样，一个又一个的摊位构成了迷宫般的网络，每个人都可以信步走来，或走马看花，或驻足细观，一切随意而为，悉听尊便。腿是自己的腿，思想也是自己的思想。在市场里，不存在将众人作单一社会化的统一空间。市场上的人乱得很、杂得很、野得很，他们拒绝被驯化，拒绝管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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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和博物馆的区别很能反映现今“文革”藏品和主流博物馆藏品的不同。现今的“文革”藏品主要集中在私人手上，主流博物馆尚未有容纳它们的历史叙事空间。谁要想领略“文革”藏品，谁就非得到文物市场去逛逛，当然，那不是正而八经的文物商场，而是市集式的古董文物摊。这些古董文物摊与博物馆的关系并不尽然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对立场所。古董文物摊和普通的市集不同，它们并不在郊外，而是往往寄生在现代都市相当固定而又颇为热闹的“文化场所”，如北京的潘家园和红桥、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孔庙等等。可以说，古董文物摊位所占据的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博物馆和市集的折衷场所，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大众市场。10以苏州的情况为例，交易“文革”文物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在人民路三元坊以南的孔庙，另一处则是在不远处的苏州工人文化宫。孔庙那里有自由交易的文物市场，周日都是固定的大小柜台，周末才有“散摊”。固定的柜台出售的是常见的古玩、古董和收藏品，如玉器、瓷器、家具、文房用具、钱币、电话卡等，周日一般冷冷清清。到了周末，散摊都来了，孔庙才真正热闹起来。不过，固定柜台主对零散摊主还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苏州工人文化宫那一处交易柜台都设在一个用墙围着的地方，称作“苏州市职工收藏品交换中心”。这里面有十几个常设的柜台，但只有两三个陈列和出售一定数量的“文革”物品。在“文革”市场摊，“文革”物品的基本特征是杂、乱、零散。周六和周日两天，孔庙最为热闹，俨然成了昔日的市集。零散摊每摊交费10元（2005年6月调整到每一米五摊位20元）。交易“文革”文物的摊子一般是杂摊，除了卖“文革”物品，也卖别的，专卖“文革”物品的极少。“文革”物品收藏者到这里是真正来“淘宝”的。墨雷说珍品收藏的乐趣全在于意外发现和新鲜有趣，“淘宝”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他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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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大众文化的“文革”物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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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虽然被称作“文物”，但收藏这些物品却未必能算得上是“高雅文化”，称它为大众文化似乎更合适一些。说“文革”文物收藏是一种大众文化活动不是指参与其中的人群很广大，也不是指这种收藏已经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说它是大众文化是指它与精英式收藏，尤其是博物馆收藏，形成了近于两极的对比。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最重要的不是种类的区别（例如电影或小说，可以既是精英的，又是大众的），而是价值的区别。精英的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大众的则反之。大众文化是在与精英文化的对比中被区分出来的。这一点在“文革”文物收藏的对象物品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在同为私人收藏的不同物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按重要/不重要区分构建起来的优劣高下秩序。“文革”物品在“文革”期间都是些普通物件，现在虽然稀少了，但仍然是普通物件，与原本就贵重或尊贵的“真古董”相比，“文革”藏品明显处在“不重要”的那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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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评估物品时运用的不只是市场价格，而更是一种与社会高低、贵贱等级系统有关的价值观，布迪厄（P. Bourdieu）称之为文化惯习，波德里亚（J. Baudrillard）称之为物品系统。11这种文化价值观基本上是由多种可能的对立两分形成的，如真/伪、艺术/非艺术、重要/一般、有趣/无聊、杰作/劣作、贵重/平贱、精品/一般制品、真挚/造作等。文化价值往往反映为市场价格，但并不总是如此。与文化价值有关的种种对比关系可能互相结合，形成其他的重要价值对比。例如，同为过去某一历史时期的遗物，越与尊贵的人物有关，当时的价格越昂贵，当时和后来就越被看成是“重要”，越可能是“精品”、“杰作”、“艺术品”，越具收藏价值，等等。现今对文物价值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延续。越尊贵、越富有的人，越有能力得到高文化价值的物品。这样的物品也一直被看成是最值得收藏的物品，因此是高层价值的物品。高层价值物品有“二贵”的特征：由尊贵者使用，有昂贵价格。相反，那些给普通人使用的、原本廉价的、成批制造的、没有个别特色的物品，便只有低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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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二贵原则”的“文革”文物收藏品是所谓“主席瓷”。“主席瓷”是“文革”瓷中的一种，它的制作精良是因为它原定使用者地位的尊贵。在“文革”时代，这是一种至尊，其他的尊贵皆由它所赐予，是一些联带的尊贵。有行家指出：“‘主席瓷’是专为毛主席生产的瓷器，当年由景德镇瓷厂（一说是在湖南）成立专门班子制作，瓷质细腻，莹白发光，精美绝伦，图案多为梅花，这是因为毛主席喜欢梅花。为主席制作的专用瓷器包括餐具、茶具等，全部是配套，多达数十种。”物品以用者为贵，“从瓷土原料、制坯成型、烧窑制成，颜料选配都是在极其严格要求下由老师傅完成。‘主席瓷’由于要求高，制作成功一套需要数套数十套乃至更多的试验，那些稍有瑕疵的专用瓷，就流传到有关机构和人员手中，现在拍卖会上出现的这些专用瓷，大多都是当年流散的，只有极少数是主席用过的，这些极少数流散出来的，也大多数是一些省市专门接待毛主席的宾馆中当年为毛主席备用的，主席也只是偶尔用之。主席瓷被称为当代官窑，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成为有实力收藏家梦寐以求的宠物。……与毛主席有密切关联的收藏品都有极高的收藏价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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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个反物质、灭人欲（包括物质欲）、生活用品极为匮乏的时代。制品一般都体现“艰苦朴素”的精神，制作粗陋，能用即可。价值昂贵的用品不仅不能给使用者带来社会地位、尊敬和荣耀，反而会招惹许多灾祸。只有政治地位所显示的那种尊贵才是社会所普遍认可和追求的。然而，即使在那个时代，最高等级的政治优越仍然必须以精良的物品来显示。“主席瓷”就是这样的物品。要是“文革”真能贯彻其艰苦朴素的革命理想，要是当时高位的领导真的只使用最粗陋的物品，那么哪里还会有今天的“主席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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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的“文革”文物收藏之所以形成一些自己的特征，正是由于“文革”物品大多太“平凡”，太缺乏精品价值的缘故。“文革”文物收藏大致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个是特殊情况造成的物以稀为贵。文物指的就是那些相对稀少，不再能产生的物品。然而，一般情况下，文物是在一个相当长时间过程中逐渐稀少下来的。这种稀少增加了物品的价值，是时间在给物品增值。“文革”藏品不同，“文革”藏品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突然稀少下来的。“文革”结束后，大量的“文革”物品便被当“废品”处理掉了。“文革”藏品的稀少可以说是全社会集体丢弃的结果，它的价值与其说是因为时间的积淀，还不如说是因为侥幸未被丢弃。“文革”文物因稀少而应市，有它自己的前史。这前史就是，人们曾对“文革”有过普遍强烈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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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文革”文物市场价格上升，与其说是因为这些物品本身的优良品质（令人赏心悦目、勾起美好回忆、给人以知识教益、引发审美情趣等），还不如说是因为商业的操作。有介绍者称：“目前，‘文革’宣传画在国内外藏家的推动下，价格扶摇直上，如‘文革’宣传画《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一开），发行数达360万份，是‘文革’宣传画中的珍品，三年前也不过8000元，现市场价位在人民币2万元左右；《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夺取更大胜利》宣传画在地摊上也能卖到近万元的价格。”13且不论这个价格是否确实，或者是否有价有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宣传画的市场价格与它是不是艺术“珍品”无关。一幅当年发行360万份的宣传画，如果能有少许宣传效果，如果能少许打动人心，又何至于被众人当废物一起抛弃？何至于落得几十年后便所存无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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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收藏的第二个特征是，革命图记大于物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物都带有“文革”图记。“文革”图记指的是“文革”图像或文字，如毛主席像、语录、样板戏人物、“文革”领导人、标语口号、革命英雄、运动号召等。笔者在苏州文庙文物摊上看到一只锈迹斑驳的闹钟，钟面上是手提号志灯的李铁梅，给一位上海来客以15元的价格买走了。在同处另一摊上，还看到一个布偶人，戴军帽、着军装，是“文革”时的文艺宣传道具，亦被一位上海来客以15元买走。这两件东西之所以立刻可以被辨认为“文革”物品，乃是因为它们的图记标记。可以设想，要不是因为这些标记，卖主会不会把它们当作“收藏品”拿来出售，恐怕是个问题。一只没有“文革”图记的闹钟或者布偶，可能对关注钟表或玩具制作的人有收藏价值，但从这个角度所作的收藏，便成了钟表或玩具收藏，而不再是“文革”物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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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收藏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特有的收藏类别。“文革”文物收藏的大类别是“文革”，下面的小类别有瓷器、邮票、纸品、用具等。小类别下面还可以再接着分类，如纸品下可以有革命宣传画（也有把它与瓷器和邮票那样单独列为一个类别的）、报纸、文件、连环画、毛选语录，甚至各种奖状、证书、工作证、票证等。其中“升值空间”最大的据说是革命宣传画。14艾尔索普（J. Alsop）曾说过，收藏就是把物品归拢到收藏者能设想出来的类别中去。15“文革”藏品的收藏类别与实际收藏关系极大。人们按现有的类别收集和交易某些“文革”物品，但同时也因为现有类别限制而无法容纳许多对“文革”研究极具史料价值的东西，如私人的信件、日记、书写材料、没有革命图记的物件、日用品等。纸品材料的收集对今后社会、政治、文化性的“文革”研究会具有特殊意义。现今的“文革”纸品收藏注重在它们的物品存在而非其内容分析上。这种局限本身就是单以文物看“文革”的局限，收藏“文革”文物和研究“文革”并保存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不完全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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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藏品有它自己的类别系统。这个系统与一般收藏类别有貌似重迭的部分，但基本上是独立的，它的独立性由“文革”这一特类所概括。例如，“文革”瓷和“文革”邮票虽也可以归入一般瓷器收藏和邮票收藏，但很少有这么归类的。就邮票而言，“文革”中发行过各种各样的邮票，唯独以“文字”（文化革命邮票）备受收藏者青睐，这是因为这些邮票的“文革”图记最为明显。邮票本来就是一种热门收藏，“文字”更因为它们的特殊类属而身价不凡，甚至有专门的价格表来标明它们的“市场价格”。根据1998年12月出版的《“文字”邮票资料》，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发行时间1967年4月20日，11枚，市场价格为12万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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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藏品的第四个特征是总体的低价位。“文革”文物除了像瓷器、邮票这些本来就相当热门的收藏品种，其他品种都大为相形见绌。诸如“主席瓷”、“文字”邮票或者一些宣传画可能有颇高的价位，但一般“文革”物品的价格与它们所谓的“文物”档次其实并不符合。绝大部分的“文革”物品都是大批量生产的，制作粗陋，没有个性特色。无个性特色成为它最突出的整体特色。所以除非是数量绝对稀少，一般都只具有低层价值。这在淘宝网（taobao.com）的拍卖页上是一眼可见的。以下是2004年6月来自该网的一些例子。“‘文革’名著”《艳阳天》（第三卷）和《麦苗返青》的叫价分别是8元和10元，“文革”书刊《革命接班人》1973年第11期也是8元，“文革”早期小册子《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新指示》和《毛泽东论文艺》都是4元，《毛主席诗词歌曲选》10元。画册的价格要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画册的价格本来就高于一般书刊。《73、74年参加全国美展作品集》35元，《1975年年画缩样》50元。在今天的书籍市场上，一般的书籍价格在30元左右，画册的平常价格也在百元以上，相比之下，“文革”文物书籍的拍卖价格顶多只能说是在“贱卖”旧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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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藏品最怕落单，特别追求成套，成系列。价值与其说来自单品本身，还不如说是来自收集的辛苦。有精于此道者写道：“‘文革’报刊资料收藏重点是在各个造反派组织印刷的小报，如《战旗红》等带有浓厚火药味的‘文革’小报。这些小报大多印制了很多期，如果从创刊号收藏到最后一期，在未来的拍卖市场上肯定能拍出好价钱。但收集齐全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位行家认为，毛主席像章收藏者也得从“系列”着眼：“普通单枚像章，只需几角钱便可购得，而难得的珍稀品种和系列像章，售价特别可观。据上海《收藏通讯》介绍，两组二十枚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2万元；两组二十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1000元。由于毛泽东像章制作材料各不相同，发行量也举世无双，投资收藏的首要原则应是尽可能多品种多枚数地收集拥有。待到凑成系列或看出珍品之后，炒卖便能增添价值实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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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价值还是收藏性质来说，“文革”物品都远远比不上传统的“古董”收藏。在收藏中古董收藏才是“高雅文化”，“文革”文物收藏不过是“大众文化”。这两种收藏的主要差别在于难易不同。古董或精品收藏一向是富贵人家的事，显示出收藏者身份的优越。从古代的帝王到近代的权贵富豪，收藏是和优越的权力或财力联系在一起的。到了今天，收藏者也许不再有优越的权力，但仍需要有优越的财力和优越的知识。古董文物收藏的关键是“鉴赏”，也就是确定文物的年代、真伪和价值。这需要有专门的知识、长期的经验和频繁接触古董的实践。像钱币、铭刻、瓷器、玉器等等更是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其中的奥秘不是一般人一下子便能洞悉的。与古董收藏相比，“文革”文物收藏便形同一般走街串巷的收旧货，其中虽有一些门道，但实在算不得什么专门学问。现在的“文革”物件绝大部分是那些有“文革”图记的东西，极具直观性，极易辨认。伪造的“文革”文物也都以“文革”图记投买主之好。与“文革”有关之物几乎无须鉴别，购买和收藏自然也就失去了一层最精致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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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后者远不如前者值得占有。古董被收藏一般是因为它们有艺术、玩赏、历史价值，是些谁见了都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一件件摆开就成了摆设，令主人赏心悦目，令访客心生羡慕。特纳（Gerard Turner）曾指出，那些放置在精品柜中的物件未必向所有的世人宣示主人的权力，但却一定会给对他近旁的人留下深刻印象。19收藏家马未都谈到自己80年代初收藏古董时的心情，也是一个“喜欢”。他当时买清代中期的瓷器帽筒，“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涨个什么价，当时就是喜欢”。20对他来说，收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或者是一种占有欲”。21占有欲是在见到了好东西时才会产生的欲念。在许多收藏者那里，古董物件就是本身讨人喜欢的好东西。当然，在做古董生意的人那里，古董物件也会变成能挣钱的“好”东西。马未都先生后来做文物生意，自己察觉到心态变了，“过去买东西，前提是我喜欢，经营之后你有的东西并不喜欢，但你认为它可以赚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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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物品收藏者收藏“文革”物品，似乎很少是因为“喜欢”的原因。与艺术品的古董文物相比，绝大部分的“文革”文物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商品。要是这些物品值得把玩欣赏，值得长期占有，当初人们何至于将之弃如敝屣？现今对“文革”文物的介绍几乎没有不是说它们现在或将来会如何如何值钱的。这些介绍也会强调“文革”物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但那只是为了说明这些物品的“升值潜力”，目的还是为了脱手而不是鼓励占有。这种赞美和打广告是一个性质。23“文革”文物收藏有明显的商业牟利性质。这使得它和古董文物收藏的消费性质颇有差别。以保藏、自用、占有为目的的古董文物收藏是一种“奢侈浪费”，而以保值、囤积、营利为目的的“文革”文物收藏则成为一种投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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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再一个区别是收藏目的。在收藏中，“喜欢”和“值钱”这两种不同取向决定着个人趣味在收藏行为中的不同作用。“喜欢”只要考虑到收藏者自己对某一物品的喜好，而“值钱”则要考虑到他人对这一物品的需要。同一个物品，需要的人越多，也就越值钱。随着信息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古董收藏在内的收藏越来越多地受经济利益的支配。人们在收藏上的好恶往往是跟着经济指标去走：“过去信息不发达，也没有拍卖行，有人花很高的钱去买东西的时候也不被人知道。现在的商业行为有很多是公开的，有点儿像股市挂牌交易，拍卖行的每一次拍卖纪录大家都看得见，这样会导致某一种东西，比如最近这个东西上涨得很快。以前买东西别人不知道，这都属于个人消费的魅力。而对于现在来说，社会的整体牵制很大，整体的导向很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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