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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这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群体共建的过程。因此，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考还必然包括强调公民政治在民族国家群体中的作用。民族不能自动代表整个社会的和谐，也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利益。在民族成员之间，实际上也是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谐。由于种族、社会地位、个体经历、文化传统的差异，关于自由、公义、社会、秩序、欲望、个体的信念和经验观察等是高度分歧的。“民族”要能整合这些差异，靠的不是“民族共性”，而是公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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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提出的“正义、平等、自由等问题，超出了民族的范畴”，具有超民族的意义。36同样是这些价值问题，决定了在国际上享有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合法性。对于公民来说，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群体不只因为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值得如此。37这种认同包含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当一个民族不能给民族成员的个体提供安全、发展和自由，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就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根据。就个人而言，人被划定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当他在一个特定的民族里失去了生存权和其他权力，就可以不认同该民族，这取决于他所认定的价值观念”。38这种以价值观念为取向的认同观当然不只是建立在纯主观的判断上，而是与对其他民族国家群体的了解和优劣比较有关，这种了解和比较越深入，对普遍价值的信念也就越全面，信念也就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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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考涉及一些颠覆国界限制的议题，但并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涉及全球化超疆域、超国际关系力量对民族主义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影响。尽管如此，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却已经提出了一些与当今中国现状有关的、亟待继续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例如，如何克服国家间关系和国家内部关系这二者之间传统上所存在的割裂状态？民族主义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中坚持平等、自由和尊严的权利，如何在国家内部也充分落实每个公民的平等、自由和尊严？普通公民如何获得这些权利，是由政府权力恩赐，还是由公民政治去争取和维护？只有明确思考了这些基本的公民国家问题，才有可能使得公民政治由民族国家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全球范围。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考在当今中国的意义正在于它把公民国家的问题摆到了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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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将国家定义为“被疆界所束缚的权力的容器”，即一套由权力组织的、为权力服务的机构。39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也就是主权国家。任何一个在国际间得到认可的政权国家都享有“主权”，也享有国际间的法律正当性。但是，政权国家在国际间的法律正当性（国外主权）与它在国内的道义正当性和合法性（国内主权）之间并不是一回事。在国际关系中，受到重视的是国家的国外主权，而不是国内主权，国家被想当然地当作了一个统一和同一的行为主体。然而在国内社会现实中，国家并非是这样一个主体，国内社会一直就是一个充满分裂与冲突的非统一体，它由各种各样的利益分裂和联盟的关系网所构成。40“民族国家”和“公民国家”的概念都可以帮助和促进对国家统一性和同一性的认同。这两个概念并不必然矛盾，因为民族为了使自己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有必要使用公民这一概念。41然而，民族国家和公民国家之间却有着重要的区别。一个民族群体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族性区别中自我辨认的，而一个公民群体则无须如此。公民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像民族群体间那么充满了“自然”鸿沟和隔阂。甚至可以说，由于所有公民群体都认可公民社会的一些普遍价值和原则，不同公民群体之间反倒有了许多自然共同点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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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国际主义”而言的，强调公民身份和公民群体认同（无论是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非民族主义，更不一定就是反民族主义。中西治指出：“Nation State不论是指民族国家还是公民国家，其实都是政治家们的一个目标而已，在现实中实际并不存在。赞成这一目标的被称为民族主义，而反对这一目标的则被称为国际主义。”42由于公民群体间和民族间的不同关系，公民群体观比民族群体观更具有国际主义倾向。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与这种倾向是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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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国家”的主要区分概念是“君主国家”或作为其变种的“专制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君主国家转变为公民国家，就是主权由君主向人民、公民转移，公民成为政治的主人，公民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主体。但当今的许多国家，与其说是公民拥有主权的国家，还不如说权力拥有和统治公民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公民其实与以前的臣民并没有什么两样。公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家政策的过程和对国家政府施加影响，这是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民主政体的根本标志。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主权国家往往与国内是否实行民主政治、国家和公民权利是否合乎宪政法治原则无关。国家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时常会采用黑箱作业的方式，奉行大多数公民不赞同的政策。在国家主体的行为与公民意愿相违背的情况下，公民要求参与国家主体事务的要求往往会受到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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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国家的意义在于，它使得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包括对外国际政治，成为合理合法的要求。“公民”作为一个有别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它的意义正在于公民可以就社会事务采取共同行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影响力越来越直接对国内社会和公民发挥作用，公民对参与国家政策决策过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造成这种可能性的技术革命又进一步使公民的政策决策能力日益受到重视。国家政府权力越来越受到民主要求的制约，往往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如果国家不能回应公民对民主的要求，公民就会与国家权力发生对抗，对国家权力提出挑战，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采取公民社会行动。公民社会的形成是民主社会形成的继续，它形成了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具有自律性的公共空间。公民在作为公民的同时也是公众（复数的公众），以公众的身份关心和参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在公民国家里，公民既是权力的拥有者，同时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公民既是国家权力的参与者，更是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固有权力的主体者。因此，公民既在国内对国家具有影响力，又成为超越国界的对外权力的直接所有者和行使者，形成全球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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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的民族主义和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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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众民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都是在社会要求民主这个现实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它们都设想一个与国家权力保持某种距离的社会，民粹民族主义设想的是一个游离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存活于“大众文化”中的“公众社会”；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则设想一个能够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体公民权利的民主公民社会。在这两种民族主义里，国家和社会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为应对这种性质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一个设想的策略是井水不犯河水，另一个则是戒备和抵抗。在这样两种国家和社会关系之外能否设想另一种不同的关系呢？如果说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始终关注民族国家的良性构建的话，那么能否设想一种更为融洽、更有建设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有无可能在中国发展出一种更为积极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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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或者至少是现有的全球化理论，为我们设想一种更融洽、更有建设性的积极民族主义提供了可能。要克服现有的社会对国家的疏离和对立（首先表现在官民的对立、普通人在权力面前的无力感和无安全感、对国家决策程序的不满和无能为力、对政策动机的怀疑和不信任、对法律机构的敬而远之等），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让“统治”转化为“治理”（governance），“治理与公民社会有天然的密切关系，没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就无所谓治理的实现，因为治理不是国家或政府执行的统治，而是它们与社会的平等合作，并且社会发挥的作用应越来越强大”。43由于治理和政府统治的区别，由于全球体制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治理成为全球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它的意义却并不只是体现在超疆域空间，而同样也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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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就其“善治”和“公共管理”的意义而言，治理比政府管理范围更广，包括了非国家的行为者。在治理中，国家的事并不只是由政府说了算，公共的、私人的和自愿组织的行为者都可以参与其间。而且，国家和后一类行动者之间的界限是灵活的、模糊的，不是你我分明的，更不是自然冲突的。治理体现的是群体成员以不同组合形式的共同参与，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统治，“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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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使得治理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公民政治意义的理念，“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重视，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认同，首先要归功于世界银行”。45世界银行1989年发表的报告《南撒哈拉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和1992年的《治理与发展》系统地阐述了治理的理念：“治理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技术领域’的，强调治理就是建立‘发展的法律框架’和‘培养能力’。其中包括实现法治、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等。二是支持和培养公民社会的发展，自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社团等都是要发展的对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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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理念不仅要求从政府统治转向社会自我管理，而且更要求从培养普通人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做起，切实发展宪政民主和公民政治。其中最基本的两条便是公民言论和结社的政治自由权利，这也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坚持。没有这两条，在一国之内发展自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团都是做不到的，更谈不上什么超越疆界的非政府组织活动。谁关心全球正义，谁不愿意看到弱肉强食的世界恶霸，谁不愿意接受专制压迫的国内暴政，谁就会赞同全球治理的理念，而正是这一理念在促进着许多国家公民政治的发展。只有公民政治才能把国内政治和全球政治统一为具有完整道义价值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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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使这种统一有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尤其是它所形成的新社会空间和新公民政治主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公众活动有意义的社会空间在不断扩大和变化。在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阻隔、没有距离、甚至没有国界的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将越来越不以国家为中心。人类社会关系将在以地球为单位的基础上展开并重新组织。国界对人们的生活而言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定位，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无国界的社会领域。全球化发展正在形成全球规模的社会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地位和职能的降低已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国家之外的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准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等已开始登上国际体系的舞台，正在迅速成为多元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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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使得非国家主体介入了原本由国家主体独占的领域。自从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群体自我想象的基本模式以来，国际关系不过是一种多边化关系。全球化的力量则在渗透并打破国界的限制，并从人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行为体的根本性质，动摇（当然不是取消）国界的至尊意义。随着世界正在形成一个超国界的社会领域，国界对于人们的生活而言已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国家主体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非国家主体补充或代替。48在目前的世界上，存在着三万八千多个在国外建有分公司的重要跨国公司，约一万个非政府组织，三百个类似于联合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四千七百个类似于国际大赦那样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这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着有效的作用，并且与政府相互作用。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非国家主体，如游击团体、犯罪集团和恐怖集团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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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使得新的政治共同体、世界公民和全球公民社会，至少在理念和理想的层次上成为可能。全球化的发展，不但向具有历史传统和固定特性的国家观念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民族国家必然具有共同价值观的观念也提出了质疑。由于全球化的出现，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组织所具有的意义正在发生变化，其最重要的标志便是从“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向“公民国家”转移。50只有当“公民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各国政治现实时，以超疆域公民运动和非政府组织联系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世界公民共同体才有可能对所有国家中的人民具有实质意义。当今世界上，形成全球公民社会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那些在国内敌视和压制公民民主政治，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掩护专制的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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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治理在促进国内公民政治的发展，但全球治理的实践模式却是由国内公民政治所提供。这是因为从历史上说，公民政治在民族国家内的实践先于全球化的发生。不同的现代民族国家由君主国家（或其他形式的专制国家）转变为公民国家，有它自己的特征和过程。全球治理是不同国家公民政治发展的共同贡献。当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主权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质上成为国家主权的基础时，治理就开始起作用了。治理的实现依靠三个层次上的公民国家变革：在制度层次上要创造一个“中立的”国家；在社会层次上要创造一个自由的公共领域或者公民社会；在个人层次上要创造一个自由的“自我”和行为的“现代”模式。51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所不断强调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治理理念。中国之所以特别需要强调这一理念，是因为在中国民族国家尚未充分转化为一个公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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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相当受肯定的全球政治理念，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关系研究由于长期局限于国家实力和正式制度所导致的目光短浅狭隘的缺陷”。52福克（R. Falk）总结了全球治理优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政治的四个特点，它们分别是：一、治理使人们注意到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和集体努力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人类事务，参与者不仅包括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机构，还有各种区域性、跨国的以及地方基层的行为者；二、“全球治理委员会”使这个术语具体化了，它认为可以通过治理来改善冷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基础；三、治理概念更有弹性和分析力，避免了“全球”或“世界”政府概念带有的反主权嫌疑，减弱了各国政府对这类思想的恐惧和抵触；四、避免了用“国家主义”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同时，它代表了这样一种信念：自发组织体系以及其他非官僚化方式的权威可以不通过制度化就取得有益的结果。而且，全球治理框架与传统的国家主义框架相比，更容易容纳正在出现的全球公民社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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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瞻望中国在今后世界中的地位和它对世界的可能贡献时，应努力破除现有国家关系的限制。迄今为止，产生于国际关系思考中的反自由化、反西方化和反普遍化论调已经僵化为一种教条主义和原教旨意识形态。这使得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很难与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中已经在实践公民政治的人们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相互支援的感觉，更不要说是实质性联系了。这些民族主义者们强调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体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式。这种“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割裂是现今中国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格不入、难以在全球治理中找到自己积极位置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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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治理的三个主要因素（价值观念、制度和行动）中，最基本的是价值观念。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的，那就是，人类必须，也有能力取得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没有这样的共识，就无法产生全球层次上多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全球治理委员会”曾列举了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尊重生命、自由、正义与公平、相互尊重、关怀以及诚实。在该委员会看来，不仅需要确立核心价值，还要建立全球公民伦理观。它要求自由市场和官僚机构必须运行人性化的改进，强调自由市场必须接受人道价值的规范，坚持限制个人和团体间的无序竞争和自私冲动。这将有助于对全球化的认同，因为现有的许多反全球化情绪都与不满和厌恶自由市场的“全球资本主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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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伦理是一个以进一步全球化，而不是反对全球化来改善现有全球化的起步方案。全球伦理还明确规定了所有人的权利和责任。所有人的权利包括：安全的生活、公平的待遇、公平生活和获得福利的机会、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保留相互间的差异、参与所有层次的治理、要求弥补大量不公正的冤屈、争取自由而公平的请愿权、平等获得信息以及平等使用全球公共资源。所有人要承担的责任包括：为公共生活作贡献、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安全和福利的影响、推进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平等、通过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全球公共资源的方法来保护下一代的利益、积极参与治理以及为消除腐败而工作。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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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族国家群体共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蓝图。这个蓝图中不仅包含着与全球正义相一致的民族社会正义观，而且还包括着一种更为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和一种更民主的公民国家理想。由于这样的公民国家能自觉地进入全球价值共建的过程和机制，它可以在解决自己国内各种政治、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作为一个民族群体，中国可以为确保全球和平、全球安全保障、全球福利、全球可持续环境以及人权等发挥更大的集体作用。全球治理理念中包含的公民治理观念应该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理想，也应该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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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此处另有一节讨论，本版未收录此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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